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21)_高陽

二一

　　按：各省藩庫，皆有最低的現銀儲備額，庶幾一遇緊急情況，可以立即動用。貴州為最小最貧之行省，故庫儲只得六萬；陝西亦為瘠省，額存三十萬，兩年積至六十余萬，多出一倍有奇。則慈禧有所需索，不必攤派，即可滿足要求。在巡撫看，這是順理成章的事，大概李用清執意不可，巡撫乃不得不劾而去之。否則，藩庫的鑰匙在李用清手裡，巡撫總不能派中軍帶撫標去「劫」藩庫。李用清、李嘉樂必是都以此故去職。翁同龢日記謂：「兩李皆賢者，而不容于時，何也？」此自問之詞，實寓有無限感慨。

　　藩庫能積銀六十余萬，足以反映陝西當時的民生，較前為裕，稅收增加。三源即三原；措意棉桑、開渠溉田，以此二事責牧令，自是根本。俸入不以自潤，購糧備荒，則其清廉可知；而非刻苦不足以廉，則李用清的「天下儉」雅號，不當解釋為天下第一儉人，實是其儉可為天下官員法。又，山西唯一晉陽書院，李用清主講至十年之久，足征學有根底，非李慈銘所能輕詆。

　　李用清歿於光緒二十四年，本傳謂：「子貴陽，扶柩歸，以歿殤。」則足有孝子。以李之刻苦，惡衣惡食，乃能養成孝子，視徐承煜之于徐桐，不啻人畜之分。故可確信李用清為真道學。凡真道學，其人格必能化人，而感受最真切者，即為家人。遠如東林諸賢，其「孤兒」皆卓然有成；近則康熙朝的理學名臣湯斌、陸隴其，子孫皆能不墮家聲。

　　閻敬銘初奉召長戶部時，恩遇一時無兩，慈禧由極端欣賞至極端厭惡，此一過程，可視之為清祚不永的預告。易言之，就是說明了清祚何以不永的原因。茲就《春冰室野乘》所記，加以注釋，以明始末：

　　辛巳冬，與南皮張文達同被召，命長戶部，知遇之隆，一時無兩。癸未春，奏結雲南報銷案，公與樞臣同入見，奏對三時許。太后以某事問恭王，王奏曰：「此事丹翁知之最悉，太后可問彼。」後顧公亦曰：「丹翁以為何如？」公聞命，皇悚萬狀，亟免冠叩首，眾皆不喻其故。後徐悟，微笑曰：「汝以吾誤稱汝字耶？吾敬汝德望，在宮中語及汝未嘗不以字也。」一時聞者以為異數。

　　按：清朝奏對的禮制極嚴，臣下在御前稱他人，不管名位如何，皆直呼其名，或者上加銜名。所以恭王對慈禧的奏對，應是「此事閻敬銘知之最悉」。稱「丹翁」者，閻敬銘字丹初，私下的稱謂，在御前隨便出口，正見得恭王以懿親執政，對慈禧久已忘其為臣之道。此亦緣兩宮初垂簾，一則未諳體制，再則為示籠絡，對恭王雖在殿庭，亦每用家人之禮。相傳恭王入見時，慈禧每謂太監：「給六爺茶！」茶碗即置於禦案，恭王旁立奏對，間或飲用。一次，慈禧偶忘作此語，恭王亦忘其所以，語久口渴，舉碗欲飲時，發現茶碗是御用的明黃色，方始眢悟，急又置回原處，慈禧已有慍色。寵臣重臣，驕蹇疏慢，每為取敗之由，恭王之被逐，由此漫雲「丹翁」可見徵兆。

　　至於君上稱臣下，除非授讀的師傅，一般亦多直呼其名。順治朝方玄成入侍講幄，世祖稱其別號「樓岡」而不名，一時以為異數。如慈禧之亦稱閻敬銘為「丹翁」，雖為偶爾失檢，實為奇事，無怪閻敬銘震慄失次。

　　「雲南報銷案」為南北之爭中一大公案，王文韶因此罷官。

　　光緒三年九月，李鴻藻丁憂，應補軍機大臣一員，以南北各一之例，應補一北人，閻敬銘即為理想的人選。但沈桂芬於次年二月，援引其在浙江鄉試主考取中的門生王文韶入樞，由此至光緒六年除夕，沈桂芬病歿，南派勢力大張，沈桂芬好攬權而氣量小，頗為北派所不滿。於是集矢于王文韶，乃有所謂「雲南報銷案」，發難者禦史洪良品，湖北黃岡人。繼之者陳啟泰，湖南長沙人，皆洪鈞一榜的翰林，閻敬銘之子閻乃兟亦此一榜。

　　閻敬銘是年五月未到任前，由王文韶署理戶部尚書。閻既到任，大肆整頓，司官已外放而在部有劣跡者，亦不放過。則王文韶之被劾，由閻乃兟的同年來發動，其間蛛絲馬跡，頗可玩味。或者閻敬銘欲借此整飭戶部風氣，而北派正要打擊南派，彼此合作，乃掀起此一巨案。《清史列傳》卷六十四《王文韶傳》：

　　禦史洪良品上疏言，樞臣舞弊，請旨罷斥，以弭天變。略謂雲南報銷，戶部索賄十三萬，嗣以八萬了事。景廉、王文韶均受巨萬。

　　奉旨：「覽奏殊深詫異。事為朝廷體制，重臣名節所關，諒洪良品不敢以無據之詞，率行入奏。著派惇親王、翁同龢飭傳該禦史，詳加詢問，務得確實憑據，即行覆奏。」

　　惇親王等奏：「據該禦史稱，此等詭秘之事，豈有令禦史聞知之理？士大夫商賈，萬口一詞，不能指定何人。」得旨：「仍著麟書、潘祖蔭將此案徹底根究，務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讞。」

　　給事中鄧承修奏，略謂「樞臣被劾無據，事實有因，被參之王文韶未解樞柄，應請先行罷斥，使朋比者失其護符，訊辦者無所顧忌」。

　　尋麟書等奏：「查明大員接受外官私信，請敕呈錄，並將疏縱案犯之司員，請旨先行交部議處。仍令沿途催要證，迅即赴案。」

　　奉上諭：「麟書、潘祖蔭奏：雲南報銷一案，現經據戶部書吏張瀛供稱，潘英章來京找伊辦理報銷，並許給銀兩，伊等各得受筆墨費多寡不等。崔尊彝、潘英章來京辦理報銷，是否系該督撫所委？該員等所齎銀兩究系支用何款？是否庫款？抑系軍餉盈餘？請飭查明等語。著劉長佑、岑毓英、杜典聯將以上各節，迅速確實覆奏，不得稍涉諱飾。」

　　鄧承修，廣東人，有名的清流，素與張佩綸等接近，他之參與，即為北派展開攻擊的信號。翁同龢光緒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記：

　　王文韶以雲南報銷被劾，再請開缺養親，不准，已陳謝折矣，而張佩綸連劾之，並有前席之對，遂優旨准其告養。

　　此攻擊之跡，殊為明顯。慈禧對王文韶的印象並不壞，而且賄款總數亦不過八萬，即使王文韶一個人獨吞，在她看來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所以先派惇親王及翁同龢徹查，原意惇王疏略，翁同龢亦為南派首腦之一，此事可以由大化小，由小化無。哪知惇王執意主嚴辦，自然是有了先入之言。翁同龢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記：

　　召見詢問雲南報銷案，惇邸意在從重，龢曰：「臣等依律擬定，豈能畸輕畸重，若再從重，將殺二人乎？此不足惜，特不枉法？如此枉法，將何以處之？」慈諭曰：「我亦無意加重，但須按律耳。」又吏部奏雲南報銷處，諭曰：「此案別人無可惜，惟景廉當差無誤。」

　　遂定如吏議，而景廉仍留軍機，王文韶等實降二級。

　　王文韶於光緒八年十一月退出軍機，此時如果以閻敬銘接補，則南北之爭，當可告一段落，不意工部尚書翁同龢、刑部尚書潘祖蔭，聯翩入樞。南派去一來二，北派自然不能甘服。而翁、潘得值軍機，則無疑出於恭親王的支持。恭王與寶鋆為可以脫略形跡，彼此戲侮的密友，而寶鋆又一向親南派。至於景廉與王文韶同案被劾，自然亦站在南派這一面，因此李鴻藻在軍機成了孤立之勢。於是而有光緒十年三月，全樞盡罷的大政潮，註定了愛新覺羅皇朝必亡的命運。

　　我在想，當時恭王如果在翁、潘二人中只用其一，北派也還咽得下那口氣。去一用二，南袒的痕跡太顯。恰好惇王與恭王因王文韶案，手足參商。而惇王寂處太久，適有用世之志，於是恭王在宮中亦成孤立，乃造成孫毓汶得以盡翻全域的機會。政治上分派系，各不相下之害如此！可不懼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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