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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憋了一肚子悶氣的張宗昌，認為最可惡的是畢庶澄，有兩件事壞在他手裡，第一、三月初，張宗昌、孫傳芳在上海發行庫券一千萬元，以江海關二五附稅作抵，令上海各銀行、錢莊、商會攤認；那時上海是在畢庶澄控制之下，加一點壓力，不難勒索；而結果是江蘇各團體紛紛表示反對，而且要求免征各縣軍糧。

　　第二件是當南京危急時，張宗昌電令畢庶澄派兵支援，而畢庶澄置之不理。張宗昌認為，這一切都是畢庶澄私通革命軍，準備叛變的證據，非殺他不可。

　　到了四月裡，張宗昌打電話到徐州，將褚玉璞召至濟南，開口說道：「俺有一件很要緊的事，你能給俺辦一辦嗎？」

　　「只要督辦有命令，我都能辦。」

　　「好！」張宗昌說：「畢庶澄這個免崽子，在上海讓富春樓迷昏了，誤了俺的大事，也讓咱們的團體，受害不淺。你想，三月初，上海全在他手裡，俺跟孫馨遠發一千萬庫券，有海關的稅作抵；畢庶澄這個小子只要發個帖子，把上海有勢力的人請了來吃飯，當場叫他們認數目，誰敢不認？不認就拿機關槍掃他個娘的。你想，有了一千萬，咱們什麼事不好辦？」

　　褚玉璞覺得他說得太容易了，但無論如何硬逼軟商，一千萬沒有，兩三百萬應該是有的。結果弄得一文不名，畢庶澄多少是有責任的。

　　「你看，」張宗昌拿一個卷夾，使勁往桌上一摔，「這都是那兔崽子跟蔣介石來往的電報。」他問：「你說，陣前通敵，該當何罪？」

　　「督辦吩咐吧！」

　　「你把這免崽子斃了！」

　　褚王璞不免遲疑。原來他跟畢庶澄以前的交情很深，自關外五站時期開始，便是形影不離的，但自二次直奉戰爭以後，情形不同了，畢庶澄自以為任何條件皆比褚玉璞優越，但地位卻不如褚玉璞；尤其是褚玉璞當上了直隸督軍，畢庶澄心裡最不舒服。此外跟褚玉璞在賠錢、玩女人這兩件事上，也常有摩擦；但無論如何，要叫他下手去殺畢庶澄，實在強人所難。

　　但他一想到自己，感覺就不同了。他在想，張宗昌知道他跟畢庶澄交情不淺，有意出這麼一個難題給他，極可能就是試試他的忠心；如果設詞推託這個任務，可能畢庶澄未死，他先送命了。

　　轉念到此，褚王璞將心一橫，「督辦交代，我一定辦妥當。不過，督辦得給我一道正式命令。」他解釋理由：「我可以正式宣佈他的罪狀，讓他死而無怨，別人也知道督辦是整頓紀律。」

　　「說得不錯。俺馬上給你辦。」

　　收到了書面的正式命令，褚玉璞略略作了一番部署，隨即打電話到青島，約畢庶澄第二天上午到濟南，有要事面商。畢庶澄答應當晚由膠濟鐵路專車酉去，預計第二天一早可到濟南。

　　褚玉璞特為親自到車站去迎接，他在濟南有個留守司令部；但接到畢庶澄後，同車到他的私宅。畢庶澄下車到客廳一看，知道事情壞了，因為槍兵環立，還有個軍法官坐在寫字臺後面，仿佛等著記錄口供似的。

　　「華舫，」褚玉璞說。「我是奉命辦事。」

　　接著軍法官便宣讀張宗昌的命令，寫得非常詳細，畢庶澄邁敵的證據，都刊在上面。畢庶澄面如死灰，一言不發；等到軍法官讀完命令，褚玉璞的乾兒子劉振邦，在畢庶澄腦後開了一槍。

　　這個自命周公瑾複出的畢庶澄，終於唱了一出「周瑜歸天」。但雖死於非命，卻有個紅粉知己——富春樓老六特為趕到濟南去為他收屍。

　　張宗昌連番失利，退守濟南後，地方上的有力人士，主要的是張懷芝的弟弟，當過煙臺鎮守使的張懷斌，聯絡在河南失敗的靳雲鶚，以及一班士紳，勸告張宗昌組織山東省保安司令部，意思是要求張宗昌，脫離安國軍政府，宣佈獨立，保境安民。張宗昌不肯背叛張作霖，事實上亦不敢與奉軍為敵；恰好南京國民政府發表，以陳調元為山東省主席，張宗昌認為以他跟陳調元的交情，此舉等於代他看管地方，只要整個局勢有利於北方，山東隨時可以回來，陳調元亦必拱手相讓。因此，決定將直魯聯軍撤到直隸，屯紮京奉線的灤東一帶。

　　張宗昌雖仍是直魯聯軍的統帥，但直隸在名義上是褚玉璞的地盤，所以他不無奇人籬下之感。有一回對褚玉璞說：「俺把山東賠光了，來到你們直隸，俺是在這裡吃『勞金』。」所謂「勞金」是山東商場的術語，作夥計的以勞力換取酬金之意。這雖是牢騷，但亦包含著對褚玉璞不滿的意味在內；因而張、褚之間，逐漸形成矛盾。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正式宣佈奠都南京，兩天以後，日本田中內閣成立。

　　田中義一出身于日本陸軍最大派系的長州，原為陸軍大將，退役後加入日本最大的政黨政友會。當政友會總裁橫田病歿後，公推田中繼任；但政友會的實權，握在一個與軍部有密切關係的野心分子森恪手中，在田中被選後，他公然表示：「此後閣下居黨魁之名，我任黨務之實。」田中同意了。

　　因此，田中組閣後，自兼外相，而以森恪擔任外務省次官，掌握對華外交政策。田中內閣的使命有二：一是謀求金融恐慌的緊急對策；二是改變對華政策。日本的軍閥，一直認為政府的對華政策太軟弱，如要轉變，當然是轉往強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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