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李敖 > 北京法源寺 | 上頁 下頁 | |
十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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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中國人眼中,兩千年來都是最爾之邦、是小鄰居、是小藩屬,如今堂堂中國被日本鬼子給打敗了,中國人感到的恥辱,遠甚于被英國鬼子給打敗。在這種恥辱下,中國知識份子們,開始有激烈的反應,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公車上書」。照中國傳統的說法,秀才考上舉人後,舉人進京去考進士,稱為在「公車」,「公車上書」就是舉人向皇帝上請願書,也就是聯考前的考生們向統治者上書。這種上書,在中國早有傳統可循,那就是後漢大學生向皇帝上書的事,所以,上書雖然有點越位,卻並非不合傳統。甲午戰爭後第二年,正好是各省舉人到京師考進士的日子,康有為、梁啟超也都從廣東來了。在中國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傳來後十三天,梁啟超首先聯合了廣東舉人一百九十人上書陳時局;兩天以後,康有為聯合各省舉人一千兩百人,聚會在松筠庵,上書請變法。在上書的過程裡,臺灣來的舉入更是痛心疾首,因為在馬關條約中,臺灣要割給日本人了。這次上書是由康有為起草,他花了一天兩夜的時間,寫成一萬多字的請願書,可是,對一個江河日下的政權說來,請願是無效的。上書須經過都察院這衙門轉奏,而都察院卻不肯轉奏,理由是清朝政府已經批准了馬關條約,沒什麼好談的了。 雖然表面上是沒什麼好談的了,但是,清朝政府對這種上千人——尤其是舉人——的民意表現與聯名活動,卻不能無動於衷。舉人中最突出的是康有為,因為康有為已不是康舉人了,他在上書後第二天,就考中了,他真的成為康進士了。 康有為成為進士前,早已是名動公卿的人物。他在六年前就以上書出名,六年來,他的聲名更大了。尤其他的著作《新學偽經考》在頭一年被查禁,他在舉人中的聲名,更是如日中天,朝廷中守舊派對他頭痛,更是不在話下。他這次中了進士,並且幾乎考了個第一,他的聲名,自然更上層樓。在層樓頂上,他第三次上書皇帝,總算給皇帝看到了。雖然看到了,可是要想發生作用,卻還有一段距離。 康有為成為康進士後,為了鼓吹,他發起辦了一個報——《中外公報》,那時中國人並沒有訂報這回事,要人看報,得白送才看。於是,他們每天印三千份,拜託並買通報童,每天朝深宅大院去送。可是,當時大家弄不清這份報是怎麼一回事。老是疑心有什麼陰謀送上門來。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報童也害怕了,覺得這個報,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為了怕連累,最後也拒絕代送了。 在這次辦報開始後不久,康有為又發起組織一個救國團體——強學會,出版書刊,鼓吹新潮。這個會很引起開明人士的贊助,甚至英國美國的公使都捐送了圖書和印刷機。但是,很快的,頑固的陰影籠罩過來了,康有為感到他在北京已難以立足了,他決定到南方去,想在南方計畫一些開展。於是,在強學會被查禁的前夜,他離開了北京。 雖然這一年在北京的活動失敗了,但是康有為在得君行道的長路上,也有了不少進展。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六年前,拒絕見他的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對他有了更好的印象,翁同A不但不再拒絕他,並且還和他見了面。翁同龢記得很清楚:六年前的康有為,就預言過中國會敗於日本之手,如今不幸而言中,他深深感到:他未免小看了這個名叫「康有為」的書法專家了。如今康有為是進士了,早期進士翁同龢,倒也頗想見見這位後期的進士,於是,兩人的會面,便實現了。 這次會面有一段最影響翁同龢的對話。康有為面對這位相貌忠厚如老農的權貴,做了這樣的談話: 「相國當然深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五十五年前的鴉片戰爭。鴉片戰爭起因,出在洋人損人利己,把他們自己不抽不吃的鴉片煙,運到中國來,結果打出了鴉片戰爭。這個仗中國打敗了,打敗的真正原因是中國根本落伍,中國的政府、官吏、士大夫、軍隊、武器、百姓都統統落伍。中國那時候沒跟世界全面接觸,不瞭解自己落伍,是情有可原;但仗打敗了,都還不覺悟,又睡了二十年大覺,鬧到了十年後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這就不可原諒了。英法聯軍以後,一部分人開始覺悟了,像恭親王等開始的自強運動,但是由於皇太后以下大家守舊,恭親王他們自己也不夠新,所以,三十五年來不徹底的覺悟成績,跟日本人最後一仗打出了真相。前後一算,二十年加三十五年,一共五十五年,由於我們沒有徹底覺醒,由於洋人東洋人走得比我們快,五十五年下來,我們比起來是更退步更落伍了。現在我們回想,如果早在五十五年前,鴉片戰爭一打敗,我們就得到教訓,不先浪費第一個二十年,再接下來徹底個三十五年,我們哪會像今天!」 「據康先生看,」翁同龢慢慢他說,「五十五年前鴉片戰爭後,我們不能覺悟的原因在哪裡?」 「依我看,重要原因固然是中國上下都守舊,看不出來中國在世界上的處境,但能看出這種處境的士大夫,自己潔身自好、愛惜羽毛、怕清議指摘、不願多事、不肯大聲疾呼,更是重要的原因。比如說,春秋責備賢者吧,以林文忠公林則徐為例。林文忠公在五十五年前,是官聲最好最有作為的士大夫,也是大丈夫,他被派到廣東禁煙,道光皇帝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誰』,對他信任有加;林文忠公也充滿了自信,他自信可以打敗洋人。但他為人畢竟高人一等,他一到廣東,實地一看,就先知道中國武器不如洋人,光靠自信是不夠的。因為中國槍炮都是十七世紀的舊貨,什麼鳥槍、抬炮、百子炮、子母炮、霸王鞭炮等等,都不是洋人的對手。所以他張羅買外國炮、外國船,還叫人翻譯洋人出的書刊,以做知彼的功夫。這些材料,後來他交給魏源編成《海國圖志》,主張以夷器制夷。日本人把這書翻譯成日文,促進了他們的維新。但以林文忠公當時的地位,以他對中國在世界上處境的瞭解,他做得顯然太不夠了。為什麼?他也犯了中國士大夫守舊的老毛病——潔身自好、愛惜羽毛、怕清議指摘、不願多事。林文忠公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寫給朋友一封信,信裡明白指出洋人大炮可以打得比我們遠、打得比我們快,這個問題不面對,『即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中國陸軍儘管有作戰經驗,但是那種經驗都是面對面打仗的經驗,現在洋人從十裡八裡以外,一炮就打過來,面都見不到,就打敗了。所以今天『第一要大炮以用』,沒有大炮,就是岳飛韓世忠在,也毫無辦法。『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林文忠公寫了這封信,他囑咐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這一囑咐,就完全說明了一切。林文忠公自己明明知道中國不行的地方在哪裡,可是以他的地位,他卻不肯大聲疾呼。若說他寫信當時正走黴運,不便多說話,但是後來他又做了陝甘總督、雲貴總督,他東山再起,竟也不肯大聲疾呼。自己潔身自好、愛惜羽毛、怕清議指摘、不願多事。連林文忠公那麼賢達有為的人,都對國家大事採取這樣消極的態度,中國的事,又怎麼得了呢?」 翁同龢一言不發,靜靜地聽著,顯然的,他深深受了這個林則徐例子的感動。林則徐死的那一年(一八五〇),他才二十歲,那時候他人微望輕。如今他六十五了,已經垂垂老去,過去幾十年,為國家效力,自感成績可疑;今後再為國家效力,也不過只有幾年了,他感到年華老去,自己已來日無多,人也有代謝,國家需要新的一代來搶救。在他退休以前,如果運用他的眼力和影響力,為朝廷薦進一些有為的新人,豈不更好?眼前這位康有為,倒不失是一位有為的新人。 過了一會兒,翁同龢慢慢點著頭,向這三十八歲的康有為親切的說:「康先生青年有為,我可以看出來,我想你也知道我這老人家可以看出來,不然你也不會一再想見我了。向朝廷推薦有為的人才,是我的責任、是我分內的事,何況知道有人才而不薦舉,是不對的。對於康先生,我自然留意。但康先生知道中國政治局面的複雜,就便以我的地位,要想辦成一些事,有許多時候,也不能正面處理,而必須以迂回委婉的手法處理不可。我想,我會儘量在短時間內想想法子,使康先生能夠得君行道。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有一點可向康先生保證的,就是我絕不再愛惜羽毛。康先生知道我在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的簾前講過書,是兩朝皇上的師傅,有點地位,可是我絕不持盈保泰,一定找機會大力推薦康先生,即使羽毛被拔掉也無所謂了。」 翁同龢是江蘇常熟人,近四十年前,他不但考中了進士,還是進士的第一名——狀元,那時康有為還沒有出生。四十年來,他個人的地位日漸上升,可是中國的地位卻日趨下降,他內心的自責與慚愧,隨著年紀的老去,與日俱增。五年前他六十大壽,西太后賜他匾一方、聯一副、福壽字各一、三鑲玉如意一柄、銅壽佛一尊、繡蟒袍料一件、小卷八個,並即日召見。有「汝忠實」之諭,對他的籠絡,備極殊榮。可是,他內心裡卻自責、慚愧,認為他自己的「忠實」是可疑的。這麼多年來,他「忠實」的物件,似乎只是對西太后的私恩而已,而不是對整個國家的公益。其中海軍經費給西太后挪用修理頤和園那件事,更使他痛心疾首。那時海軍的經費是幾千萬,可是實際撥給海軍的,卻不過百分之一。那時管國家財政的,不正是他自己嗎?那時不能據理力爭也不能以進退力爭的,不正是他自己嗎?那時確定十五年之內海軍不得添置一槍一炮決策的,也不正是他自己嗎?……如今仗打敗了,他自己的誤國之罪,怎麼說也有份吧?現在,他老了,他感到在有生之年,必須要做一點贖罪的事了,為了這樣做,即使得罪了西太后,他也顧不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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