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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譯一段文章：
我們旅居倫敦的那一整年裡，皇家郵局的郵差總是把我們的郵件從大門狹孔裡塞進來。平時天天早上七點半倒八點之間，狹孔彈簧啪的一聲，信件跟著紛紛掉在地上，那些聲音都成了我們的鬧鐘，提醒我該起床了，然後走下英國朋友轉租給我們的這間公寓的長長的過道，燒一壺煮咖啡的水，再去收拾掉了一地的信件。水沒開的時候，我總是一邊等一邊先翻翻克連默院報刊經售商天天送上門來的泰晤士報。接著，我把託盤上的咖啡、泰晤士報，和妻的信件全帶到她的床頭小幾上，自己這才到客廳裡喝咖啡看信；客廳的南窗又高又長，可以看到契爾西和皇家醫院，可以一看看到泰晤士河和貝特西，再向遠處看，就是肯特郡的丘陵山坡了。
說不上巧合。英國公寓房子的大門上差不多都有塞信的狹孔，狹孔的鐵片蓋子裝了彈簧。倫敦住了六年，"天天早上七點半到八點之間"，總是讓那"啪的一聲"給吵醒。然後是信件掉在地上的聲音；然後起床；然後是"長長的過道"，然後咖啡，然後檢信，然後泰晤士報；然後是客廳裡南宮下那張咖啡色的長椅子，然後是窗外的大樹小樹，然後是遠處的"丘陵山坡"。
倫敦的生活就是這個樣子，根本說不上巧合，看看大樹小樹，看看丘陵山坡，也不過是那麼回事。看書跟看村跟看山都一樣：書上很可能就有那株樹那座山；樹上和山上很可能也有那部書。反正一草一木一書一字都這麼反射又反射，用不著訝異，用不著驚喜，更說不上巧合。再說，今天看到的書和樹和山，可能不覺得是書是樹是山；一直到好久好久之後，有一天，看到的書和樹和山，並不是眼前的書和樹和山，而是好久好久以前的那一天所看到的書和樹和山。英國十七世紀政治家克萊仁頓（Edward
Hyde Clarcndon），文學家特萊頓（John Dryden），科學家牛頓（Isaac
Newton）的時代雖然有政治上文學上科學上的卓越成就，可是一直到讀了英國那個時代的宗教家泰勒（Jercmp Tnylor）和柏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著作，才更清楚的看出克萊仁頓和特萊頓和牛頓的時代是個怎麼樣的時代；看出神學上的觀念，其實已經滲透到十七世紀的這整個思想界。換句話說，早些時候讀到的克萊仁頓和特萊頓和牛頓的書，並不是克萊仁頓和特萊頓和牛頓的書；一直到看泰勒和柏克斯特的著作，才從那些著作中看到克萊仁頓和特萊頓和牛頓。用不著訝異，用不著驚喜，更說不上巧合。看《紅樓夢》的時候並沒有看到曹雪芹。一直到看敦誠的《四松堂集》和郭敏的《懋齋詩抄》和明義的《綠煙瑣窗集》和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這才看到曹雪芹。
住在倫敦東南郊區那幢樓房的時候，天天看到窗外的大樹小樹和遠處的丘陵山坡，可是並沒有看出什麼東西來；一直到在香港看到那段文章裡客廳南窗外的契爾西和皇家醫院，泰晤士河和貝特西，肯特郡的丘陵山坡，這才看到倫敦舊居窗外的大樹小樹和丘陵山坡。事情總是這樣。在倫敦大街小巷走了六年，看到的全是狄更斯小說中的大街小巷；如今人在香港，偶然又翻翻狄更斯的小說，小說中倫敦的大街小巷，居然全是自己走了六年的倫敦的大街小巷。小說中那些大街小巷是我的，不是狄更斯的。
當然，文章裡大門狹孔彈簧"啪的一聲"把人吵醒，現在讀來也會想起自己整整六年老是讓那"啪的一聲"吵醒的經驗。這個時候，文章作者的經驗跟自己的經驗交錯起來分不出彼此了。可是，連這一點也說不上是"巧合"。憑空而來，巧得不能追根溯源解釋一番的事情才可以說"巧合"。而經驗是可以解釋、可以查出來龍、看出去脈的。於是，前後相同的經驗交錯在一起並不算巧合。這是有因有果的；不是憑空"啪的一聲"就完了。每一個時代的思想觀念都起源於前幾個時代的思想觀念。今日西方的小說，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法國的傳奇故事；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十五世紀西班牙的傳奇故事；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義大利的故事；甚至追溯到《天方夜譚》以及西元一世紀的希臘和拉丁傳說。一千九百多年前的"啪的一聲"，一千九百多年後還會響起回聲。事情總是這樣：沒有漢人小說，沒有六朝的鬼神志怪書，沒有《世說新語》，沒有唐朝傳奇雜俎，沒有宋朝的話本，沒有《三國》《水滸》，沒有神魔小說，沒有明清的人情小說，中國今日的小說就不是這樣的小說。
每一件事情跟每一個人跟每一種觀念都糾纏在一起，都談不上巧合，事情總是這樣，反射又反射：寫小說的人想盡辦法要讓小說顯得更像科學；搞科學的人想盡辦法要讓科學顯得是想像力的結晶。於是，小說家要把文字"消毒"成"一面窗玻璃"，看到什麼寫什麼；像科學家的實驗報告。科學家要把一切定律解釋成創作靈感，甚至物理學上的"測不准原理"（Uncertainty）也給說成是跟"世界無常"的道理一樣。不必訝異，不必驚喜，更說不上什麼巧合。事情總是這樣。
一九八○年七月十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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