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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我對著黑暗吹了一聲極長的口哨，「噓」的聲音在房中浮漾。又深深吸口氣，盡可能更長地不停頓地吹著，那一絲聲音帶著悅耳的尖銳。莫名其妙地，順著口哨的聲調，我在一口氣就快吹完的時候，吹起了那首歌，「問我何時歸故里，我也輕聲問自己………」後面的詞記不起來，把曲調一直吹下去。聲音在夜裡特別響亮，我忽然想起如果被隔壁聽見，明天會到房東那裡去訴苦，於是用毯子蒙了頭，在毯子裡使勁地吹，終於，吹得口幹了，嘎然而止，頭頹然地一偏。 　　在要睡著的那一瞬突然驚醒了，就再也睡不著。我看著腕上的表，已淩晨兩點。計算著明天上午十點出去工作，還有時間，就爬了起來，摸了衣服穿上，到廚房冰箱裡提了壺喝幾口冷牛奶，摸黑下樓開了門，朝唐人街走去。 　　路上積水的地方剛剛結了冰，踩上去發出斷裂的輕響。上弦月象被凍住了一樣彎在無雲的天幕，星星隱隱約約地閃閃爍爍。一陣寒風吹來，幾片落葉擦著我的臉掉下去，帶來一點微痛的感覺。唐人街上霓虹燈的招牌和廣告還亮著。街上沒有幾個人，有一兩家小酒家還在營業，裡面的人映在窗簾上影影綽綽的。又不知從哪個角落傳來幾聲粵語的罵人聲。永遠遊蕩的印第安人在黑暗的街角晃動著身影，他們無家可歸也不想歸家。我從士巴丹拿街拐到登打士街，在街角停了，看道明銀行櫥窗裡的利率表。又漠然向前走。這座巨大的城市離我非常遙遠，對它我感到疏遠，我無法擺脫那種漂泊旅人的感覺。我深深感到哪怕在這裡再呆更長的時間，也仍然找不到心靈的歸宿，哪怕有朝一日真的發了財，我不會感到幸福。所有的人對我來說都是路人，我成功也好，失敗也好，與他們都沒有關係。他們看得起也好，看不起也好，與我也沒有關係。我內心沒有向社會證明什麼的衝動，錢是我與這個社會的唯一聯繫。這個社會並不需要我，在這裡沒有什麼人需要我，連思文也不需要我，我被遺棄了。 　　一直走到央街，我看見一些妓女穿著短裙，在等公共汽車的玻璃亭中避風，又有幾個穿著長襪毛大衣在冷風中徘徊，向偶爾駛過的小車招手。我忽然覺得對她們不能罵一句「卑鄙」就總結了一切，她們也挺可憐的。我怕惹麻煩不敢走過去，就往回走。看見銀行區一幢幢一百多層高的大樓在黑夜中通明透亮，想像著自己由於某種莫名其妙的原因忽然成了某幢大樓的老闆，每天進出大樓時，白人小姐畢恭畢敬地拉開大門，我也不望她們一眼，在內心高傲地一笑。 　　到了辦公室不斷有人進來請示，我以一種優雅的從容一個個打發走了。又掏出煙來，秘書小姐馬上給我點著了。我吐著煙霧，靠在安樂椅上，思考著怎麼到中國去投資，尋找自己需要的那一種感覺。正想著眼前一個人影一晃，我嚇了一跳，倒退了一步，原來是個露宿街頭的討乞者，是個印第安人。我摸出一塊錢硬幣塞給他，匆匆走開，在心裡抱怨他打斷了自己的好夢，再往下想也沒有情緒了。又想起自己在這麼冷的天還捨不得花一塊錢坐地鐵去上班，騎車跑那麼遠，於是在冷風中給了自己一個嘲笑。從明天起我不能省這點錢了，我自己也是個人，對人我不能那麼刻薄。在深夜裡我遊蕩了一個多小時，凍得受不了，一路小跑回到那空寂的小屋裡。 　　第二天去一號店上班，總廚說：「調你去五號店，今天就去。」我說：「是做炒鍋吧？」他說：「去就知道了。到那裡找阿來，他是頭廚，看他怎麼安排你。」我又轉了地鐵到五號店去，找了阿來，是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他問我：「你會炒菜？」我說：「我都做了好幾年了，王先生說調我到這裡當炒鍋。」他問：「過來幾年了？」我說：「三年，在紐芬蘭我當了兩年多廚師。」他說：「Yo u are lucky，來三年就當了兩年廚師，當年我從香港過這邊來，餐館裡做了三年還沒摸到鍋邊呢。」又說：「今天我看你做大廚，樓下換衣服。」我在計時器上打了工卡，到地下室換了衣服，又掏出菜單飛快地溜了一遍，幸而這幾天每天看了幾眼，也差不多背熟了。又想像著炒菜的動作，手動了幾下。兩個多月沒做，手明顯有點生了。到了五點鐘，訂單從傳真機中不斷出來，生意比一號店要繁忙得多。阿來在後面配菜，我和叫阿長的廚師在前面炒。頭幾份菜阿來看了一下，下面就讓我去了。 　　這一站就是五個小時不動，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以下略去1000字………） 　　【四十六】 　　那家小餐館的韓國老闆娘的勤奮令我吃驚。她從上午十點到淩晨一點工作，天天如此。她獨自帶著兩個兒子生活，開這家小店九年來，沒有出去玩過，有很多年都沒去過湖邊了。還是在七年前她因為辦移民的事情離開多倫多到渥太華去過一天。她跟我說這樣的生活沒有意思，非常可怕，好在已經習慣了。又說：「To make money，nochoice。」我本來還閃閃爍爍地想過，有機會了是不是自己辦一家小餐館，聽了這話不敢再去想，在心中承認了自己不是吃這棵菜的蟲。有一次她應付一百零五塊錢給我，卻付了一百五十塊，我想她算帳可能會算出來，把多的錢退給她。她收了錢，從褲口袋中掏出一遝錢夾到一起，又誇我說：「You are honest"。我當時就意識到這錢不退也可以，在心裡後了悔，暗暗跺腳罵了自己幾句。 　　這天我從小餐館幹活回來，到唐人街買了《星島日報》，準備另找房子。我不能一個人住四百塊錢一間的房子，再過幾天這房子就到期了，多住一天也要交一月的錢。我必須儘快找到一間便宜的房子。我找到了一間小房子，二百四十塊錢一個月。我交了二十塊錢的押金，說好三天后搬來。房東給了我一張收據。現在每個星期我只有兩個半天的休息時間，在Ho－Lee－Chow休息的那兩天，我也得去小店幹半天。這兩個半天對我顯得珍貴，我可以喘口氣，心中早早就計畫著這時間能幹點什麼，好幾次我想放棄了小餐館的工作，又想起掙錢的機會實在來之不易。每天上午九點鐘我拖著疲憊的身子出門，心中好象赴刑場似的，嚮往著晚上快點到來，一直到深夜才回家。這種緊張有個附生的好處，可以讓人沒有精力去想那麼多。晚上回來經常是澡也沒有氣力去洗，身體往床上一板就睡去，睜開眼睛又得動身了。想起韓國女人來加拿大十多年了，一年到頭也是這樣生活，我心裡又有了一點勇氣。 　　錢是這種可怕生活的唯一補償。勞累是可怕的，但沒有錢的可怕比勞累的可怕還更可怕些。所以可怕了你還得迎著那可怕走過去，不能怕那個可怕，你覺得可怕很可怕那就更可怕了。在這裡有錢的人什麼都是，沒有錢的人什麼都不是，對這種現實你除了接受之外，根本無法去講道理，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出國之前，我沒想過錢這東西還能夠這樣有力的支配了自己，那時從心底我還有點看不起錢呢，覺得俗氣，但眼下我不能有別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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