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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鴻儒羅蘭·巴爾特談寫作環境和書齋文具，說他不作興在旅館客房裡做文章，原因不關氣氛，不關裝潢，但嫌它格局鋪設不得其體，並戲言雲："人家稱我是結構主義者，信非雌黃！"他慣常上午九點半鐘到一點鐘在臥房伏案工作；臥房裡還有一台鋼琴供他天天中午兩點半彈琴。再有就是一堆畫具，星期天沒事總會畫幾筆。書桌要木頭做的；書桌邊還要另設一張桌子擺放文房雜物；打字機、索引架各得其所。巴爾特愛筆成癡，喜歡買各種筆，寫一篇文章總愛新筆舊筆換來換去的寫。他連鵝毛筆都用，可是絕對不用圓珠筆，說是這種筆只配率爾記記零星雜感，勾畫不出愜意飛動的文思。他始終最愛用細緻的自來水筆，覺得一管在握，鋒棱嶄然，毫髮無憾，意到筆到！
寫作原是家庭手工業，今昔中外作坊環境流露作家生平趣尚不說，紙筆之類的生產工具作家大半都相當考究。明代屠隆官拜禮部主事，遭小人構陷，歸隱之後家境雖然貧寒，居然念念不忘經營書齋情調，種蘭養鱗之外，洗硯池邊更沃以飯沛，引出綠得似的青苔；牆下又葬了薜荔，經常灑些魚腥水，日子久了，藤蘿蔓生，月色下渾如水府，別饒佳趣。至於齋中幾榻、琴劍、書畫、鼎研之屬，更是製作不俗，鋪設得體，人目心神為之一爽。這些"清規"，正是羅蘭·巴爾特所說作家的寫作"禮儀"，仿佛中世紀教會寺院抄寫經書的人要默坐一整天才可以動筆一樣神聖；巴爾特甚至嚮往中國古人重視書道、臨池專心如僧侶摒除雜念的毅力。這樣的流風，到了機械文明硬體發展撩人魂魄的今天，自然需要重新認識、另作安頓了。
"我不斷在認真改造自己去適應時代潮流"，羅蘭·巴爾特說。他買了一架電動打字機，天天花半個小時練習打字．希望"打"出更有"打字機風味的文稿"。他說他的寫作過程通常分成手寫和打字兩個階段：先是把"情志"筆之於書，求其心手之相合，變成手寫原稿；然後是把手稿謄清成印刷體的打字原稿準備付梓銷售。巴爾特事忙，偶然不得不勞煩別人用打字機代謄手稿，卻覺得這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異化現象：打字員受雇主牽制跡近奴隸之受束縛，而寫作的天地其實是最講求自由抒發情志的天地！於是，唯一辦法就是巴爾特自己練習打字，希望從此可以不必手寫草稿而是直接用打字機打出文章，求得與手稿一樣飄逸的即興之美感。可是，巴爾特畢竟到死都捨不得全盤放棄"筆"耕的樂趣，寧願自歎落伍也不輕心冷落案頭那些筆。
中國舊式讀書人之重書道，固然是以書判取士的形勢所迫，可也有不少是性之所近；這裡頭當有思古幽情在作祟。湖北楊守敬以書名天下，家中收藏古人書畫很多，可惜身後家人不知寶愛，紛紛給日本人重價買走，只剩一些友朋書劄充塞一樓，其中梁鼎芬的短簡雲："燉羊頭已爛，不攜小真書手卷來，不得吃也。"周棄子看了不禁感歎"承平文宴，饣甫囗風流，神往前賢，心傷世變，不止妙墨劫灰之可為太息也"！中國書道之衰微的確影響文人的興味和文章的風韻；現在中文有了打字機，慢慢一定普遍於案牘之實際應用，中國作家遲早都要深刻領略"社會關係的異化現象"。但是，只要作家"情志"未死，寫作"禮儀"不衰，儘量在手寫原稿和打字原稿上追求一絲美感，那麼，中國文人的手稿上起碼應有應規人矩的館閣體鋼筆字可看，雖然無複魏晉飄逸之風，六朝碑版之意，到底自成鋒棱，心手相合，文章連帶也透出些遠古的幽思來。
機械文明用硬體部件鑲起嶄新的按鈕文化；消費市場以精密的資訊系統撒開軟體產品的發展網路；傳播知識的途徑和推廣智慧的管道像變生的藤蘿越纏越密越遠；物質的實利主義給現代生活墊上青苔那麼舒服的綠褥，可是，枕在這一床柔波上的夢，到底該是繽紛鐳射的幻象還是蒼翠田園的倒影，卻正是現代人無從自釋的困惑。生活情趣和文化藝術於是開始在高雅和通俗的死胡同裡兜圈子，始終擺脫不掉消費社會帶給他們的壓力。美國詩人Frank
O'Hara心傷世變之餘早就不再太息："太多詩人都像中年母親逼孩子吃太多熟肉和土豆。我才不管他們吃不吃。強迫人家多吃會把人弄瘦。誰都不必吸取自已不需要的經驗；他們不需要詩歌就讓他們去吧。我其實也喜歡看電影。"用不慣打字機的人還是可以用圓珠筆、鋼筆甚至毛筆；鐳射畢竟沒有射斷歷史的細流。鋼琴家荷洛維茲可以親身到衣香鬢影的米蘭歌劇院演奏，可是，紐約卡內基堂卻同時放映他的演奏影片，運用現代立體效果數碼錄音技術捕捉當年蕭邦的千縷鄉愁。Vanity
Fair雜誌推出"英國熱"專輯，討論今日美國人崇拜、模仿英國古老氣派的現象，從中對照英國人的文雅和美國人的衝勁、英國人的偃蹇和美國人的達觀、英國人對過去的眷戀和美國人對未來的信心。金耀基從古城海德堡寄來的信上說："其實我就是喜歡這種現代與傳統結合一起的地方：有歷史的通道，就不會飄浮；有時代的氣息，則知道你站在那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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