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公子(14)_高陽

一四

　　如上持論，或不免過苛。衡諸侯方域後來的行跡，未始不以此舉為悔，下一年治《壯悔堂》，又治《四憶堂》，皆曾作記。《四憶堂記》末段謂：

　　「或曰：『然則子既以悔名其集，而以憶名其詩者，何也』？苟憶於昔，不必其悔；苟悔於今，不必其昔之憶。」曰：「詩三百篇，昔人發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憤；聊以憶焉云爾。抑聞之，極則必復。憶之，憶之，所以悔也。」

　　侯方域的有《壯悔堂文集》，及《四憶堂詩集》，上記表面論時，實則論出處。「或曰」云之，即為質問：你要做清朝的官，就不必再念明朝；既念明朝，就不該「赴試獵官。」而侯方域對此質問，並沒有明確的解釋，只是自陳悔恨，「憶之、憶之、所以悔也！」說得再明白都沒有。最可玩味的是，人間「四憶」是那四憶？侯方域的答覆是自己都弄不清楚。他的說法是，詩歌「情迫氣結，縱其所至，不循阡陌；即胸中時一念及，非不歷歷，及欲舉而告之人，固已纏綿沉痛，十且亂其七八矣！」詩以寫情，原有陶詩所謂「欲辯已忘言」的一種境界。但侯方域的四憶，胸中歷歷，只是不願告人而已。所可斷言者，此四憶中，必有陳貞慧與吳次尾的《留都防亂揭》及李香君的《桃花扇》在內。

　　從侯方域的遺作中去考察，有種種證據顯示，辛卯鄉試一舉，痛悔失足；內心之抑鬱自恨，較之吳梅村有過之無不及。而形之於文字吟詠者，則再三自道本心清白，若深恐人不信，致吳梅村書，勸其不可復出，固為變相的表示他決無意於做新貴！而最可玩味者，則為《致方密之書》，此書見《壯悔堂文集》「遺稿」。侯方域於順治九年治壯悔堂，編定文集。越二年下世，此兩年中所作，由其同窗任元祥編為《遺稿》，附文集後，任序明言：「此侯子壯悔堂集成之後所作」；亦即辛卯鄉試以後所作。

　　按：方以智曾隨永曆入廣西，而於順治七年清兵陷廣西平樂村時逃禪。《南疆繹史》云：「及大兵入，知其為粵臣，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則生，否則死；袍帽在左，白刃在右，惟自擇。』迺辭左而受右，帥起為之解縛。謝之，聽為僧，遂披緇去。」侯方域致方密之書，雖以其出家之事為發端，「大喜故人相見之有期」，而作書當在一兩年，借衣喻意，其文如此：

　　僕與密之交遊之情、患難之緒，每一觸及，輒數日營營於懷。及至命筆，則益茫然，無從可道。猶憶庚辰，密之從長安寄僕漿絲之衣，僕常服之；其後相失，無處得密之音問，乃遂朝夕服之無斁。垢膩所積，色黯而絲駁，亦未嘗稍解而澣濯之。以為吾非密之故也。

　　乙酉，丙戌後，裝與今時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諸上座，飲食寢息，恆對之欷歔。病妻以告僕曰：「是衣也，子之所愛；吾為子稍一裁剪而更之，以就時裝，即可服矣。」僕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見吾密之，將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蓋僕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密之或他日念僕，而以僧服相遇，僕有方外室三楹，中種閩蘭粵竹，上懸鄭思肖畫無根梅一軸，至今大有生氣；並所藏陶元亮四宋以後詩篇，當共評玩之。

　　此文主旨，即在表明不忘舊，不願遷就「時裝」。所謂「時裝」者，是清朝的服飾，而方以智所贈的絲衣，為明朝的服裝。「吾他日幸而得見吾密之，將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極道不負初心。末以鄭所南，陶淵明自許，無異自誓畢生做遺民。文章作得很好，委婉盡致，含蓄甚深，但字裡行間，不免有闢謠的意味。

　　侯方域的心事與吳梅村相同，論出處形跡，侯不如吳之顯。但為新朝謀畫及頌揚的文字，已傳播於天壤之間而無所逃，百計思辯，終有著不得力處。其內心的痛悔，實過於吳。於順治十一年十二月底，以三十七歲的壯年，遽爾下世，說他抑鬱以終，或者賁恨以歿，皆無不可。嘉慶十九年，其裔孫資燦重刻《壯悔堂文集》，刪落《豫省試策》及順治九年所擬《擬上遺官致祭先師孔子闕里群臣謝表》等文，是深知乃祖心事而特為親者諱。筆者今發三百載之覆，直抉侯公子當日心事，實所不忍；但《壯悔堂記》自言：「壯果能悔，其尚愈諸；猶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過而能內自訟，君子許之。」則表白其痛悔，正所以彰賢者，或為泉下精靈所默許。

　　侯方域歿後，吳梅村過河南，有《懷古兼弔侯朝宗》七律一首：

　　「河洛風塵萬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門。氣傾市俠收奇用，策動宮娥報舊恩；多見攝衣稱上客，幾人刎頸送王孫？死生總負侯贏諾，欲滴椒漿淚滿樽。」

　　全用信陵君與侯嬴的故事，而「死生總負侯贏諾」一句，自註：「朝宗歸德人，貽當約終隱不出；余為世所逼，有負夙諾，故及之。」有此一詩一註，勝於侯方域自辯清白者千萬言。其實，吳梅村如欲自剖，何嘗不可以侯方域孟浪赴試一事，借題發揮？而寧願屈己以尊人，古人風義蓋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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