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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可是皖南一路，依然吃緊。由廣德過來的大股太平軍，目標是在湖州。湖州的防務，完全得力于趙景賢，當時各地紛紛舉辦團練，自保地方，而功效卓著，則首推湖州。此亦不能不歸功於王有齡當湖州知府時，慧眼識英雄，能夠支持趙景賢。 　　湖州是水鄉，太湖在北，苕溪在西，汊港紛歧，一葦可航，所以在防務上，到處都是漏洞。趙景賢跟王有齡商量，添築外城一道，緊靠龍溪大河，城牆上下，多築炮眼，外城左右亦安設炮位，只要敵人一過河，火力壓制，便無立足餘地。 　　當時攻城最通行的戰術是挖地道，填火藥，轟坍牆，一擁而進。湖州由是利用地形，添築這道外城，大為得力，始終不虞敵人挖掘地道，此為湖州得以久守的一個主要原因。 　　到了十月初旬，嚴州一路失利，新城、臨安相繼不守，富陽隨即失守，前敵兩員主將，總兵劉芳貴，副將劉季三、雙雙陣亡。這一下，不但省城吃緊，而且由富陽渡江，可以威脅寧紹，浙東在此時是全省主要的糧源，不能不保，因而王有齡作了一次奇襲。 　　他在富陽失守的第2天，抽撥馬隊500人，步兵1000人，下令已在傍晚，限定二更拔隊，五更到達富陽，調集最精良的火器，由東南兩面集中攻擊，大聲呐喊，聲勢甚壯，太平軍不知有多少人馬，望西北兩門敗退，王有齡親自領兵攔截，斬獲甚多。到了第二天上午8點鐘，收復富陽。這一仗打得相當漂亮。 　　在此由七月到十月的100天中，中國的國際關係，有了極大的變化，英法聯軍，終於內犯，七月初七攻佔天津，接著侵入北京，火燒圓明園。文宗倉皇出奔，逃到熱河行宮避難，九月十一日，恭親王簽訂了北京條約十條，成就所謂「撫局」。這自是喪權辱國的條約，但對平定太平天國，卻大有幫助。 　　在清朝與太平軍之間，英國最初嚴守中立，其後由於兩廣總督葉名琛的顢頇，換約問題，引起軒然大波，英國改變策略，有意利用太平軍來威脅清朝，與江寧方面的接觸，不絕如縷，清朝是希望洋將「助順」，則出入之際，關係太大。 　　這只是恭親王與英法議和時，不能不委曲求全的苦衷。及至北京條約成立，塵埃落地，英國因為有條約的關係，不論是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也好、遵守國際公法、盡其應盡的義務也好，都不能不支持清朝。且不說以後李鴻章的「用滬平吳」，得力於此「正常化」的中英關係，即就當時而論，上海的局面便立刻發生了極深刻的影響。 　　李秀成是極有政治頭腦的人，他並不以攻城掠地，耀武揚威滿足，而是要取得膏腴之地來支持他「北征」的計畫，因此攻取蘇州時，僅派270人入城，一面嚴申軍紀，一面極力安平，務求促使地方士氣。上海在短短三數年間，一躍而為東南的精華，當然更不肯輕加兵火，所以他以運動會黨及官軍起義與聯絡洋人，雙管齊下，打算和平接收上海，此中的關鍵，當然系于英法公使的態度，李秀成早於五月間遞送了一件「照會」，申明佔領上海、松江的必要，自以為已取得諒解及默契，而其實不然。 　　在北京條約沒有簽訂以前，英法公使雖循薛煥之請，以武力保護租界，並派兵協守上海縣城，但對外仍表中立，這就等於間接答覆李秀成，太平軍攻上海，英法將出以「默成」的態度。等到北京條約一成立，英國人公使布魯斯對太平軍的表面如舊，暗底下卻已準備「助順」。這一轉變，李秀成自然不知道，同時當時中國人對國際事務的缺乏瞭解，他亦看不出北京條約對他會發生這樣迅速而嚴重的影響，因此在上海吃了個大虧。 　　李秀成隻帶了3000人到上海，先在南市九畝地與清軍遭遇，打了個勝仗，便分西南兩面推進，以為預先有接洽的會黨和官軍會開城迎接，而助守的洋人，一定袖手旁觀。哪知一到城下，城上的一千二百英法聯軍，隨即開火，太平軍死了好幾百。其時風雨大作，李秀成以為視界不明，引起了誤會，不願還擊——事實上在英法聯軍強烈的火力，且是居高臨下的優勢壓制之下，亦無法還擊，急急下令退兵。 　　其實，誤會的是李秀成，他的整個和平接收上海的計畫，已經完全破滅，除了洋人態度的轉變以外，所聯絡起義的會黨及官軍，亦為薛煥事先防範無法動手。 　　這些情形，李秀成不知道，第二天又迫近城下，由南門轉往西門，英法聯軍，水陸並攻，開炮轟擊，以致李秀成亦受了輕傷。這時他才恍然大悟，外援內應，皆不可恃，只能撤退。臨走時留下一封長信，痛責英法公使，無非出氣而已。 　　上海一撤退，浙江方面的壓力便重了。嘉興、石門的攻防戰告一段落，李秀成先回蘇州部署防務，然後到「天京」參加軍事會議，與洪秀全族中的兄弟「幹王」洪仁玕，商定了五路進兵援安慶的策略。 　　安慶是當時整個戰局的焦點。湘軍攻下安慶，便可再度進圍江寧；而在太平軍，則安慶圍解，不獨對「天京」的直接威脅，可以消除，而且進窺兩湖，打通長江，東南與西南聯成一氣，這局面自然非局處東南一隅所可同日而語。 　　當曾國藩受命總督兩江時，原有東援的任務，但他遲遲不進。這因為曾國藩的用兵，有他與眾不同的一套——清朝的皇帝以明為鑒，而有見識的大臣，亦無不如此，曾國藩熟讀明史，練兵學戚繼光，用兵則學楊嗣昌，以靜制動，穩紮穩打，他的整個戰略，乃是以高屋建瓴之勢，從長江上游，打到長江下游。自東晉開發江東，長江代替了黃河的地位以來，欲保長江下游的金陵，必守住長江上游的武昌，武昌、九江既為湘軍所掌握，那麼，下一步就必攻安慶，舍此而東援，則氣勢不貫，且可能腹背受敵，所以儘管上海、杭州吃緊，薛煥、王有齡乞援的公文，雪片飛來，曾國藩始終不肯撤安慶這圍。圍安慶的是他的幼弟，「老九」曾國荃。 　　當然，要穩住長江上游，克復安慶，必先控制整個安徽，因此，他除了以曾國荃圍安慶，派多隆阿攻桐城，並請胡林翼經營霍山、舒城一路以外，自統鮑超的霆軍六千人，以及其他部隊總計一萬人，移鎮祁門，接替江西巡撫張蕭，主持皖南軍務。 　　其時江浙兩會的官軍，奔走不暇，為李秀成擺佈得團團轉，薛煥、王有齡則都寄望于曾國藩，而主張不同。王有齡巴望援軍，薛煥則希望曾軍能直搗「天京」，則太平軍「回顧根本」，壓力便可減輕。這些意見不但訴之于曾國藩，亦上達於朝廷，那時文宗在熱河，恭親王留守在京，肅順與恭親王不和，各行其是，根本拿不出整套的辦法，只是將薛煥、王有齡的原奏，照樣轉給曾國藩而已。 　　曾國藩當時很不怕得罪人，首先就指責張芾，奏摺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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