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壘浮雲(31)_高陽

三一

　　日本軍閥，當然不願見國民革命軍順利完成北伐，因而早有計劃，便是在革命軍北伐途中，攔腰截斷，當革命軍於四月間在津浦線發動猛攻，直魯聯軍望風而潰時，駐濟南的日本武官酒井隆，及領事藤井，以保僑為名，連電東京增兵，於是四月十九日，日本派出第六師團五千人，指揮官福田彦助奉到的命令，是駐紮青島，是一種示威性質。哪知酒井隆蓄意要製造事端，撥弄福田移兵濟南。而其時第二集團軍孫良誠已抵達濟南，直魯聯軍業已撤退，革命軍變成與日軍形成對峙之勢。

　　於是，包藏禍心的酒井隆，命日本特務機關，在中日對峙中間開槍，引起雙方誤會，以致發生衝突。中國的軍隊及官員備受屈辱，但蔣總司令洞悉日本的陰謀，在阻撓北伐；所以在忍辱負重的原則下，採取了出敵不意的戰略，繞過濟南，直指北京，三個集團軍，全面猛撲，張作霖的大勢去矣。

　　日本知道奉張的政權，朝不保夕；趁火打劫的機會，稍縱即逝，因此滿鐵代表江藤豐三，於五月十二日趕到北京，逼簽五路協定。交通部長也是楊宇霆心腹的常蔭槐，故意避往天津；路政司長劉景山則臨時辭職，為的是不願意作日本人的工具，有意杯葛。但江藤豐三豈肯干休，拉了楊宇霆向「大元帥」坐逼。以不准奉軍通過南滿路相威脅，張作霖無奈，只好命航政司長趙鎮兼次長，再兼代部務的名義，於五月十三日深夜到部，在「敦圖」、「長大」兩路包辦合同上，蓋用了交通部的大印。

　　但這份合同，頗有瑕疵，第一，命趙鎮兼代部務的生效日期是五月十五日；第二，簽約日期的五月十三日是星期日，因而提出要求，更改為五月十五日。

　　但田中對張作霖的逼迫，還不止此；五月十七日那天，芳澤謙吉去看張作霖，提出忠告，也是警告，督促張作霖全師撤出關外，否則戰敗時，日軍將在山海關一帶，解除奉軍的武裝。

　　第二天，日本向中國南北政府，及歐美列強，發出一件「覺書」，略謂如果動亂波及滿蒙，日本即將在該地採取維持治安秩序之有效措施。接著，東京參謀本部，下令祕密動員，命駐屯滿洲各地部隊，以及由濟南撤至大連的「外山旅團」，向奉天移動；並派勁旅在錦州、山海關、熱河朝陽等地，擔任奉軍警戒。關東軍司令部亦移入瀋陽。所謂「擔任奉軍警戒」，實際上便是佔領上述各重要地點。預定五月廿二日發布東京大本營的「奉敕命令」、當日午夜開始行動。

　　結果奉敕命令未到，主要原因是美國仗義執言，認為東三省的主權，屬於中國政府，日本此舉「未免大膽」。美國國務院要求日本在實際行動以前，須告知美國。因此日本外務省邀集陸海軍有關部門會商對策，代表外務省的森恪及陸軍都主張按照原定計劃進行，但海軍極力反對。最後取決於首相田中，他在別莊的遊廊中，徹夜沉思，終於作了保留奉張地位的決定。關東軍大感失望。

　　其時在奉軍看，情勢已經非常明顯，唯一的上策便是三十六計中的第一計，退保關外。但棘手的是直魯聯軍，張宗昌已拉著隊伍，退到灤河以東，白崇禧指揮的革命軍，亦已追到，隔灤河而對峙，白崇禧要求張宗昌投降遭拒絕後，準備渡河追擊，這樣且戰且走，就會把戰火帶到山海關外。因此張學良電請革命軍暫勿渡河，由他負責來解除直魯聯軍的武裝。白崇禧同意了。

　　由於有張學良、楊宇霆負責善後，張作霖決定儘快退回關外。話雖如此，他走得還是很從容，電召在保定的張學良、楊宇霆、孫傳芳，在大元帥府舉行入關以後最後的一次軍事會議，發出前線總退卻的命令後，隨即邀請北洋元老王士珍，商量臨時維持北京治安的辦法。

　　原來此時的局勢，非常複雜，也非常微妙，張作霖雖有意退讓，但日本軍閥卻正在想盡花招，阻止革命軍進入北京，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新井，邀集各國駐軍司令，舉行聯席會議，提議劃天津周圍二十里為「聯軍警備區」，不許華軍侵入；但英美等國司令，都認為應以防守租界為限。及至得悉張作霖決定「總退卻」時，又提議由各國聯軍分別把守北京各城門，不准任何軍隊進入；這完全是庚子年八國聯軍攻北京的辦法，侵略的形跡，更為明顯，自然越發不能為各國駐軍司令所同意。

　　另一方面，革命軍因應的措施，頗為謹慎，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在徐州、石家莊等地會晤後，一致同意由日本軍閥及政府並無任何重大衝突的閻錫山接收北京，以期減少日軍的敵意。於是閻錫山釋放以前扣留的奉軍高級將領于珍，賦與他一項與張作霖接洽和平接收北京的辦法，終於達成了協議。

　　當然在這一個龍蛇混雜的時期，總還有人打著乘機崛起的如意算盤，其中最熱衷的兩個人，都住在天津租界，一個是齊燮元，向革命軍輸誠，希望收編孫傳芳及直魯聯軍的殘部，成立第五集團軍；一個是段祺瑞，派安福系政客姚震，五度密訪芳澤謙吉，希望在此政權將成真空之際，由日軍保護他到北京組織臨時政府。當然，這是妄想。

　　六月一日，張作霖在居仁堂以茶會招待外交使節團話別；接著又傳見北京商會會長，表示他即將離開北京，政務交國務院代行，北京的秩序，請王士珍負責。各國使節及北京商會會長，提出同樣的要求，希望張作霖派他的衛隊鮑毓麟旅，暫駐北京，維持治安。使節團並且提出保證，鮑旅將來可以安全退出關外。張作霖也同意了。

　　日本自然不甘心他們的種種陰謀落空，因此芳澤謙吉奉令作最後的掙扎。原來自森恪主持的大連會議結束後，即由芳澤代表日本向張作霖提出一份「滿蒙黨書」，除了新五路問題以外，另外還提出四項要求：第一，所有東三省境內中國鐵路與日本利益相抵觸者，一律不許建築；第二，日方有權開發東北礦產及建立大型鐵廠；第三，由奉方委託日本銀團代為整理奉票；第四，日僑在東北與本地人雜居。

　　張作霖對這項「覺書」自然不能接受，但亦不願明顯拒絕，以致引起嚴重衝突。因此，仍舊使出與楊宇霆合作慣了的「太極推手」，你推我，我推你，一味敷衍；在交涉過程中，消息外洩，以致東北各地展開了風起雲湧的反日浪潮。張作霖一方面利用此種情勢，作為拖延對日交涉的藉口；一方面撤換了對日態度強硬的奉天省長莫德惠，代之以較為緩和的劉尚清來敷衍日本。

　　敷衍拖延到張作霖正式宣佈自我解除政權，便到了圖窮而匕首見的日子，所以勞澤在居仁堂的茶會以後，祕密拜訪張作霖，勸他接受「滿蒙覺書」中的條件，否則對他不利；但如接受，則日本可以保護他由大連返回瀋陽。張作霖一口拒絕，態度非常堅定。不管芳澤如何以暗示方式作威脅，他仍是那句話：「我姓張的不會賣國，也不怕死。」

　　等芳澤黯然而去以後，張作霖立即召集親信密商，大家都認為芳澤所說由大連回瀋陽，是坐南滿鐵路的火車；這是否意味著京奉路會出問題呢？於是分別電詢負責北京至山海關警戒責任的第五方面軍團軍團長張作相，及作為看守後方的第六方面軍團軍團長吳俊陞，有何情況。

　　張作相及吳俊陞相繼電覆，保證北京至山海關及山海關至瀋陽的安全；張作霖決定仍循京奉路出關。雖然也有人建議，坐汽車取道古北口出關，但這條路坎坷險峻，不但顛簸之苦，難以忍受，而且在山路中有傾覆之虞，並不安全，因此，說過也就算了。

　　不過，為了防備萬一起見，決定了兩項行車的原則，第一，起程日期及時間保密；第二，行車途中，或快或慢，機動調度。專車是早就預備好的，一共兩列，停在前門東站，都在升火待發的狀態之下，六月二日傍晚，京奉路局接到電話通知，專車要出發了。七點多鐘人到了，但不是張作霖，而是當家的「五夫人」。張作霖是在半夜一點鐘，已是六月三日了，方始乘車離開順承王府，十分鐘後便已到達前門東站，張學良、楊宇霆、孫傳芳等著在送行。一時十五分開車，專車共十八輛，同行人員有北洋政府「送終內閣」的總理潘復、莫德惠、劉哲、于國翰，以及日本顧問町野武馬、嵯峨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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