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公子(21)_高陽

二一

　　至於用金光祖、馬鎮雄、蔡毓榮，或因其熟悉地方，或因其忠誠可靠，或因其才具出眾，而目的皆在對付吳三桂。王輔臣之被任為陝西提督，用心更昭然若揭。而康熙之籠絡王輔臣，更出常情之外。劉獻廷《廣陽雜記》有極生動的描寫；記王輔臣與吳三桂之侄應期交惡，以三桂袒侄，致使輔臣寒心，以鉅金「遍賄朝廷左右暨用事者」，得補為平涼提督，以後的情事云：

　　「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嘆曰：『小子費亦不貲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為耶？』及至辭王；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忌老夫！汝家貧，人口眾，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為路費。」

　　吳三桂亦可謂善於補過，輸誠之心，惟恐不至。但手段不及康熙，《廣陽雜記》記召見王輔臣的情況如此：

　　「上坐內廷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頻加，賞賚屢及；無日不詔人，語必移時。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為平西有密語，令王入奏……上謂之曰：『欲留汝於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汝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時值歲暮，而定期歲內；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捨，上天在邇，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擇吉日於上元之後。居期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御座前有蟠龍豹尾槍一對，上指謂輔臣曰：『此槍先帝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槍於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槍以賜汝。汝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槍如見朕，朕見此槍如見汝矣！』輔臣拜伏於地，泣不能起。」

　　雍正以後之籠絡年羹堯，即師父故智，但矯揉造作過甚，令人肉麻。康熙之籠絡王輔臣，則確能使被籠絡者死心塌地。當時康熙所以不惜降尊紆貴如此，正可反證他對吳三桂防範之周之密。至於吳三桂既反，王輔臣竟未能發揮康熙所預期的作用，則又為另一回事，論王輔臣本心，固未負康熙。

　　康熙十年調朱國治為雲南巡撫，為康熙決意制服吳三桂，不惜決裂的表示。朱國治其人，在康熙初年，為江南士林的公敵。

　　朱國治不久去官，走得很不光明，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云：

　　「撫臣朱國治既以錢糧興大獄，又殺吳郡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適以丁憂罷。故事：隸旗下者例不丁憂，守喪二十七日，即出視事。公守喪畢，具疏請進止。朝議許其終制，另推新撫韓公世琦尚未蒞位，朱恐吳人為變，倉猝離位，輕舟遁去，吳中為幸。朝議以大臣擅離汎地，擬降五級，而嚴旨切責，革職為民。」

　　按：三年之喪照例守制兩年三個月，亦即二十七個月為服滿。旗下改月為日，父母之喪只「穿孝二十七日」。朱國治具疏請進止，乃自知眾怒難犯，急謀退隱。新任巡撫韓世琦，亦為漢軍。隸正紅旗，原任順天巡撫。順治十八年十月裁順天巡撫一缺，韓世琦即改調江蘇（彼時猶稱江寧巡撫）。順天即瀋陽，赴調需時；而朱國治去職而未離位，形勢益危。其時蘇州民風尚未如後來之柔弱。天啟中，魏忠賢遣東廠緹騎至蘇州逮捕周順昌，白靴校尉為吳人擊殺，前之可鑑，所以朱國治輕舟遁去。至於遭遇「革職為民」的嚴譴，自是朝中因為奏銷案辦得太嚴刻，有意貶抑朱國治，藉平民憤。

　　康熙十年朱國治復起，被任為雲南巡撫。唯一的原因，即由於朱國治以漢人而忠於滿洲，為政苛峻。如果對吳三桂採取強硬態度，則用他到雲南去跟平西王周旋，是最理想的人選。康熙十二年冬，吳三桂舉兵，朱國治首先被害，劉健《庭聞錄》記：

　　「三桂召各官赴王府會議。中丞朱公率眾往，賊黨不候全害之，刃之下乃死，余皆被執。朱中丞……素為賊黨切齒，三桂使其子飛騎傳諭，不得輕殺，至則中丞已身首殊。」《研堂見聞雜記》謂朱國治被「提出開膛梟示」，則惡之甚，言之亦過甚了。

　　以上所引敘，皆在證明康熙對吳三掛遲早必叛，已經料定。而防範惟恐不周，亦有事實可稽。表面上幾大臣言官有公然奏劾吳三桂者，無不獲譴，乃是故為安撫，以待謀定後動；其實，對吳三桂的動態，無時不在注意之中。內地入滇投靠吳三桂，以及吳三桂所遣親信赴內地活動的情況，皆有密報到京。方以智的被禍，我的假設，即因以訛傳訛，誤認方以智為吳三桂的親信，潛入安徽。可能為方光琛之子方學詩曾回徽州活動，而方孝標曾入滇獻詩吳三桂，故誤方學詩為「方學士」。而方學士與方以智音似，滿文奏摺中漢人名字皆為音譯，更易誤會。

　　假設雖可大膽立論，但假設之能成立，必須經過邏輯的考驗。逐次排除其不能者，至最後僅剩者，方能作為假設。今按康熙初年屬於「謀反大逆」的案子，不外朱三太子的傳聞，及三藩之亂。干連朱三太子的疑案甚多，且每與和尚有關，似與方以智的情況相近。但果為推戴朱三太子以起事復明，則方以智即或被誣，固與名節無損，方中通不必以死力爭，這道理已在前面談過，無須多說。其次，謀反決非一人之事，干連必眾，王夫之論族誅曾申明其義。而方以智一案不聞有他人牽連；孟心史先生《明烈皇殉國後紀》篇云：「東華錄自康熙十二年始，屢破獲朱三太子干連犯案，多不勝載。」是則方以智如干連朱三太子案，何以官書獨無記載。凡此皆足證明，方以智與此類案件無關。

　　至於牽涉及於三藩之亂，如歸罪於謀反大逆，則又分兩種情況，一為事發的按問；一為事前的猜防。方以智案雖發於吳三桂舉事之前，但吳三桂反形早著，康熙防堵甚嚴，已如前述，則誣指方以智為吳三桂親信，潛入安徽等地活動，是很可能發生的事，但事必有因，或者方學詩確曾潛回徽州。行蹤曾經廣西，而又誤傳為「方學士」，於是構陷者有意張冠李戴，指「方學士」為方以智，向廣西巡撫馬雄鎮告密，因而移文安徽，逮捕方以智歸案待質。

　　據《方以智晚節考》所錄資料及方中通《題結粵難文》、《論交篇》兩詩，案發後的情況如此：

　　一、發難於廣西。論交篇《粵西題請講再三》可證。

　　二、移文安徽，至桐城方家逮捕方以智，而方以智由幼子中履陪侍在青原。官疑方家藏匿以智，是故「吏卒操兵圍宅，鈴析達曉」。而「道路洶湧，莫不咋指吐舌。在於人情、賓客、門人、故舊遠害引避，固宜其然。」（方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則有幾天的搜索，或者直至方以智被逮，方始撤圍，皆可想而知。

　　三、桐城搜查不獲，移文江西逮捕，此涉及三省的因由，情況非常單純。

　　四、江西泰和富人蕭孟藏方以智於複壁，其後乃由水路赴廣西報案。此出於方以智自己的主張，或者他人所勸，則不得而知。但可確言者，方以智願就複壁，絕非畏罪，而為不甘致禮於異族衣冠之前；惶恐灘自裁，亦為此意。當初披緇，大致亦為避免作清朝裝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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