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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訪英倫，又值仲夏，郊區人家門前的玫瑰依舊頗有情趣，城裡房子窗臺上的花草也甚為可喜。書鋪都在，酒館也在，劇院、音樂廳、圖書館、博物館不變。文化是有的。報紙雜誌上的政論也有新意，都有老調新彈的本事。政治本來全是老調，新彈還彈得悅耳，非有點文化底子辦不了。英國人別的不會，最會用文化裝飾政治。當年首相麥克米倫在聯合國發表重要演講，赫魯雪夫脫下鞋子拿起鞋子大敲桌子抗議，麥克米倫竟心平氣和說："我要求傳譯員把這個也傳譯出來。"柴契爾夫人第一次上臺當首相的時候，《衛報》一位專欄作家說："咱們認了吧，能夠一胎生雙胞的女人顯然比咱們能幹！"倫敦迷人處正是這些小裝飾品；跟十九世紀英國先拉斐爾派畫家那些畫作一樣嫵媚，藝術價值是高是低姑且不論。可惜塔特美術館的"先拉斐爾派作品展"是看不到了；倫敦人紀念維廉·摩裡斯（William
Moms）一百五十歲冥誕舉行的展覽會也錯過了；書鋪和美術館倒擺滿了先拉斐爾派和庫裡斯的書和畫。
倫敦可看的到底不少。庫里斯本來不喜歡倫敦，說倫敦又大又醜，像個怪物，"小時候每次跟家人來，總覺得倫敦這地方真可怕。"後來他搬到鄉下去住，竟說："我還是寧可住倫敦：住鄉下，時間好像都白白浪費了，做不了多少事情。"其實，人在倫敦並不見得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只因處處都是文化裝飾品，喜歡不喜歡總要看看、聽聽，於是心中難得清閒，時間好像沒有浪費掉。到底是京城；蔣夢麟寫北京，也有一段話說："我在北京住了十五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才離開北京。回想過去的日子，甚至連北京飛揚的塵土都富於愉快的聯想。我懷念北京的塵上，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這些塵土。清晨旭日初升，陽光照射在紙窗上，窗外爬藤的陰影則在紙窗上隨風擺動。紅木書桌上，已在一夜之間鋪上一層薄薄的輕沙。拿起雞毛帚，輕輕地拂去桌上的塵土，你會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樂趣。然後你再拂去筆筒和硯臺上的灰塵；筆筒，刻著山水風景，你可以順便欣賞一番，硯臺或許是幾百年來許多文人學士用過的，他們也像你一樣曾經小心翼翼地拂拭過它。乾隆間出窯的瓷器，四千年前用於卜筮的商朝甲骨，也有待你仔細揩擦。還有靜靜地躺在書架上的線裝書，這些書是在西方還不懂得印刷術以前印的。用你的手指碰一碰這些書的封面，你會發現飛揚的塵土已經一視同仁地光顧到這些古籍。"
喜歡弄點文化的人，心情竟都那樣無奈。安於那份無奈倒也罷了，偏偏維廉·摩裡斯這種人老想把政治、經濟、社會問題都鑄人他心目中的文化模子裡，一度前進得很，最後才慢慢成熟，歸於沉寂。先是一八四八年他進牛津念神學，結識愛德華·伯恩一鐘斯，彼此醉心中世紀文化藝術，成了知交。當時羅塞蒂一批人的先拉斐爾派運動已經崛起，摩裡斯把這批藝術家和批評家拉斯金乃至詩人尼維森都當成英雄去崇拜，自己於是也開始寫詩了。等到暢遊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看了不少有名的教堂建築物，大受啟發，又決定放棄神學，專攻藝術，跑去跟倫敦一位建築師學建築學，學成在牛津開業。幾個月後，他認識羅塞蒂，居然開始畫畫，又寫不少詩，一八五八年出版第一本詩集。翌年，他娶了那位跟倫敦玫瑰一樣美豔的珍·伯頓（Jane
Burden）為妻；一八六一年開辦設計作坊，拉伯恩一鐘斯、羅塞蒂合資。一八六五年全家遷居倫敦，業餘照舊寫作，照舊出書；設計作坊也擴充業務，製造傢俱、紡織品、地毯、掛毯，培養好幾位工藝品藝術家。這期間，婚姻越來越不愉快，珍妮與羅塞蒂有染，他只好埋頭研究哲學，參加政治活動。一八七七年發起成立保護古建築物協會，還加入社會主義聯盟，辦社會主義刊物。到了一八八○年代，那批社會主義同志內鬥不休，摩裡斯失望之余，轉而致力為工藝美術運動（Arts
and Crafs movements）奔走，成了藝術工作者行會（The ArtWorkers
Guild）會員。這個"運動"和"行會"反對工業革命，維護手藝人的尊嚴，拒用機器產品，憧憬創造一個結合中世紀文化與社會主義特色的社會。摩裡斯設計出很多既實用又有古風的器物；他的建築學理論也以"實用"與"古風"為基調。到了晚年，他突然覺得不能再浪費時間了，於是創辦出版社，出一些字體秀麗、設計精緻的書；一八九六年，請伯恩-鐘斯畫插圖的那部對開本喬叟作品集出版之後，摩裡斯也就去世了，死得很寂寞。
入夜天氣轉冷，在客棧裡翻閱雜誌上一篇《維廉·摩裡斯的倫敦》和他的幾種新版舊書，想到社會主義真該多用點文化去裝飾裝飾，心中一驚，"窗外爬藤的陰影則在紙窗上隨風擺動"--這些喜歡弄點文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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