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外史(19)_高陽

一九

　　此刻又接受了沈桂芬的委託，雖只是傳一句話的事，關係極大，翁同龢的做法很聰明，借談論對俄國的交涉為名，隱約表示李鴻藻將重入軍機，與聞大政，所以來說明作緩索伊犁這個主張的理由，希望取得支援。

　　李鴻藻當然明白，這是沈桂芬的暗送秋波，但是他覺得無須見情，服闕復起，重入樞廷，在他是深有信心的。退一步而言，倘或聖眷已衰，恭王亦不念舊情，那麼，沈桂芬亦是無能為力的。

　　由於反應不如理想，沈桂芬便又下了一著棋。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公大臣在總理衙門會商對俄交涉，請旨特派張之洞到場，以備咨商。這樣做法，既是籠絡張之洞，又是尊重李鴻藻，而且將局外人拉入局中來同嘗甘苦，便不能再放言高論，盡出難題，所以這是一著以守為攻的絕妙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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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二十六下午王公大臣在總理衙門會議，未議之前，先看「上頭」交下來的摺件。言路廣開，又是這種人人可以發抒憂時愛國偉論的大題目，所以京官中凡是關心時局而又拿得出見解的，以上摺「言俄事」為時髦。官小的照例由本衙門堂官代奏，慈禧太后也看不了那許多，一概發交軍機處，由總理衙門並議具奏。

　　因此，這天三五成群，一面並頭看摺，一面議論紛紛，亂了好一陣，才得靜下來。主持會議的恭王便說：「今日之會，不談和戰大計，只談改議俄約。總署擬了個稿子在這裏，請各位看看！」

　　總理衙門的建議是，另派使臣，改議條約。這也是正辦，大家都無話說，只是奉旨參與會議的張之洞是例外，他說另派使臣，有辱國體，不妨叫駐俄參贊，署理公使的邵友濂，先探一探俄國的意向，再作道理。

　　「電信往來，大費周折，也怕電信中說不清楚。」恭王從容說道：「事不宜緩，就是另派使臣，到俄國京城，也得兩三個月的工夫，不知開議何日。我看，就這樣辦吧？」

　　張之洞雖有許多議論要發，無奈孤掌難鳴，而且也不願過於跟恭王抗爭，終於在奏稿上署了名。無形中等於代表清流，贊成和平了結。

　　總理衙門的會議一散，隨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個會議，商量另派使臣的人選。這又是一個難題，要將崇厚已畫了押的條約推翻，改立新約，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清議如此憤慨激烈，誰也不肯擔此辱國的罪過。而況俄國在萬里以外，苦寒之地，又值隆冬，這趟辛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而在現在夠資格持節奉使的官員中，一個一個地數，怎麼樣也找不出適當的人選。

　　本想起用郭嵩燾，以他對洋務的熟悉，應是唯一夠格的人，但郭嵩燾奉命出使英國，由於副使劉錫鴻的事事掣肘，不得不告病辭官。回到湖南家鄉，又飽受譏辱，罵他媚外，罵他忘本，因而異常灰心，決不肯再來蹚這遭渾水，還是趁早不作此想，免得白白耽誤工夫的好。

　　▼八　曾侯使俄

　　最後還是沈桂芬想到一個人，就是郭嵩燾的後任，光緒四年出使英國的曾紀澤。

　　「到底找對了！」寶鋆如釋重負，長長地舒了口氣，「這是獨一無二的人！才具、年紀、身分，還有他老太爺的餘蔭，足可勾當此事。」

　　曾紀澤對洋務的瞭解，不下於郭嵩燾，年紀也還輕，萬里奔波，力所勝任，本人是襲封的一等毅勇侯，足以見重於俄國君臣，交涉比較容易著手。最好的就是所謂「他老太爺的餘蔭」，曾國藩勳業彪炳，門生故吏滿天下，看這份上，將來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處，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責。曾紀澤能夠不挨罵，那麼總理衙門十大臣，連帶也就可以少受責備了。

　　「好！」恭王也點頭，而且有更進一步的看法：「曾家受恩深重，曾劼剛勳臣之後，與國同休戚，想來他明知艱鉅，也說不出推諉的話。就照此回奏，上頭沒有不准的道理。」

　　「崇地山的罪名如何？」寶鋆又說：「各國公使一起抗議，這情形也得讓上頭知道才好！」

　　「不好！」恭王很率直地駁他，「『西邊』最討厭聽這些話，以為洋人處處挾制，如果不問到，不必多說。」

　　「是！」沈桂芬看了寶鋆一眼，「崇地山少不得先受點委屈，他不受委屈，大事不能了，大事一了，他也不會有甚麼大禍。」

　　寶鋆細想一想果然。倘或大局決裂，崇厚當然要掉腦袋，不然就有點師出無名了。若是曾紀澤到了俄國，能把交涉辦了下來，則依萬國公法，沒有殺崇厚的道理。而且將來轉圜的辦法多得很，譬如授意曾紀澤，假託俄國人的要求，開釋崇厚，表示議和的誠意，就是很好的一種做法。

　　「我已經託徐頌閣跟潘伯寅致意了，」沈桂芬說，「刑部預備復奏，請王大臣會議定罪，這又可以緩一口氣。」

　　徐頌閣就是徐郙，江蘇嘉定人，同治元年的狀元，現在當詹事府正詹，在南書房行走。沈桂芬用翁同龢疏通李鴻藻，以徐郙聯絡同在南書房的潘祖蔭，是南派「連衡」、「合縱」的妙用。

　　這個年當然過得不輕鬆，但同樣沉重的心境中，畢竟還有區別。一種是沉重得幾乎承擔不住，只想卸除負荷，好好喘息一會；一種是沉重得精神抖擻，整頓全神要把一副千斤擔子挑起來，這就是沈桂芬與李鴻藻，也是南派與北派大概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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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三，慈禧太后就跟軍機見面。清朝以勤政為家法，大年初一辦理政務，不足為奇，但總是虛應故事，不甚費心的事居多。這一天不然，從辰初見面，足足談了兩個鐘頭方始結束。

　　接著，便連發了好幾道上諭，最重要的是派曾紀澤充任出使俄國欽差大臣。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所議的條約章程，不合朝廷的原意，由曾紀澤將「應辦事件再行商辦」，宗旨是「期妥協、重邦交」。

　　另一道重要的諭旨，當然是關於崇厚的。他的罪名經過再三斟酌，定了四個字：「違訓越權」。違訓則可以作為拒絕批准的理由，越權則表示崇厚所「畫押」的條約，只是他個人的私意。定這樣四個字的罪名，一方面是便於應付國際交涉，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因為他的罪名本來應該是「喪權辱國」，如果是「乾隆爺」的年代，不待崇厚到京，半路上就會遇到欽差，出詔旨立斬。

　　然而「西佛爺」的權威，也很可觀了。正月初三奉明發上諭，根據刑部的奏請，將崇厚的罪名交由親王、大臣會議，就沒有一個人敢為崇厚申辯。復奏說他「違訓越權，情節重大」，於是，慈禧太后進一步降旨，交由九卿以上的大臣，直到親郡王一起會議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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