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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口誅(2)

　　在此同時，包斯威爾所寫的《約翰生傳》帶給我莫大的感動與鼓舞，乃將李先生比擬成約翰生博士，而以包斯威爾自勉，我經常為李先生淵博的知識所折服，我和李先生交往認識愈深，愈是為他所受的際遇感到不平，我不懂，野有遺賢，何以不察？「國有」將才，何以不舉？我覺得忽視人才，就是埋沒人才，我年紀雖輕，能力有限，可是如果透過校長的關係，或許能締造出一個「為國舉才」的機緣，那也未必可知。我實在不宜妄自菲薄，看輕自己，於是想請李先生任教于東吳的想法雛形乃慢慢就此形成。此外，根據我們的觀察，如果能由孝慈校長主動出面聘請敖之先生到東吳來任教的話，是一件再合適不過的事，于公，章太炎、傅正二公曾任教于東吳，李敖之于東吳，有前例可循，任教一事，似無不可；于私，李先生和校長「兩家淵源」很「久遠」，由孝慈校長出面請李先生任教一事寓有很深的涵意。

　　一旦想法確定以後，我們就分二方面去進行這件事，一方面是促成校長與李先生的會晤，另一方面是肥皂箱社的成立。有時候夾在二個大人物之間作穿針引線的工作，是一件很有趣而且很耐人尋味的事情。基本上，我們的性質有點兒像介紹人，又有點兒像媒婆，如果要讓雙方一拍即合，甚至是情投意合的話，那是需要下一番工夫、花一番腦筋的。首先，我們必須讓雙方達成一致的共識與焦點——會晤的共識與晤談的焦點。因為，有了會晤的共識，才會有晤談的焦點；有了晤談的焦點，才有任教的可能，所以我們誠摯地希望，雙方彼此要都贏了裡子，也都贏了面子才好。

　　於是我們小心翼翼地探求雙方當事人的意願，在一個偶然機會裡，我突然主動地問李先生說：「李先生，如果章校長來見您的話，您會不會給他難堪啊？」李先生笑著回答說：「他來了是我的客人，我怎麼會給他難堪呢？」聽完李先生這類似「保證書」似的回答，我暗自竊喜，似乎看到了二人會晤的遠景，李章會談已成功了一半。

　　接下來，我們將所有的注意力都轉移在孝慈校長的身上，透過許多的聊天機會，我們經常向校長談起敖之先生，覺得李先生很有才華，可惜一直被埋沒了，如果東吳有機會請李先生來學校教書的話，那不是很好嗎？剛開始幾次，校長總是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說：「再研究、再研究。」於是我們就找了一堆李敖先生的著作，讓李敖的作品自己說話，當我們拿給校長李敖最新作品——《北京法源寺》時，他終於忍不住告訴我們說：「其實我年輕的時候，李敖的書對我影響很深，很多李敖寫的書我都有。」可是當我們進一步建議他和李先生做個朋友，大家認識一下的時候，他又開始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看著我們，那時我們想校長可能有不便之處，所以也沒好再問下去，可是當他看完《北京法源寺》一書時，他曾對我們說：《北京法源寺》寫得真好！真是一本才子之書，李敖真是有才氣！」當時校長對《北京法源寺》一書及李先生的評價由此可見一斑。

　　在1993年3月上旬一個下著小雨的午後，我看見校長自商學院大門步出，由於校長手中沒有拿傘，所以冒著風雨向法學院走去，我一瞧見校長淋雨，就趕緊跑到校長身旁為他打傘，校長見我為他打傘露出會心的一笑，我當時覺得機不可失，於是笑著向校長報告說：「校長，我們找個機會認識認識李先生吧！校長和李先生見面，就是李先生的客人，李先生是絕不會令校長難堪的。校長，我是您的學生，您要信得過我呀！」校長胸有成竹地說：「李先生是位明理的讀書人，怎麼會給我難堪呢？其實我非常非常尊敬他，你就先幫我的個時間，再請秘書聯絡我好了。」我聽了校長這麼爽快的回答，連跑帶叫地跑了籃球場一圈，看到校長禮賢下士的氣度，想到章李會談的成功，心中真是欣喜若狂，無限歡樂。

　　校長和李先生二人單獨會面的時間是約在3月26日，地點是約在敦化南路上的金蘭大廈，校長準備一套嬰兒服及小朋友玩的畫板，送給李先生的兒子當做見面禮，李先生則以《北京法源寺》一書回送給校長，並于書中題了一首詩給校長，這首詩這樣寫著：

　　台海一島，法海真源，

　　我與孝慈，走過人人前。

　　當我將二人送作別時，曾詢問雙方是否可以照張相留作紀念，結果校長答以不方便，而作罷。如今校長臥病在床，沒能將他們二人留下一幀可供回憶的照片，是我們一直感到遺憾的事。當晚校長請李先生到鬍鬚張吃魯肉飯，事後他們兩人都告訴我這是一次很愉快的聚會，由於這次聚會的成功，使我們信心大增，相信敖之先生任教于東吳已指日可待。

　　在這段期間，石齊平老師、肥皂箱社的許多同學們，像陳敬介。阮登科、齊祖燮、邱惠婷、邱惠敏、張淑貞、洪淑蕊……都給我們莫大的幫忙與鼓勵。而李先生也曾受我們之邀蒞臨東吳來演講，在演講期間也到過校長辦公室聊聊天，回拜校長，並曾送了一幅章太炎的字給校長，以示對校長來訪的答謝。

　　於是這件「偶然」的事件，就在校長禮賢下士、敖之先生枉自委曲，以及我們這群毛頭小子橫衝直撞下完成了。

　　早在1988年8月28日，因報上傳說章孝慈以大學教授之尊，熱中起實際政治，我在《世界論壇報》寫了一篇短文——《給章孝慈上一課》，文章最後說：

　　二十多年前，在美國新聞處副處長司馬笑的家裡，葉公超就向我說，他加入國民黨，原希望他兩腳踩到泥裡，可以把國民黨救出來，結果呢？他不但沒把國民黨救出來，反倒把自己陷進去，言下不勝悔恨。章孝慈也許以為他出來搞政治，可以得乃父之余蔭，但是他該知道，與其得先人之餘蔭，不如自己在一旁納涼。當年袁世凱身敗名裂而死，他的兒子袁克文鬻文賣字為活，寄情於昆曲山水，培養家中的書卷氣，最後他家老三袁家騮與媳婦吳健雄都成為物理學家。這種光宗耀祖，豈不比搞實際政治更多收穫？

　　足見終老學術，才是上智，願章孝慈勉之。四年後（1993年3月26日）章孝慈到我家，首先談到他當時讀了我給他上一課，就想結識我，因故未果，四年後有緣拜會，得償宿願。他來拜會後，在4月2日《中國時報》上自己發出訊息說：

　　我最近和李敖聊天，他問我敢不敢聘他到東吳授課，坦白說我正慎重考慮，很多人討厭李敖是印象式的反對，沒注意其論著資料的豐富和架構的嚴謹，大學就要容納各種聲音，我在當法學院長時，自由派的李鴻禧、蔡墩銘、林山田和最保守的大法官，都被我聘請來授課，院內各路學派都有，讓學生自由選擇，大學文化也就豐盈了，後來我轉任教務長，他們一個個離開，我現在想來都覺可惜。

　　到了6月7日，章孝慈請我在福華大飯店早餐，敲定我去東吳；十九天后，來了「東吳大學聘書」，「茲敦聘李敖先生為本大學兼任特聘教師」，我在6月底寄回「應聘書」，接著是填各種表格，表格中「著作欄」中我填的是：「不勝枚舉。」「若干老師反映班級人數過多，影響教學品質，故調查各老師對班級人數設限之意願」欄中，我填的是：「教得好不怕學生多。」就這樣的，我去了東吳。

　　去東吳前，在5月4日，我在校本部做了一場演講，題目是《如何反對章孝慈》，學生們貼海報，一路從校園裡貼到校門外，這一演講，算是一場「下馬威」；9月對日，我上課那天，教室內外也形成擠擠擠擠場面，我在頭一堂課先花許多時間罵章孝慈的爺爺、罵章孝慈的爸爸，然後才進入正題。海內外輿論報導我上課盛況，當晚「中國電視公司」也播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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