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說紅樓(27)_高陽

二七

　　▼再談程排本《紅樓夢》的發行經過

　　趙岡

　　拜讀高陽先生大作《紅樓傾談》，獲益良多，高陽先生考據方面往往有令人驚喜的卓見。新聞界的朋友們都知道，要做一個成功的新聞記者除了「勤」以外，還要有「新聞眼」，能夠發掘新聞，搞考據的人最難得的也是這種特質，能夠看出被掩蓋著的問題，能夠發現線索。

　　這種特質無以名之，姑稱之曰「考據眼」。福爾摩斯比蘇格蘭警場的探長們高出一籌，就因為他具有這種稟賦。高陽先生有過人的考據眼，但是不肯多寫這類的東西，認為是會荒廢本業，這是很可惜的事，只要對學術有貢獻，何必分本業副業。

　　譬如說，高陽先生從「蘇大司寇」這一稱謂而判斷出《樗散軒叢談》中那條筆記的書寫年代在乾隆五十七年正月至五十九年十一月，這是非常令人驚喜的發現，其推論合理可信。我一直認為陳鏞的這條筆記值得特別注意。高陽先生推斷出其寫作時間，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

　　蘇凌阿的書被鼠傷，付琉璃廠書坊抽換裝釘是乾隆五十四年春的事，程甲本刊印即是乾隆五十六年冬的事，五十七年春以後不久陳鏞就寫下了這條筆記。這是當時人的記載，與後人傳聞之談不同，可信性高得多。

　　不過有關程刻本發行經過的問題，並未因此而全部解決。這其中牽扯上的問題，遠比我們想像得複雜，這要從日本紅學家伊藤漱平的一篇文章談起。伊藤先生是以研究《紅樓夢》為專業的，功力深厚，思考縝密，是我所敬佩的學者之一，他不久前在《鳥居久靖先生花甲紀念論集》中發表一篇論文，題名是《程偉元刊〈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小考》。文中討論之點很多，我只能在此文中提出兩點略加討論。

　　第一點，伊藤氏根據出版史料證明木活字版印書，能印的份數極有限。通常像武英殿聚珍版的書，每種只印三百部，有些木活字版只印二百部或一百部。而且據長沢教授研究，木活字版印刷到一百部左右時，往往就發生字面高低不齊，不得不換字。

　　如果我們接受伊藤氏的推斷，倒也可以解決一些問題。譬如，它可以幫助解釋程偉元及高鶚在短期內再三修訂《紅樓夢》的動機問題。過去，我們一直弄不清為什麼程高在刊印了程甲本後不到七十天就又刊印程乙本，這豈不是用程乙本去搶自己程甲本的市場麼？如果發現在我們接受伊藤氏的推斷，這一點就順理成章了。活字版每次只能印三百部，而生意又這麼好，當然供不應求，既然非重排第二版不可，正好可以趁機對文字方面再多加修飾一下。

　　不過，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木活字版可印刷的份數是否真是如此少？中國出版商使用木活字版已有很長的歷史，但是此種印刷方法始終未曾普遍流行，想來它有很大的缺陷，則一定是事實。但是，可印份數會否真少到三百份？從程高的排印本看來，似乎並非如此，王佩璋曾經比較過程甲本及我所謂的程丙本，發現兩本每頁之行款、字數、版口等全同，每頁中文字儘管有變動，可是到了頁終則又總是取齊成一個字。在一千五百七十一頁中，每頁起訖之字不同者不過六十九頁。她甚至於發現程丙本的活字就是程甲本的活字。我們目前無法比較程甲本及程乙本，不過我相信這兩本一千五百七十一頁的版口應該完全相同。這種現象顯示，活字版可以長用，可以一用再用。編輯為了節省重排的工作量，儘量取齊版口以利用原版，而只個別植換木活字，否則，如果原版已不堪用，非重排不可，高鶚、程偉元蠻可以放手去校訂，便不必採用這種縛手縛足的編輯方針。因此，我對這一點還有相當的懷疑，希望能看到一些研究古代印刷術學者的意見。

　　第二點是伊藤漱平提到，在程甲本出版後不久就有《紅樓夢》流傳到日本，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書到達日本的時間和它們的裝訂方式。在日本長崎有一家姓村上的家族，其上世在清朝是從事中日貿易的。此家保留了很多舊的文件，其中有一套「差出賬」，記載每次中國船到埠，他們購入中國貨品的清單。貨品中往往有書籍名目，村上「差出賬」記道，在寬政癸醜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有中國船主王開泰，從浙江乍浦出航，於十二月九日在長崎入港，運來書籍六十七種。第六十一項書名是：

　　「《紅樓夢》，九部十八套」。

　　這種兩套合裝一部的裝訂方式很奇怪。程刻本前後幾版的裝訂方式都是一樣的，每部共二十冊，合裝成四套。與上述情形不符。如果改裝每十冊一套，每部二套，則嫌太厚，而且為什麼要改裝，都是疑問。看來，這運銷日本的九部《紅樓夢》大概是另一種字體大小不同、版面大小不同、裝訂方式不同的另一種版本。

　　果然如此，則時間上又有了問題。程甲本的高鶚序言是出於乾隆五十六年冬至後五日，該書真正印就而賣到市場上，最早也該是乾隆五十七年初。而寬政癸醜五年則是乾隆五十八年，王開泰在乍浦出帆的時日，上距程甲本出書的時間最長也不過一年零十個月。什麼人拿到程甲本立即翻刻，而且遠銷到浙江，進而外銷日本？這一年零十個月的時候夠不夠完成這些程序？

　　伊藤漱平企圖把這些運銷日本的《紅樓夢》，周春書中提到在蘇州開雕印刷的《紅樓夢》，以及東觀閣翻印本《紅樓夢》兩件事貫穿起來。周春在《閱紅樓夢隨筆》書中首篇說：

　　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餘雲，雁隅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一為《石頭記》，八十回，一為《紅樓夢》，一百廿回，微有異同。愛不釋手，監臨省試，必攜帶入闈，閩中傳為佳話，時始聞《紅樓夢》之名，而未得見也。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茲苕估以新刻本來，方閱其全……甲寅中元日黍谷居士記。

　　從周春的筆記中我們可以判定幾件事，壬子冬，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冬天蘇州書坊中還買不到《紅樓夢》，否則周春自己早就買了，根據周春所說的「開雕」及「新刻本」字樣，伊藤認為這個蘇州版不是活字排印本，而是真正的雕版刻印本，是與程本完全不同的印本。以周春對書籍的經驗閱歷，對各種版當能區分。如果他是一個用字謹嚴的人，則上述推論不無道理。

　　不過，時間上還有點問題。乾隆五十七年冬開雕，五十八年冬便已遠銷日本，雕版印刷能夠來得這麼快？如果半年之內就能雕成一千五百多頁書，程高為什麼不雕版而要排印活字版？

　　而且在五十八年冬書已遠銷日本，周春反而晚至次年夏天才在當地書坊買到書，也不好解釋。

　　伊藤先生很重視東觀閣書店歷次翻刻的《紅樓夢》，這確是一個好線索。不過，要把東觀閣的版本與周春所看的蘇州版拉上關係，則還有相當困難。根據《紅樓夢書錄》，東觀閣第一版《紅樓夢》完全是用程本的書名，即《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有題記。

　　《紅樓夢》一書，向來只有抄本，僅八十卷。近因程氏搜輯刊印，始成全璧。但原刻系用活字擺成，勘對較難，書中顛倒錯落，幾不成文。且所印不多，則所行不廣。爰細加厘定，訂訛正舛，壽諸梨棗，庶幾公諸海內，且無魯魚亥豕之誤，亦閱者之快事也，東觀主人識。

　　此後又有「本衙藏版本」，把題記中「東觀主人識」五個字去掉，書名依舊。到了嘉慶二十三年又有東觀閣重刊本，書名改為《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扉頁題寫「嘉慶戊寅重鐫，東觀閣梓行」。

　　《紅樓夢書錄》中所提到的東觀閣諸版，我都沒見過。但是日本卻有幾部。伊藤還提到有一種東觀閣版，書名為《紅樓夢全傳》者，在《書錄》中尚未列入。東觀閣在嘉慶二十三年已重刊，則其初刊本一定很早。而且它是刻印本，而非活字排本。不過，其初刊本能否早到可以在乾隆五十八年就輸出日本，則還是一個問題。雕版要費時，否則程高自己早就做了。其次東觀閣多多少少還做了些加工工作，「細加厘定，訂訛正舛」。再者，東觀閣是否真出過袖珍版，每部兩套，也都難以確定。

　　我很久以前就曾記下日本內閣文庫藏有一部東觀閣版《紅樓夢》，久想去翻檢。今冬趁寒假遠東旅行之便，特別到東京繞了一下，發現內閣文庫已遷至皇宮外，改組成公文書館。不巧，我去時該館剛開始年假第一天，全日關閉，結果失之交臂。

　　即令有證據證明東觀閣的初刊本早在乾隆五十八年已發行，而且是以每部兩套的方式裝訂的，我們還是無法把它與周春買得的蘇州版《紅樓夢》拉上關係。到現在為止，所發現的東觀閣諸版都是翻刻程甲本，但是從周春《閱紅樓夢隨筆》中所提到書中的某些字句，則可以判斷他買到的書是程乙本或程丙本，絕非程甲本，東觀閣既雕印程甲本，馬上接著又翻刻程乙本，工程未免過於浩大，令人難以置信。所以東觀閣諸版與蘇州版還是兩個不同的系統。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