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壘浮雲(23)_高陽

二三

　　他接下來說：「本省長近因健康欠佳，赴滬醫治；依照省憲規定，所遺省長職務，著由內務司司長唐生智代理。」接著就離開了長沙。

　　年甫三十一歲的唐生智，得以代理省長，自然得意非凡，但卻惹惱了吳佩孚，派人警告唐生智：馬上退出長沙，一切還好商量，否則他原本進兵向北，現在移師南向了。唐生智毫不畏懼，表示彼此力量雖屬懸殊，但他決意周旋到底。他說：「吳佩孚打倒唐生智，勝之不足為大帥之榮；唐生智打倒了吳佩孚是一舉成名的好機會。吳大帥要給我這個機會，在我求之不得。」

　　由於吳佩孚的作戰目標一改再改，先是討奉、一變而為討馮；再變而為討唐，北方便成了張、馮兩雄爭強的局面我了。

　　十五年元旦，張作霖宣佈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兼軍務總統官，準備入關；副司令是張作相、吳俊陞。外號「吳大舌頭」的吳俊陞反對入關，請辭副司令，但禁不起張作霖以「老弟兄」的情面挽留，終於打消了辭意。

　　張作霖本人於三月底入關，在秦皇島召集軍事會議，其時直魯聯軍已攻入天津，李景林自己不好意思回位，便宜了褚玉璞，提議以他接任直隸軍務協辦，張作霖很大方表示同意，藉以鼓勵直魯聯軍以全力支持他的進攻北京的計畫。

　　在會中檢討了京津方面的情勢，針對國民軍以韓復榘守廊坊；石友守高碑店、鄭金聲守順義、權東南兩面，保衛的部署，奉軍及直魯聯軍，決定不理平漢路上的高碑店，自東面進攻，共分左、中、右三路，中路由李景林攻通州；左路由張宗昌攻黃村；右路是奉軍為主力，由張學良攻順義，他們是張作霖重建的「鎮威軍」、第一、二、三等三個方面軍團的軍團長；另外有四方面軍團軍團長韓麟春是預備隊。

　　會中並決定出動飛機轟炸，只在北京內空之處，丟了幾枚小炸彈，而且有爆有不爆，但這一來便將北京的居民嚇壞了，有錢人紛紛走避。正在發起「和平運動」的北洋元老王世珍，會同北京耆宿發出通電，要求奉軍停止轟炸，同時謀和的行動也更積極了。

　　這對段祺瑞及國民軍都是極大的打擊。就段祺瑞，他不能制止奉軍轟炸，顯示他的執政府，毫無用處；而對國民軍，尤其是鹿鍾麟，為大家看成「禍水」；如果北京沒有國民軍，即不致召此災禍。

　　處此情勢之下，國民軍樂意利用和平運動來解除本身的困境，但奉軍表示需國民軍先放棄直隸、熱河、京畿三區為先決條件。國民軍無法接受，乃由東面轉向南面，與已佔領保定的吳佩孚先頭部隊接頭，初步結果十分順利，田維勤派代表進京；鹿鍾麟率領國民軍將領公宴接風，即席表示歡迎直軍入京，駐防南苑共同禦奉。

　　當然，這件事只有吳佩孚才能作決定。吳佩孚的先決條件，只有四個字：「去段釋曹。」

　　這比張作霖的條件寬得多了，鹿鍾麟稍作佈置，便在四月九日夜間，發動了武裝政變，夜間十時先以大刀隊監視電話局，控制了通訊；接著派大刀隊、保安隊共五千餘人，分守九城與交通機關，東城且斷絕行人，然後包圍執政府，宣佈「討段迎曹」；並宣佈段祺瑞的三大罪狀，第一是「金佛郎案」，損失利權太大；第二是三月十八日，「老虎總長」章士釗屠殺學生；第三是挑撥戰爭。

　　其時少不得有人通風報信，段祺瑞偕同安福系的要角，先一步避至東交民巷。當時的國務總理是，負責段祺瑞與馮玉祥聯絡的賈德耀，受命發出兩道通電給「各省區軍民長官」，一道是說鹿鍾麟帶兵圍困府院，意圖危害；所有捏造事實、假借名義的文件，一概無效；一道是聲明國務院暫時停止辦公。

　　鹿鍾麟佈告安民以後，第一件要辦的事，便是到延慶樓釋放曹錕；而久被冷落的曹錕，一下子又變成要人了，有的來請安慰問，有的饋遺禮物。曹錕自是感慨萬千，這一場大總統的春夢做下來，財產損失，猶其餘事，兩個胞弟，一個嬖寵，先後死於非命，是他最傷心的。但值得安慰的是「子玉老弟」畢竟忠義雙全；鹿鍾麟的情分，亦不可忘，所以應鹿之請，打了一個電報給吳佩孚，說「時至今日，論公論私，均無再戰之理；鹿君如此傾向，尤應曲全，即電奉方停止軍事。」同時，鹿鍾麟與國民軍高級將領，聯名致電吳佩孚：「此後進止，惟玉帥之馬首是膽，政治非所敢問。」正式表示願意投靠吳佩孚。

　　在吳佩孚的部下看，這是千載一時的良機，接收了國民軍，加上自己的部隊，實力大非昔比；而且入居京師，「先入咸陽為王」，足以號召天下。那知吳佩孚的不通世務的老脾氣發作了，當兩封電報同時到達他的辦公桌上時，他提起筆來，先在曹錕的電報上，批了「假電」二字；接著在鹿鍾麟的電報批了個「全體繳械」。

　　吳部將領，相顧失色。國民軍能乖乖地聽命繳械嗎？「吳大帥」的批示，簡直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兒戲。但沒有人敢這麼率直進言，只是苦苦哀求，為國民軍說好話。

　　吳佩孚不理，親自擬覆電給鹿鍾麟，有「恨不能食汝之肉，寢汝之皮」的字樣；這竟是越扶越醉了。

　　於是有人大著膽子說：繳國民軍的械，事情恐怕窒礙難行，請他再作考慮。

　　「我用不著再考慮了。」他說：「他們既然來電，說絕對服從我；我叫他們繳械，就得服從，以示誠意。」

　　從這條歪理，一時還駁不倒；但執行命令實在有困難，再三苦諫，幾至於聲淚俱下，吳佩孚才稍為作了些讓步，將「全體繳械」四字塗掉，改為「除酌留張之江一師聽候改編外，其餘一律繳械。」

　　這一改事實上等於未改。鹿鍾麟當然不會「服從」，但是別無善策；而就在此當，國民軍駐通州的第九師的師長唐之道，原為吳光新的部下，一直與段祺瑞暗通聲氣，此時發生了作用，接受段祺瑞的密令，全數往北京開拔。

　　於是鹿鍾麟決定退出北京，向銀行公會要求退兵費兩百萬元；銀行公會勉強湊齊，花錢消災。段祺瑞亦即從東交民巷回到私邸；賈德耀通電恢復辦公。不過北京的耆宿，由王世珍領頭，組成了「臨時治安會」，因為國民軍一退出以後，奉軍，直魯聯軍及吳佩孚的軍隊，三路疾進，都想先佔領北京；執政府有名無實，非由「臨時治安會」出面協調不可。

　　這時的段祺瑞，處境非常尷尬，因為他一直在馮玉祥的卵翼之下，賈德耀之組閣，便出於馮玉祥的推薦。如今靠山已倒，賈德耀首先辭職；段祺瑞本人亦是進退失據。

　　因此，在復出的第三天，四月十七日，分電實力派的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以及一直在山西閉關自守的閻錫山，徵詢善後意見，電文中以北洋老大哥自居，說「弟等均係患難至交，論公為國家干城，論私為祺瑞手足。紀綱應如何整飭，大局應如何奠定？公忠體國，不乏嘉猷，詢謀僉同，必能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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