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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多月前，戴天寫《文武小識》，說近期《明報月刊》添了不少新內容，文裡有武，"指點江山，激蕩心志"。他還說："所謂'文'，統括歷史、文化、思想、藝術等，著重縱深的發展，兼且追源而溯流，從而知所歸趨，塑造出明是非、重原則、知先後、辨美醜、合情理的完整人格。"他認為這是"斬釘截鐵的言行舉止"，"雖千萬人，吾往矣"！
小戴的墨油未幹，臺北金恒煒來信說，他們籌畫的新刊物也有了眉目了，是一本有思想、有知識、有文學也有藝術的綜合性期刊，創刊號裡有Michel
Foucault專輯。我聽了很高興，覺得臺灣終於出現一本具有廣闊文化視野的刊物，也想到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應該可以抱持同樣的理想，創辦一本有智慧、有遠見的雜誌。昨天，恒煒他們的《當代》果然來了，封面內頁是余英時先生的《重新發掘文化泉源的第一鋤》。余先生的短短幾百字，像暮鼓，像晨鐘，教人慶倖這個時代到底還沒有讓噪音淹沒掉。他說："臺灣的經濟早已邁入了現代化階段，一般國民的教育也達到發展中社會的水準，但文化和思想的深度、高度與廣度還不能和經濟與教育配合無間。絕大多數的期刊似乎都比較注重具體的現實問題，對於超越的、空靈的但實則觸及現代人靈魂最深處的許多問題都不大關懷。"
余先生這番感喟，香港社會裡清醒的人都不會覺得陌生：香港先後發掘出來的零星幾口文化泉源，起初是給殖民主義者的尿酸污染；後來又給地皮發展商的破磚爛泥堵成一潭死水；現在，倫敦移植過來的最後一園玫瑰開始凋謝，枯葉飄滿香港文化的池面，而鐮刀斧頭劈出來的雲石烏木，到底還砌不成小橋涼亭，徒然堆得池水周圍邋邋遢遢！這也是文化危機的一個景象。文化人不難體會"幹時無計謀生拙"的人世心情；可是，他們畢竟還不甘心依傍"朝雨鋤瓜夜讀書"的出世境界。
我從來不懷疑政治的現實意義；我也始終肯定經濟的力量和價值。但是，政治經濟盤算的是怎麼支撐到這個星期六的中午一點鐘；文化理想營造的則是可以延展到下一個世紀的精神世界！"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星期一到星期六中午一點鐘，政治和經濟不妨在橫逆之中爭一些掌聲；到了週末，衣上的征塵半消、酒痕已幹，合當好好聽聽雨後深巷超越的、空靈的賣花聲。這樣，余英時先生所說的"我們精神上無家可歸的痛苦"，也許就可以不必那樣深切、那樣荒謬了。
一九八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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