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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相大臣殉難的,除了入閣掌機務的學士曹鼐、張益以外,還有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刑部侍郎丁鉉、工部侍郎王永和、右副都禦史鄧棨。五品以下的官員,不可勝數。但突圍脫險的大員,亦複不少。禮部侍郎楊善,便是其中之一。

  此人字思敬,是京城中的土著,十七歲那年中了秀才,適逢「靖難之變」,以參與守城之功授官,永樂元年改為鴻臚寺序班。鴻臚寺掌管慶典朝儀,所以序班這個從九品的官職雖小,卻能常近天顏。楊善長身玉立,風儀極美,音吐洪亮,舉止漂亮,所以每每為成祖所矚目,循序漸進,一直升到鴻臚寺正卿。前幾年升為禮部侍郎,但仍舊兼管鴻臚寺。

  死裡逃生回到京城,楊善第一個要看的人是於謙。因為鄺埜既已殉難,兵部便是於謙當家。明朝的兵部權重,尚書別名「本兵」,既理軍政,亦掌軍令,「本兵行邊」,遇有不稱職守的將帥,可以就地撤換。如今六師傾覆,大敵當前,長驅而入,直撲根本之地,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於謙的責任極重。楊善覺得有將在前方的所見所聞告訴他的必要。

  這一夕深談,使得於謙知己知彼,獲益匪淺。但談到王振的跋扈妄行,於謙忍不住發同:「他人還則罷了,莫非英公亦不能制他?」

  「英公」指英國公張輔,他的父親叫張玉,在元朝便是軍政最高長官的「樞密知院」。元亡以後,在沙漠中待了十八年,歸順明朝,自從五品的副千戶幹起,逐漸變成燕王麾下的大將。燕王得以成大事,文的靠做了和尚的姚廣孝,武的便靠張玉,不幸中道捐軀,陣亡在山東東昌府,年五十八歲,燕王痛極而泣,即位後追贈張玉為榮國公。仁宗洪熙元年加封為河間王,張輔便是他的長子。

  但張輔之貴,是靠他自己的戰功。燕王即位為帝后,封侯安伯;永樂三年進封為新城侯;四征交趾,進封英國公。仁宗即位掌中軍都督府事,加官「太師」,威震中外。這樣一位四朝元老,對王振竟不能發生制衡的作用,實在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英公之不能制王振,已非一日之事。倘或能制,根本就不會有這一次的『北狩』了。」北狩是皇帝親征、連番不利以後,才流行起來的名詞。楊善喚著於謙的別號又說:「廷益,你要想到,英公的獨子才九歲。」

  於謙憬然而悟。張輔這年七十五歲,一子早經夭折,直到六十七歲,他的侍姬方又為他生子,單名為「懋」。「懋」字有多種解釋,張輔取「懋而允懷」之義,表示喜悅。這也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可以推斷張輔這幾年能制王振而無所作為,是想到年逾古稀,去日無多,而獨子方幼,如果與王振結了怨,怕他將來會報復。這使得于謙想到了楊士奇的往事,不由得長歎了。

  「唉,朝廷柱石都以家累而累國,若非楊文員跟英公養癰貽患,何至於有今日!」

  楊善將他的話細想了一會,方始明白。自永樂以來,號稱「三楊」的楊士奇、楊榮、楊溥,曆事四朝,賢相當權,國泰民安。宣德十年正月,宣宗駕崩,九歲的皇帝即位,王振越過他的前輩金英,成為司禮監掌印太監,日形跋扈。其時訓政的是太皇太后——仁宗皇后張氏,有一天禦便殿召見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尚書胡濙,向侍立在旁的小皇帝說道:「這五個人是先朝所留給你的,凡事你要跟他們商量。他們不贊成,你就不能辦。記住沒有?」

  皇帝跪下來答一聲:「記住了。」

  接著,宣召王振。等他一跪下來,太皇太后臉上立即如籠秋霜。「你侍奉皇帝,種種不法!」她斷然說道,「賜死!」

  「死」字出口,「宮正司」的女官,雙雙以白刃加頸。王振魂飛天外,以眼色向皇帝乞援。於是小皇帝向祖母下跪求情,皇帝一跪,五大臣自然亦都跪了下來。

  太皇太后看著他們說道:「皇帝還小,哪知道這些人會替國家帶來極大的禍害?」接著訓誡王振:「我看在皇帝跟大臣的分上,今天饒了你。此後不准干預國事。」

  話雖如此,由於制度使然,干預國事是避免不了的。不過有三楊在,不敢為非作歹而已。如是一兩年以後,王振向三楊說道:「國家大事,全靠三位老先生,不過三位老先生,也高年倦勤了,以後該怎麼辦?」

  「身為老臣,」楊士奇答說,「自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嗐,老先生,你怎麼說這話?」楊榮接口,「我輩已老,無能為力,應該以人事君。」

  王振正要他如此說,第二天就薦了四個人入閣:曹鼐,黃衷、陳循、高谷,都是進士出身,陳循且是狀元。

  既言「以人事君」,即不能不同意王振的舉薦。閣臣七員、三楊勢孤,楊士奇因而埋怨楊榮,而他另有說法。

  「王振討厭我們,我們就算能撐下去,他能甘心嗎?一旦夜半宮門出片紙,命某某人入閣,我們能抗旨嗎?倒不如現在讓他舉薦,還不敢援引小人。這四個到底是我輩中人,何礙?」

  楊士奇這才明白他的深意,頗以為然。到得正統五年,楊榮請假回福建掃墓,歸途在杭州病歿,得年七十。又不久,楊士奇請假回籍,王振唆使言宮動手。原來楊士奇的長子楊稷,曾經仗勢殺人,言官翻案彈劾,閣議不加法辦,只以彈章封寄楊士奇。但言官複又列舉楊稷橫行不法的罪狀幾十件之多,內閣無法庇護,拿交大理寺拘系,暫且不審,皇帝且特為下詔安慰楊士奇。

   這一來,楊士奇自覺無顏還朝,一直不肯銷假;楊溥益覺勢孤。而其餘閣臣都是後進,無力與王振對抗。到正統七年,太皇太后駕崩,王振隨即將太祖所立,置於宮門,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十一字的一塊鐵牌,悄悄盜走了。如果有楊士奇在,王振不敢這麼做。這就是於謙所以發「朝廷柱石,以家累而累國」的感慨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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