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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陳公博早又回香港了，他對「組府」本不感興趣，從高陶事件以後，態度益發消極，此時岑德廣問到，周佛海歎口氣說：「汪夫人預備親自去勸駕，來不來未可知！」

　　「有公博在這裡就好了；你跟公博一起跟司徒雷登見面，可以表示和平的願望是一致的；以後報告汪先生，有公博在場也比較好說話。」岑德廣接著問道：「你是不是先要跟汪先生談一談？」

　　「你看呢？」

　　「我覺得事後告訴他比較好。」

　　周佛海考慮了一下，點點頭說：「有甚麼事，只有我先挺下來再說。」

　　＊ ＊ ＊

　　見面的日子，定在二月十二日；到了約定的時間，岑德廣派了一輛車，將司徒雷登及他的秘書傅涇波，接到了愚園路岐山村的住宅，周佛海已經等在那裡了。

　　經過短短的一番寒暄，司徒雷登用一口可以亂真的杭州話說道：「我等於一個中國人。」

　　就這一句開場白，周佛海與岑德廣對這個高大的美國朋友，立即有了一種很微妙的親切感，不約而同地深深點頭，表示領會到他的立場。

　　「蔣委員長勵精圖治，這幾年來國內無論物質上的建設，精神上的培養都令人刮目相看。不幸地爆發了七七事變，基本上也就是日本看到中國的進步，內心不安之故。」

　　周佛海接口說道：「我要說明，日本看到中國進步，內心不安，誠然有之；不過那是日本軍閥的心境，而且也只是一部分日本軍閥，像松井石根、杉山元之流。」

　　「是的！因此，中日之間的和平，在日本方面出現了機會；現在是中國方面的問題。將近兩年的作戰中，已證明了中國的軍事力量，尚不足與日本相敵。如果此時求得合理的和平，給英明的蔣委員長幾手生聚教訓的時間，仍舊可以跟日本一決雌雄。」司徒雷登緊接著以鄭重的神色說道：「這完全是我把我當作一個中國人所說的話。」

　　「我完全能夠理解。」周佛海說：「事實上，我們內心中也是這樣想法。」

　　「你所說的『我們』，想必包括汪先生在內。對於汪先生宣導和平，我極表贊成；不過傳聞汪先生將另組『政權』，如果所傳是實，那是中國的另一大不幸。」

　　「喔，」周佛海以極沉著的態度說道：「請司徒博士作個簡單分析。」

　　「很顯然地，在對外作戰時，內部和戰的步驟，不能一致，已是一個弱點；如果造成分裂，更非國家之福。」

　　「司徒博士的看法，就一般而言，是不錯的。不過，一時分裂的現象，也許反可以發生加速複合的力量。」

　　「分裂之後再複合，裂痕總歸存在的。」司徒雷登不願在這個問題引起爭執，話鋒很快地一轉，「我這次到重慶，會竭見蔣委員長；很願意將汪先生方面的真意轉達蔣先生，謀求一個共濟之道。今天想跟周先生見面，就是為了想瞭解汪先生方面的意見。」

　　「司徒博士的熱誠，我們感激而且佩服。不過，以蔣先生目前的處境，已無法與日本交涉和平；目前進行組織『政府』，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個立場，以便利進行交涉。如果我們的『政府』在組成以前，重慶跟東京的和談，已經在進行；那麼成立新『政府』這一層，自可從緩。倘如重慶與東京能夠達成停戰的協議，則新『政府』雖已成立，亦可隨時取消。」

　　這樣徹底的表示，司徒雷登為之動容；便進一步問道：「照周先生的說法，不知道汪先生是不是同意？」

　　「我們可以完全代表汪先生，保證履行我剛才所說的一切，請司徒博士代為向蔣先生表明：我們所做的事，純在求取全面和平，決不會成為重慶與東京和談的障礙。」

　　岑德廣所提出的，如果和談實現，希望美國居間保證。周佛海不贊成他的這種主張，因為不論如何，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事，邀請另一國居間保證，無異自請他國來干預內政；不過司徒雷登已經很爽快地作了承諾，也就不必再提任何異議了。

　　「周先生，」司徒雷登又說：「我大概在月底才會從上海動身；如果汪先生還有甚麼意見要我帶到重慶，我是樂於效勞的。」

　　周佛海知道他的言外之意，對於他剛才所說的，可以代表汪精衛保證「新政府」將不會成為和談障礙的聲明，希望進一步獲得本人的確認；因而毫不遲疑地答說：「在司徒博士起程以前，不妨再敘一敘；我可以把汪先生在這方面的意見，詳細奉告。」

　　【第二部　第二章　悔不當初】

　　談話到此，可說是到了圓滿結束的時候；但司徒雷登興猶未央，而傅涇波卻又提出一個深具意義，也令人深感興趣的問題。

　　「我們研究過汪先生和周先生宣導和平的動機之一，是為了反共；華北日軍司令多田駿曾經表示，希望蔣委員長改變容共抗日的政策；而據說『新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期上面，有『和平、反共、建國』的字樣，說明了中日和平與反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是，大家都知道，周先生與陳公博先生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催生者；由發起共產黨到堅決反對共產黨，是甚麼力量來推動了這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理論！」周佛海平靜而簡潔地答了這兩個字；「不過公博是就經濟方面看透了馬克思主義根本不通；我是從鹿兒島七高畢業以後，升學京都帝大，聽了河上肇博士的課，又徹底研究了他的著作，從政治方面看透了馬克思主義在當前的中國，根本不能實行。」

　　「周先生參加共產黨，是在七高時代？」

　　「是的。那是在一九二一年夏天；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十三人；代表上海、北平、長沙、廣州、武昌、濟南這六個地區的五十七名黨員。」

　　「只有五十七個人？」

　　「是的。像廣州，公博跟譚平山叔侄一共三個人，就成立了廣州共產黨。那次廣州的代表就是公博；我跟毛澤東是長沙的代表。但是所謂『南陳北李』都沒有參加：因為——」

　　因為「北李」李大釗主持北大圖書館。暑假正是整頓內部的時候，他身為館長，不容他請假南下；「南陳」陳獨秀則方為陳炯明聘為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亦以同樣的理由，無法分身。因此，這一次「大會」的主席，就由曾經去過俄國的張國濤擔任。

　　「據公博後來告訴我，他之脫離共產黨，就起意于對張國濤的不滿；公博一向喜歡觀人於微，當時張國濤的處置，我倒並不以為不當，而公博看出來了，事情是這樣：最初決定，開會為了安全問題，應該逐日更換地點，但一連四天，都在法租界貝勒路，上海代表李漢俊家開會。公博便問張國濤何以與原議不符？你們知道張國濤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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