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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楊青不期然地伸手拖住高掌西走了幾步，忽又甩下了她的手，道：

　　「等一等。」

　　隨即在通上旅舍的小旁，撥一簇綠草，再折了一簇無名的紅花化。再重新拖起高掌西的手，快步跑回旅舍去。

　　「你折花？不是說花長在樹十才有生氣麼？」高掌西說。

　　「花蕾不可碰，它活著的日子還長。這紅花已開至燦爛，不折白不折，還是給它最後一份欣賞與最後一番風光吧！」

　　高掌面笑說：

　　「前言不對後語，你很會自圓其說。」

　　「誰又不是了？」

　　說罷，兩人哈哈大笑。

　　「來，我們分工合作。揚青發號施令：「你從我的背囊中你從我的背囊中找出一跟洋燭來，還有拿這個破罐子去盛一些水，將這些花葉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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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近二十年就更加盆滿缽滿了。

　　所以說創業難，守業也難。

　　富不過三代的說法，無非是有英明的第二代繼承，已是極大幸運，連第三代都依然神武能幹，並不因口含銀匙而生變作飽食終日的紈持子弟，就真是家山的好福澤了。

　　高裘恩開山劈石成功，高崇清又精明幹練，曉得手上的英國代理貨品隨著時代轉移，會失去主觀客觀的市場競爭力，故非要為資產謀出路不可。

　　記得他當年決心專志于地產時，曾對左右謀臣說：

　　「客觀上，英國貨價格高昂，汽車與電器市場早晚為日貨取代。主觀上，在我們背後撐腰的人越來越不好說話。現今站到社會上去指摘別人後臺者不少，英國人最緊張輿論，有什麼事傳媒與群眾指摘起來，他們老作興置身事外，這就不好辦了。」

　　高崇清人真聰明，他知道要在英國人表示不再繼續大力扶助他，甚至意識到有此危機時，先就自行謀求出路。

　　這就是為什麼他在十多年前已經開始把實力由進出口英國貨轉移到其他投資生意，特別是地產上頭。

　　什麼時候都緊記先下手為強是高崇清的做人處事格言。

　　他不會採取被動，免受制於人。

　　可憂慮的是高家第三代是否有出色的接班人。

　　依目前的情況來看，最最最理想的人選竟是高崇清的唯一的女兒高掌西。

　　這當然不是高崇清的理想，重男輕女的思想到底是根深蒂固的。

　　對高氏這種自視為香江正牌世家大族，發跡可追溯至戰前歷史的掌門人，更渴望是兒子出色有甚于女兒本事。

　　然而，高家要繼續聲望及財產，必須代代有強人，這是無可置疑的。

　　第三代出的強人是女性，也只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高崇清其實有四名子女，都非嫡出。

　　高崇清的元配勞長興出生於香港另外一個中英混血的世家。她的父親勞伯鴻爵士，跟高崇請父親高裘恩是世交。

　　當時高裘恩雖富，卻不及勞伯鴻在城內的地位來得高貴，這其中牽涉到的關係較為複雜。

　　英國積累一干幾百年日不落國的威風，祖業雄厚，潛藏於英國人心底的自高自大自傲自賞，幾屬與生俱來。

　　這跟中國人千秋萬世以來，已然適應了多難興邦的命運，有異曲同工之妙。

　　英國人在管治殖民地的心態上，其實萬變不離其宗，都本源於他們的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的根基紮根於民族的絕對優越感，故此英國人壓根兒就沒有把其他民族，尤其是受他統治過的外國人看在眼內。

　　這一點，像高掌西如此出身背景的香港秘層人物，其實看得很清楚。

　　別的例子不用舉，單從香港歷任港督的作風，就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尤德以前的各任港督，包括柏立基、麥理法、戴麟趾等，人們都認識及看到他們的殖民地官嘴臉，對於華人的奉承巴結，多會受落，這是一種直接的、明顯的、坦然的、輕鬆的享受帝國主義權威的表現。

　　香港那些竭力討好殖民地政府以謀好處的人，窮多年的經驗，手段也算耍得出神入化，不難水到渠成，來個相得益彰。

　　事實上，香港屬於資本雄厚，英國人從指縫間溜一些名位權益富貴出來，以交換外族奉獻的奴顏婢膝，作帝王享受，事屬等閒。

　　高裘恩與勞伯鴻就屬於這第一批的美國殖民地華裔貴族。

　　他們二者之間，勞家比高家更勝一籌，乃是因為勞伯鴻是混血兒，其父勞祖德是英國駐港的三軍司令官，跟中國籍的仇玉梅小姐在沒有正式婚姻名分下生下了勞伯鴻。為了對仇玉梅有所交代，勞祖德對培育這私生子在出生地的地位名望，不遺餘力。

　　這背後的關係淵源就不簡單了。

　　要英國人信任非英國人，實在難比登天。

　　隔膜絕對不能以世間的人情恩義，甚至是利害關係來打破。

　　唯一能使英國人稍為放鬆戒備的就是血緣關係。

　　為此，勞家在殖民地政府以至於遠至英倫唐寧街十號的印象中，就比單純為效犬馬之勞的高裘恩家族來得穩當。

　　這可從勞伯鴻的封爵，而高崇清只撈到個CBE，就可見一斑。

　　只要是政府設宴，在排位方面，勞家一定比高家勝出一籌。

　　英國人的所謂自己人永遠有他不可更易的定義，這一點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

　　港督尤德與衛奕信是第二種英國殖民地官，比較前幾任的英國人，在觀念上柔和一些，就只為念的中國書多，接受中國文化之後所起的薰陶作用，令他們心上有另一種對中國的情意結。因而一方面對香港人特別有真感情，另一方面又因這發自內心的真感情跟自己強烈的同族觀念發生矛盾，造成他們在英國人以及擁英派心目中對港政策的柔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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