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1)_林達

一

　　§代序：我是這樣認識三聯書店的

　　1995年年底，我帶著「近距離看美國」系列的第一部書稿《歷史深處的憂慮》回國，其實當時連書名都還沒有。

　　書稿內容基於我作為平民在美國的體驗，講述美國憲法中的「權利法案」如何在現實生活中落實，向中國朋友介紹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個人權利」概念，更強調美國民眾為此在不同時代怎樣支付不同代價。我還記得，作為一個普通新移民，寫作有很放鬆的一面，同時，在國內的經歷又無可避免成為一個背景，致使寫作中也常常出現一些「重」的心情，需要不斷提醒自己用輕鬆筆調讓文字自然流淌。新一代也許已經很難理解，為什麼寫這樣一本書會有如此心情。今天回頭去看，這不是「個人事件」，它折射了中國一段歷史和當時的狀況。我們成長的年代，適逢政府權力過度擴張，一度完全擠壓了個人空間，這類話題也就長期成為禁區。1976年「文革」結束，直至整個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政府權力的合理退讓和個人對自由開放的急切要求還不同步，形成了社會的焦點之一。雖然這本書不是對個人自由的盲目呼喚，而是在介紹個人權利理念的同時，也提醒了這些命題中蘊含的社會兩難困境：在必要的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個人權利同時，社會和民眾也被迫在「安全」與「自由」的衝突中不斷權衡，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難題。這一點，在今天世界進入反恐戰爭時期之後，又有了新的含義。可是經歷了八十年代末，1996年的中國社會還在一個門檻上，這樣的話題雖不再是絕對禁區，卻仍然敏感。對於作者來說，歷史甚至現實的負擔也都還在。所以，當時的寫作心情，其實也在無形中預示尋求出版的困難。

　　那年回到上海，先把稿子寄給了在北京的朋友郭大平，他把稿子轉給他的朋友鄭也夫，還記得他說，「也夫的眼睛比較毒」。接下來，鄭也夫熱心表示願意幫助推薦出版。於是，1996年年初我帶著書稿來到北京。在十幾天的時間裡，鄭也夫幫助推薦了路數不同的各家出版社，也包括私營書商的先驅者。幾乎所有出版社對書稿本身的反應都是正面的，卻也都明確表示，因書的主題敏感，不能出。記得有一個總編剛開始看，就立即否定了出版的可能，卻不肯馬上歸還書稿，說是自己喜歡，一定要看完了再還。出現的最大可能，是一家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已經接下稿子，提出出版條件，一是要刪改，二是給樣書不給稿費。我們都答應了。接下來，編輯小心翼翼做了大量工作，刪去他估計可能觸電的字句，盡可能保留原來的內容。返回來的稿子五花六花，看得出編輯的全部苦心和好意。可是，刪節稿還是被總編無奈地否決了。期間，周孝正說，我替你向也夫求個序吧。記得是一起吃著小飯鋪，孝正開了口，也夫只是回了一句：「我覺著這本書要出事兒。」結果，臨出版前應出版社要求，我自己匆匆忙忙補了個序，也因為這句話，當時幫過忙的朋友，一個都沒有敢在書中表示感謝。那是後話了。

　　郭大平、郎可華夫婦，周孝正，鄭也夫，梁平，史鐵生、陳希米夫婦，都幫了很多忙。當時沒有找三聯書店，也夫的意見是，這樣敏感的稿子怕「顯眼」，找個「不惹眼」的出版社，還可能「塞出去」。結果，銅牆鐵壁，怎麼也塞不出去。我不能無休止地在北京待下去，臨走，留下一份稿子給周孝正，托他有機會再給別家試試。然後我就回了上海。臨行，鄭也夫給了一個朱學勤的位址和電話。說這是他的朋友，可以試試請他幫忙。

　　說實話我不知道誰是朱學勤。我先打電話約了時間，把鄭也夫的名字推在前面。朱學勤家當時還在上海空軍政治學院，一個簡陋的宿舍樓。為有事相求而敲開一個陌生人的門，本身就是件尷尬事情，好在朱學勤受朋友之托很是熱情，不問三七二十一抓起電話就打給上海的一家文學出版社。我急著攔住他，請他先瞭解一下書稿內容再說。事後他說，當時他估計一定又是一本「闖蕩曼哈頓」的故事。我簡單介紹之後，朱學勤的臉色才從客氣的熱情轉到真正的興趣：他看重「形而中」，而這本書稿正是介紹制度層面的東西。書稿在講些淺顯好聽的故事，也就面對大眾。這種方式其實是跟美國人學來的。這次，朱學勤認真了，要先留下書稿讀一讀。

　　幾天後，收到朱學勤電話，說是他把稿子推薦給了三聯書店。繞了這麼一大圈，才提到主題，是想說，三聯書店確有它和別家不同、十分特別的地方。朱學勤是認真的，他先給編輯吳彬打了電話，又把稿子直接寄了過去，吳彬對書稿持肯定意見，又轉給了總經理董秀玉。總經理還是拍板的關鍵，為最後落實，朱學勤又直接打電話給董秀玉，催問對書稿究竟如何定奪。朱學勤告訴我說，總經理董秀玉在電話中問他，你對書的判斷怎麼樣？聽完朱學勤的介紹和推薦，她馬上回答，三聯願意出這本書。我聽了想，這種行事風格，好像有點「舊社會」。

　　我回美後不久，適逢朱學勤第一次到美國，來我家玩。那是1996年5月，問他三聯那裡怎麼樣了。他說「沒問題，沒問題」。然後就在我老住宅破破的小房間裡，立即給三聯編輯吳彬打了個電話。回答是：通過了。朱學勤這才鬆口氣說，一塊石頭終於落地了。原來在打電話前，他其實並沒有把握，原因是不久前，三聯又來了一位新領導，誰也不瞭解他，誰也不敢保證能通過。現在編輯說：他簽字了。唯一的要求是，這本書不要宣傳。朱學勤加了一句，也是好人啊。

　　出書前還有一個周折：這本書的第一個書名是《自由與代價》，希望能夠一目了然地點出書的內容。

　　在個人自由尚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的地方，對自由的呼喚往往是文學性的，充滿了浪漫抒情甚至熱血膨脹的激情表達，自由僅僅呈現它感性的一面，如裴多菲筆下生命、愛情的理想續篇。這也是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離開中國時，看到和感受到的中國知識階層以及社會大眾詮釋自由的基本層面。若要再往前回顧，這條線索可以一直牽到中國最初引入西方文化的開端處。而我在這本書裡，想介紹的自由概念是冷靜的，可以陳述和理性討論、可以現實規範的。個人自由不僅是具體的，也是仰仗他人和社會支付代價而得以維護的，這些代價同樣是具體的。因此，美國的自由是由無數案例作為支撐的，是對個人行為、政府行為的司法界定。而所謂案例，又是觸及每一個人現實生活的鮮活故事。同樣的案例，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下，可能引出對司法規範新的挑戰和突破。每當遭遇新的歷史條件，而社會可能一時無力支付新的代價時，某些個人權利就難以得到歷史上同樣程度的維護，整個社會就會陷入痛苦掙扎的困境。美國正是由於對歷史標杆性案例的判定和由此引發的廣泛社會討論，才使得社會從困境中逐步成熟。沒有「代價」的同時引入，僅僅引入浪漫概念的自由是極為脆弱和不完整的。

　　可是，在當時情況下，書名出現「自由」二字是出版社需要再三斟酌的事情。考慮再三，編輯還是決定不採用《自由與代價》的書名，結果書名就改成了《歷史深處的憂慮》，後來不少讀者反映說書名有點不知所云，這不是有意故弄玄虛，而是不得已而為之。書名的「自由」不存，「代價」也只好隨之而去。值得欣慰的是，到了2007年，我在三聯書店出版了介紹納粹集中營裡猶太兒童畫作的書，此刻編輯吳彬已經可以毫無顧忌地為書起名為《像自由一樣美麗》——中國的社會進步真是非常具體。只是，直至今日，我們還是看到，中國的自由呼籲仍然非常容易流於感性表層，而能夠對「自由和代價」作透徹的社會思考、扎扎實實在司法層面落實，還是相當欠缺的一塊。前路漫漫，需要努力的道路依然漫長。

　　通過審批後又等了一年。1997年5月，這本書悄悄地出版。編輯吳彬保持了稿子的原貌，基本沒有什麼刪改。我們後來長久合作，吳彬習慣並不多說什麼，然而專業、自有定力，假如提出意見，總在點子上。

　　大家都看到了，那本書出了，結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那個坎兒邁過，大家松了一口氣。下一本《總統是靠不住的》已經出得非常輕鬆。出版界在這一言論層次上的困擾也在無形中消失。大家又往前走了一步。走在前面的是三聯書店。

　　這書「要出事兒」，幾乎是1996年初所有退回書稿的出版社總編的判斷，話說得更懸的都有。這反映了中國當時的環境。回頭想想，這種緊張形成的心理壓力是一種惡性循環。人們有話憋著不讓說，就憋得血壓高，憋出一口高壓鍋來。到一定程度，就算想開蓋也不敢開了。其實，讓一個原本緊張的社會逐漸鬆弛下來，是可能做到的。這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也需要共同的智慧和勇氣。現在的新一代無法想像我講述的當年故事，其實也就是剛過了十來年。

　　迄今為止，在三聯書店出版了好多本書了，現在這些書放到哪裡也都可以出，不會有問題。我卻始終無法忘記，在1996年的那個門檻上，三聯書店顯得如此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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