西班牙旅行筆記(64)_林達

六四

　　1937年的5月底，共和派的軍隊有了一次目標是塞哥維亞的小規模進攻。塞哥維亞，就是那個有著羅馬輸水道的小城。今天想想真是很慶倖，幸虧他們沒有把這輸水道給打塌了。這一次，是法國和比利時人組成的國際縱隊第十四營參加了戰鬥。這次戰鬥就是海明威《喪鐘為誰而鳴》的故事原型。

　　就在同時，1937年5月，由共和派控制的巴賽隆納大亂，左翼陣營中的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斯基派遭到共產國際的殘酷鎮壓。

　　奧威爾從前線回來，更為驚訝地發現，一旦革命退潮，西班牙人在迅速回到原來狀態。首先是，每個人又穿起了時髦的衣服，而民兵不再時髦。奧威爾說，「政治上清醒的人們，已經意識到，這是一場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兩敗俱傷的戰爭，而遠非同佛朗哥的戰爭」，「勞工聯合會和工人總聯合會之間，在互相暗殺」。奧威爾發現，「自己最後的希望，可能就是混在毫無意義的巷戰中，行進在寫滿標語的紅旗後面，然後被某一視窗陌生人手中的半自動步槍擊中」，他不得不回想自己來西班牙的初衷，「這可不是我理想中有意義的獻身」。

　　還來不及多想，內鬥的巷戰已經開始了。共產黨和共和派軍官之間，爆發了內部衝突。四天巷戰中有一千多人被殺。奧威爾回憶說，「在我一生中，再也沒有比那幾天的殘酷巷戰更令人難過、大失所望或令人心煩的事情了。」面對殘酷現實，他已經不由自主地好幾次要把內鬥的對方叫做「法西斯」。

　　奧威爾偶然參加的這一派，被政府宣佈為「非法組織」。「猜疑的氣氛在各色人群中形成，絕大部分人不敢多管閒事。人們都染上了間諜瘋狂症，悄悄嘀咕著其他每個人都是共產黨或託派分子或無政府主義者或諸如此類的間諜。肥胖的俄國特務把所有的外國避難者都整了個遍，還說這都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陰謀。」

　　卡巴耶羅總理拒絕正式鎮壓統一工人党，為此，在史達林的壓力下辭職，被內格林博士所取代。內格林博士據說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人，生物學博士，家庭非常富有。從人品來說，口碑很好，也很開明。他沒有自己很強的意識形態傾向，但是他認為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不惜一切來打贏這場戰爭，為此不得不利用共產黨來維護和蘇聯的良好關係，從而從蘇聯購買武器。在左翼中他是個右翼，宣佈「尊重私有財產」，試圖抵禦「集體化」的浪潮。

　　可是內格林一上臺，就發出逮捕統一工人党的命令。於是這個党遭到共和政府的血腥鎮壓。

　　巴賽隆納所在的加泰羅尼亞地區，和巴斯克地區一樣，一直有很強的自治訴求。共和派的中央政府很難掌控他們。在奧威爾看來，這次內鬥為共和政府「奪取加泰羅尼亞的全部控制權提供了一個盼望已久的藉口」。在內格林總理的決定下，西班牙政府又從瓦倫西亞轉移到了巴賽隆納。巴賽隆納成了內戰期間的「臨時首都」，戰場重點也就在往東北方向移。共和政府進來之後，巴賽隆納就開始大清洗。

　　奧威爾還發現，在共和派控制地區，新聞檢查不是針對佛朗哥派，而是針對自己人的異端。奧威爾落入的這一派的報紙「頭版都被審查成了空白頁」。剛剛過去的內鬥，馬上被描繪為是「完全由統一工人党發動的法西斯『第五縱隊』的叛亂」。

　　奧威爾和海明威不同的是他陰差陽錯的經歷，他不僅在前線受凍受餓，還恰恰落在了一個特殊的群體裡，他們被西班牙共產黨和共和政府宣佈為隱藏在內部的階級敵人，是海明威筆下要清剿的「第五縱隊」。奧威爾發現，西班牙共產黨「斷然宣稱統一工人党正在分裂政府，不是失誤而是有意謀劃」。他們被當作「是一群偽裝的法西斯分子，受雇于佛朗哥和希特勒，在以偽革命的政策來支持法西斯」，「是『托洛茨基分子』的組織和『佛朗哥的第五縱隊』」。環顧四周，奧威爾發現，所謂「第五縱隊」，僅僅這一部分，就「包括成千上萬的工人階級，其中有八千至一萬在前線戰壕裡受凍的士兵，還有成百上千來到西班牙和法西斯作戰的外國人。這些人犧牲了自己的國籍和生計，卻被認為是受雇于敵人的叛徒」。當然，奧威爾自己也被算在裡面。

　　西班牙共和政府宣佈，僅這一次左翼內戰，就有四百人死亡，一千人受傷。而這樣的左翼之間的「武裝衝突」，奧威爾說，「全國各地處處可見」。「監獄裡人滿為患」，因為左翼內鬥巷戰中的俘虜，都被關入了監獄。國際縱隊的外國人因「政治經歷可疑」，被員警追捕。「當統一工人党被鎮壓時，西班牙共產黨控制的秘密員警完全憑臆斷行事，他們認為所有的人都有罪，並逮捕了所有他們能抓到的與該黨有關的人，甚至包括傷患、醫院護士、會員的妻子，有時連兒童也不放過。」西班牙共產黨一直在呼籲「處死叛徒」，對監獄中囚犯的槍殺還在進行。

　　奧威爾的一個國際縱隊的朋友，在回英國的路上被抓進監獄，只是因為他帶了兩個卸去了彈藥、導火索之後的徒有虛名的「手榴彈」和彈片之類的「戰鬥紀念品」，想回家炫耀炫耀，結果被抓進共和派的監獄，在探監的時候，奧威爾發現，那裡「根本沒有人身受保護的權利」。

　　即便如此，奧威爾仍然回到了「反法西斯前線」的戰壕裡。結果，他被一顆子彈打穿了脖子。大夫說，假如再巧一點，子彈差個幾絲幾毫，擦上頸動脈，也就成全了他的「獻身」願望了。作為傷兵，奧威爾又回到巴賽隆納。那時候，他只覺得，「空氣中充滿了一種特別邪惡的氣氛——懷疑、恐懼、無常和隱恨」。「大街上密探員警隨處可見」，監獄裡擠得滿滿的。奧威爾說，「這種噩夢般的氣氛很難用語言形容。」

　　很有意思的是，奧威爾也在想，自己為什麼覺得「它很難形容」，為什麼他沒有語言能力來描繪這樣一種氣氛。他認為這和自己來自英國有關。「一個根本原因是，這種氣氛在英國從來不曾有過。在英國，政治上的褊狹不很盛行；政治迫害也不嚴重；如果我是一個煤礦工人，我不會向老闆掩飾自己共產黨人的身份。」英倫三島在歐洲是個異數，歐洲「大陸式政治活動中的『好黨員』」概念，在英國並不多見。英國「對持有不同意見者進行『肅清』和『開除』的觀念也不流行」。而這一切，在巴賽隆納是「再自然不過了」。來自英國的奧威爾說，「我有這樣一個根深蒂固的英式信念：除非你犯了法，否則『他們』無權逮捕你。在政治性的集體迫害中，有這種想法卻是極其危險的」。奧威爾最後只能這樣描述他的感受：「本地氣氛太可怕，活像一座精神病院。」

　　事實證明，奧威爾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可是，這種「精神病院」的氣氛，讓奧威爾吃不消了。他想念英國的「正常」，歸心似箭。他可以忍受一切艱難和死亡的威脅，是因為一種理想的激勵，當精神支撐消失，一切都變得無意義。他坦白說，自己要離開，「主要出自一種自私的動機。我急切盼望離開這裡：遠離這個可怕的、充滿政治懷疑和憎恨氣氛的地方，遠離這個街道上滿是全副武裝士兵的地方，遠離空襲警報、戰壕、機槍……遠離所有和西班牙有關的一切。」

　　很自然，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左翼士兵和奧威爾一樣，變得無心戀戰。至於一些國際縱隊的外國人，就更覺得自己來這裡是冒失了。誰知，共和政府在這個時候有了新政策：志願前來的民兵，包括國際縱隊隊員，都算是「國家正規軍的士兵」，沒有退伍證要離開這裡回家就算「逃兵」。結果越來越多的國際縱隊隊員和西班牙民兵，又作為「逃兵」被抓進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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