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碧雲·我已忘記了，《傾城之戀》

我已忘記了，《傾城之戀》

　　我在法庭外面碰到了藍寶生。他沒有叫我的名字，我也沒有叫他，但只是面對面的站著，每人都穿一套深色西裝。離開學校後，當初那一兩年還有見面，最後一次可能是在一次舊生舞會裡面，他介紹女友給舊同學認識。我很討厭舊生會那一種比較成就的風氣，而且一群不再年輕的人聚在一起，在懷緬往事，也不是甚麼好品味，不然就說些兒女經，買樓經，我也感到無話可說，所以已經很多很多年沒有去那些所謂舊生聚會。那麼多年沒見，沒甚麼，就像從前在就業輔導處還是書局飯堂碰到一樣，講幾句漫無目的的說話。然後我說，我的客人到了，我要過去談談。他畢業後就在國泰工作，一直到現在，來到法庭是因為國泰跟另一間航空公司的訴訟。他說，再見。後來也沒有再見。想不到再見的理由。

　　畢業後沒見他，知道他去了中東住了幾年。我沒有告訴他我過去二十年做了些甚麼。我只說，不想做律師，想去跳舞。也會去。他說，你跟從前一樣。就好像我們從前很要好一樣。

　　在學校他讀商，我讀新聞傳播，也不知道怎樣認識。他那時候已經穿得像上班一樣上學。奇怪的是愛跟我們一夥人混在一起，我們一夥人都在詩呀電影呀張愛玲呀的想當藝術家，本科沒大興趣念，專事去學些不相干的藝術概論，西方音樂史，心理學；課餘就讀佛洛依德和柏拉圖和利維史陀，考試就胡亂應付了事。同學也一樣不學有術，有人熟讀還珠樓主，有人開口就引詩經，有人專注新儒家。離開大學很多年才明白，這才是教育，每個人讀自己喜歡讀的書，過自己喜歡過的生活。考試可以很符碌，前途就不大會謀算，不時還想著社會責任及承擔。後來我又知道，原來這就是大學教育培養出來的理想主義。當我還在大學裡面的時候，我以為大學是給年輕人胡混和談戀愛的。

　　畢業的時候要做一個電視製作，作為期終作業。我將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改編了，老師讀完劇本就皺眉頭，說看不明白。平日在男生堆裡不大張揚的鍾榮亮居然仗義執言，說，趙老師，她這個叫做「文學劇本」，惹得全班大笑。或許他那一句「她這個叫做「文學劇本」」給我一個響亮的提示，我最後還是走上文學的道路，一去二十年。但當時我還是十分迷糊，沒想過當甚麼作家，只是喜歡給人寫信，從來沒有投稿或做甚麼創作。只是自己有一本筆記本兒，讀了甚麼看了甚麼想到甚麼，就寫下來。這個習慣一直維持至今。

　　藍寶生就是我的范柳原。叫他念「這一度牆，無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會成為過去」他念得很吃力。後來我就將對白變成旁白，我自己念。

　　很多年後，遊說：你拍《傾城之戀》，我做你的印度公主。你又要拍推鏡，我做完印度公主便下來給你推鏡頭。我們去飯堂借一架手推車來推，鏡頭就搖得很厲害。我只記得她當我的印度公主，忘記了她要推車的那一部份。忠就幫我打燈。我拍白流蘇回到上海老家的段落，找到了我姊的養父母的家，是一間鄉間老屋，白流蘇在發黑的鏡前梳頭。忠幫我打燈，但他很喜歡吃薯片，一邊打燈一邊卡察卡察的吃薯片，我說，你專心點不要吃薯片好不好。他畢業後一直在電影界，寫劇本，很艱難的拍了一部不見天日的戲。有時記起這件事就會埋怨我，幫你打燈還罵我吃薯片。

　　《傾城之戀》後來我在藝穗會放過一次，好像只得一個觀眾。那個觀眾看完之後說，D光打到爆哂。我的文學電影美夢，就此破碎。

　　遊畢業後很快便找到工作，在藝穗會當接待，不是藝術家，但總算跟藝術家沾了點邊。我總取笑那些去藝穗會喝酒的人，每個人自稱藝術家。現在我已經到了大概會自視為藝術家的景境，但輾轉難言，見到我的出版社編輯，只長歎一句欲哭無淚。現在去演講或做甚麼活動，總有年輕人問怎樣才可以當作家，我總是長歎一聲，唯一可說的就是「可免則免」或「你要很堅強，很堅定，也要很清晰」。「你要很堅強，很堅定，清晰」，是把任何事情做好的條件。有這種堅持和奮鬥的精神，不會壞到那裡去，做甚麼事情都好。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邵氏製片廠當宣傳寫手，做了兩個星期。第二份工作和游做同事，在無線電視當編劇。

　　大家都做第一份工作是和遊吵了一次架。沒甚麼事，可能只是我妒忌她的藝術家工作。我本來和她一起住，我一天下班回家見她搬走了。沒說甚麼。其後我們還見面，一樣在無線編劇混的那個房間拉在一起耳朵貼耳朵的說話。那個時候當編劇很放任，上班叫「出現」，有時監製編審會問，某某某有沒有出現。遊有一次一個星期都沒有出現，我打電話到她家，她的錄音留言說，遊淑儀已經死了，請不要打電話來。我在那編劇房間大喊：遊淑儀說她已經死了，不要打電話給她。後來她「出現」，沒有人問她為甚麼曠工。

　　最近又跟她吵了一次。她在問我破產的程式，我聽了很生氣，就高聲說：你不要隨便說破產好不好。破了產，很多事情不能做。她一直在哭，說認識我二十年了，我從來沒有高聲跟她說話。況且她也不是想破產。我一直在道歉，說得兩個人都在電話哭，就像少女一樣。但我們已經到了人說萬事哀的年紀。

　　但我知道不是因為破產或不破產。而是因為我們都非常迷失。

　　最近我做了一個讀書小劇場。感覺就像一個自己的喪禮，很多認識或不認識的人來看我。盧也來看我，完場以後跟製作人說，她的大學同學來找她。我見著她，說，吃過東西沒有，我們去吃東西。

　　已經好幾年沒見面，偶然通電話。她辭了職，現在放假。問我要不要去巴峇島，現在很便宜，我說好，做完表演那一個星期。

　　預備表演期間，一直哭。哭了長久以來沒有流下的眼淚。所以就想去一個甚麼也不做的短旅行。

　　旅行期間她忽然跟我說，有時想到自己，毫無理想，無所追求，夜半醒來會大哭。

　　我說，我明白。現在我很奇怪的，會讀那些創校和在校的老知識份子的書，像錢穆和勞思光。他們有知識份子承擔的精神。也因為他們的承擔精神，教育和感染，我們不是那些四處招搖開舞會的舊生，但我們會因為理想失落而大哭。

　　游最後還是離開了記者行業。我離開得比較早。盧也離開了。我們都曾相信新聞工作是我們的理想；不光是一個職業，而是一種承擔。當然實際工作的時候，成天不過在追追追，我笑說，好像登徒浪子，見到每一個人都約人吃午餐，一次不答應，約兩次，一直約，約到有個對象說，你真有耐性，你約我吃午餐約了足足一年。最後我忘記了有否跟這個人吃午餐。吃了午餐也不一定有新聞。

　　到後來當記者變成人見人憎。我臉皮薄，我不覺得我是個好記者，想想不如邊念個法律學位，邊專心寫小說。離開新聞工作後差不多一兩年便出一本小說，算是勤勞。

　　有幾年和忠很少見面，幾個月才通一次電話，是我們認識以來，來往最少的日子。在學校裡他低我們一級，但他愛湊著我和游和祖利安一起去看電影排隊買藝術節的學生票出去拍照攪個亂拍亂貼的攝影展。我們夜裡潛入新聞系的工作室沖曬裱照片，遊喜歡吃花生醬，我們預備要通宵工作，所以就買了花生醬，從廁所視窗潛入工作室。因為校警巡邏，我們都很驚，就踩爛了廁所的廁紙架，人都跌下，打破了花生醬，漫得一室花生醬的香氣。不知是否這樣的緣故，到現在我還是很喜歡吃花生醬。總令我接近那一種充滿想像和希望的心情。

　　忠比我們晚一年畢業，第一份工作也在無線電視，當助導，拍電視劇。他去日本讀日文那兩年，我去東京探過他一次，和他一起去京都。回來的時候我在往成田機場的火車上一直哭泣。沒有甚麼事情，大概只是感覺到時間的重量。我們認識的時候，我十九，他大概十七八歲。後來我在倫敦，他來看我，我們午夜十一時在我家附近找一間酒吧喝啤酒，零度左右，我穿一件灰長大衣。走了一個小時才放棄。那時才知道，原來英國的酒吧十一時就要關門。住在倫敦的時候，沒甚麼朋友，很少出去，晚上都在房子裡看書看電視，生活很簡靜。

　　我們在紫線地車裡談王家衛的電影。他那時候想著開戲，大概也很快樂。我也想著我的小說，想著做大作家，也可以說得上快樂。

　　無論如何虛假，希望總令人快樂。

　　戲拍完了，放了好久無法公映，後來在灣仔的京都戲院，上映了一天。過了幾年，他才說，友叛親離。

　　我去了一間律師事務所上班，每天都給榨幹榨淨，下班後灰著臉都不說話，也是另一種方式的友叛親離。因為無話可說。開口埋怨會影響其它人。

　　他和一個他喜歡的導演合作，寫劇本。導演說他，有乜咁大件事，拍得唔好咪拍第二部。我笑說，佢又講得O岩播。每一次我灰心失望，他總是鼓勵我：你走的路很難，但方向是正確的。

　　我做表演的時候，他來了看，兩晚。演完以後，我很難過，和他說著我的過失。他說，你知道你的問題在那裡，下次做就可以改進。我說，也不知會否有下一次。做了這麼多年人，唯一知道的，就是要做好一件事情，沒有僥倖，總是千錘百煉，非常難。

　　祖利安也有來看表演。最後一晚，他推開化粧室的門，我便大喊：好煩呀。他也喊：做乜喎。然後我想：我從來不用這樣無禮的方式跟人招呼。但見到他我真的覺得好煩。一年級的時候，我坐在他旁邊，老扯著我說話，是他累我給老師趕出課室的，上的課好像是「傳播學導論」。到四年級又因為談話給老師趕出課室，大概也是跟他談話。他聲音高，人又囂張，又老愛叮著我，將我當做假想敵，到今時今日仍叮著我不放，遊笑說，你和祖利安是一生一世的了，他不會放過你的。我苦笑：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不時會收到他的電話，尖聲尖氣的：黃碧雲——呀，我系李志超——呀，你call我呀。我總像見鬼一樣，哎呀的，但又會回他的電話，說，又做乜呀。他現在在城大教書，也拍電影，又買了樓，母親得了個怪病。他母親以前以為我是他女朋友，總會煲湯籠絡我，但後來發覺攪錯，就不大有湯好喝了。

　　四年級時和他吵過一次架。我是不大會吵架的人，高聲說話會聲震兼口窒。那次他和我爭攝錄機用，在技術員的房間吵著，老師在房間講電話，因為我們很吵，就縮在一角按著耳朵講電話。講完電話就勸，大家同學，不好吵架。後來一樣和他一起去看電影，看表演，在課室跟他傳紙仔和談話。

　　有一次做獨立電影的馮美華找我，問：我在編一個香港獨立電影的檔案，你是否拍過一個《傾城之戀》？我奇道：你怎知道。她說，李志超說的。我說，老早扔了。

　　我幾乎已經忘記了這件事情。我真的拍過這個戲麼。記得好像只得二十分鐘左右。我的白流蘇畢了業後見過一兩次，也沒有來往。我記得我拍了那一場將蚊香盤踢到床下去。我叫她點了蚊香，火一劃，在影帶上留了一條緩慢的淡黃痕跡。我說，cue，她便將蚊香盤踏到床下去。沒有對白。對白是我後來在錄影室配上去的：她不覺得她在歷史上有甚麼微妙之處。她只是笑盈盈的，將蚊香盤踏到床下面去。這麼多年了，對白我還記得。張愛玲的小說老早扔了，但其實已在腦海裡面，無論我如何撇清。

　　這場戲是在我姊家裡拍的。我姊後來生癌，病了一年，割掉了聲帶和喉嚨的一小截。我還活著。看來還可以。祖利安會再找我的。我艱難的時候會跟忠說著話，我知道他會很有耐性的聽著我。要打一個電話給遊，問她看了「波蘿油王子」沒有：那是一部給我們這個年紀的人看的電影。很悲傷。要跟她說，昨天我去一個演講會，有個五十多歲的清癟男子來要簽名，我奇怪因為我的讀者通常比較年輕。男子拿了一本Q仔的書給我簽名，因為是我寫的序。Q仔破了產以後我也沒找他，因為他炒股票輸了的時候我找過他，他對我很冷淡，我就沒找他了。做完演講我便打電話給Q仔，說有這麼一個讀者。我想見見你。我說。我們都老了，不知還能見得多少次。晚上我們見了面，他說了四個小時的話，破了產還開著一架寶馬。他說是向法庭爭回來的，他向法官說，我傷殘，要用車。法官說你不必開寶馬。後來補了錢，才可以開一架寶馬。沒事業也沒錢，但我心情比我有一千萬的時候好。他說。他是港大畢業生，江說的，最優秀的馬克思份子。他說，從前的朋友都沒來往了，沒甚麼好說。

　　他說有來看我表演。破了產，沒甚麼好做，在報上讀到有關我的消息，想想很久沒有見過我，就來看我表演。我倒沒見到他。

　　其實我應該早一點找他的，只是我心存狷介。

　　又在地鐵站碰到雄仔。他還好，變成年輕人的偶像。

　　我要開始做我下一本小說的有關閱讀。九月回西維爾將舞跳好。明年去伊朗看看。回來如果可以，找一份散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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