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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佛門廣大,普度有緣。明山本性不昧,是個有大智慧的;不過,菩薩心腸亦須有英雄手段,方能護國救民。明山如今去辦一件大事,這件事成功了,可救多少生家。你早晚多念幾卷經,求佛力庇護明山成功。」

  越說越玄了,知客不肯甘休,逼著問道:「弟子濫竽知客的職司,一切世務皆當注意,反而是本寺的家務,不得過問。弟子自覺有愧職司。」

  「你要『將』我的『軍』了!」慧遠笑道,「罷,罷!你莫生嗔,我與你略說一二。你可知明山是何許人?」

  「請方丈開示。」

  「他叫徐——海。」

  「他就是徐海?」知客大吃一驚,臉上的顏色都變了。

  「是的,他就是牛道存要找的徐海。那天我跟牛道存說:斷指以後的徐海,不是從前的徐海了。且不說與人為善,你該放鬆一步;就拿公事來說,亦正有用得著徐海之處。牛道存聽我的勸,不再追究。所以你可以放心,麻煩過去了,往後決不會出什麼事故。」

  「原來如此!」知客放了一半心,「那麼明山呢?如今去了哪裡?」

  「到徽州去了。」慧遠答說,「他就是去辦一件大事,勸說汪直來歸順朝廷。」

  「這樣的大事!」知客驚問,「方丈,你老做這件事,官府可知道?」

  「大概知道。」慧遠答說:「我跟牛道存談過,請他密陳知縣——」

  知客搶著說道:「知縣那裡作得了主?」

  「不須知縣作主。汪直若是跟著明山來了,束身待罪,便是知縣的大功一件。」

  「若是不來呢?」

  慧遠笑笑答說:「那就連我都不知道了。」

  知客知道老和尚是推託。他與明山連談三個通宵,當然都打算到了;想來事關重大,不便透露,也怪不得他。知客只說:「如今弟子也算參與機密了,往後有事商量,弟子總可以出出主意,奔走奔走。」

  「當然,當然!我一定跟你商量。不過,也只跟你一個人商量。」

  「弟子有分寸的。這樣的大事,弟子決不敢洩露一言半語。」

  明山一去數月,是打算用水磨功夫,相度機宜,適時勸導,徹底將汪直說服,歸順朝廷。而為山九仞,卻以福建方面起了極大波瀾,以致功虧一簣。

  原來朱紈自剿平雙嶼,而汪直脫逃,細察緣由,越發自信「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的看法,絲毫不誤。也因此,更堅持自己的一慣做法:全力去中國衣冠之盜,外國之盜,自能絕跡。

  衣冠之盜之難去,不僅因為在鄉的衣冠縉紳,為外國之盜及中國瀕海之盜的東道主,更因為朝中的大臣言官,亦隱相包庇之故。尤其是福建籍的言官,要跟朱紈為難,非常容易。加以嚴嵩將首輔夏言攻倒殺害,權傾一時;吏部尚書聞淵,不安於位,告老回鄉,文官的人事權,便由嚴嵩的黨羽所接掌,接納了福建籍禦史周亮與給事中葉鏜的建議,將朱紈的職稱由「巡撫」改為「巡視」。一字之差,權柄大減,屬吏指揮不動,命令就大打折扣了。

  朱紈大為氣憤,上疏力爭,措詞不免偏激;似乎滿朝的福建人和浙江人都是奸臣。因而閩、浙兩省的士大夫,大起反感。而朱紈毫無所懼;在福建沿海逮捕了通番有據的鄉紳96人,綁到演武場中,大炮之聲,人頭滾滾,刀下一個不留。

  這件事做得痛快是痛快,而魄力到底太大了一些。福建的勢豪之家,恨之刺骨;於是由禦史陳九德發難,嚴劾朱紈擅殺。周亮等亦上本攻擊朱紈「措施乖方,專殺啟釁」;筆鋒當然亦指向都指揮使盧鏜及福建防海副使柯喬,因為那96個漢奸,就是盧、柯二人去抓來的。

  這一案太大了,皇帝降旨:朱紈暫行解職,回原籍聽候查勘。並派給事中杜汝禎及原在福建的巡按禦史陳宗夔調查奏複。京信到達浙江,朱紈知道自己失足了。他唯一的憑藉是靠皇帝的信任;而這一信任,顯然已經失去了。

  「我既貧且病,而且自己知道脾氣倔強,決不肯跟奸黨對簿公堂!」他痛哭流涕地向親近僚屬說道:「我是死定了!即使天子不要我死,福建、浙江的人亦非殺我不可。要死我自己死,為什麼要死在他人手裡?」

  於是自營生壙,還作了相等於墓誌的壙誌;然後寫下絕命詞,服毒自殺。等杜汝禎與陳宗夔從福建按問完畢,回京覆命,說朱紈所殺的,不過從事走私的奸民,並無必殺之理。坐實了「擅殺」的罪名。朝中降旨,逮捕朱紈下獄時,朱紈已經下棺材,入墓地了。

  朱紈一死,漢奸得志,沿海的土豪劣紳,奔相走告,興奮不已。在這樣令志士喪氣的情況之下,汪直不但不聽徐海的規勸,反而勸徐海與他一起,再度「落水」。徐海搖首不答,第二天悄然離開徽州。不久,汪直也走了,糾合舊部,重新回到普陀一帶的舊巢;而一度懸為厲禁的「海禁」,也就在這時候開放了。

  於是,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倭寇在汪直接應之下,侵入浙東的台州,南奇黃嚴,北掠定海。守土有責的地方官,除了飛章告急以外,束手無策。

  為了用兵而設的「浙江巡視」這個職司,自朱紈死後,原已裁撤,此時因為倭患日亟,朝廷決定恢復設置;並將新任山東巡撫王忬調到浙江。他的全銜是:「提督軍務,巡視浙江海道及福、興、漳、泉地方」;這就是說,福建沿海的福州、興化、漳州、泉州四府,亦歸王忬管轄。

  王忬字民應,江蘇太倉人,兩榜進士出身。一向在山西、河北等地做官。當時北方的大患,是來自河套的俺答——韃靼,也就是蒙古一部落的酋長,擁有十幾萬騎兵,屢次入寇宣化、大同一帶,嘉靖二十九年夏天,甚至侵入古北口,直薄京師,震動九重。正當順天巡按禦史的王忬,防守通州,調度有方,深得皇帝的賞識,這一次將他由山東調到浙江,無疑地,是信任他必能擔當剿倭的重任。

  王忬亦不負期望。京書一到,當日動身,輕車簡從地到了杭州,毫無動靜,只是觀察。他發現浙江人太柔弱,打仗很不在行;又發覺自己的職權還不足有力地督率官吏將士。要將浙江人振作起來,不是短時間所能辦得到的,他認為自己第一件該做的事,是請求皇帝擴大授權。

  於是,王忬親筆起草,專差呈遞一道奏章,建議四點:第一、有「便宜行事」之權,該殺該賞,一己可以專決;第二、勾結倭寇,作為內應,定罪宜嚴;第三、官兵作戰,必有損失,勝固應賞,即使打了敗仗,定罪宜寬;第四、倭寇及通番的海盜,是應該剿滅還是應該招撫,臨事而定,不必拘泥。

  皇帝對這四個要求,完全批准,同時降旨,將朱紈任內所貶的職稱恢復——王忬不再是浙江巡視,而是浙江巡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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