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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膝蓋

柏楊先生府上，也有自寫對聯：上聯曰：「咦，啥子地方炮響」；下聯「唉，原來有人過年」。紅紙黑字往門框上一貼，人稱之為三絕有：一絕是柏楊先生的字，龍飛鳳舞，鐵劃銀鉤。二絕是柏楊先生的辭，義理深奧，雅俗共賞。三絕則是柏楊先生的紙，迎風招展，清脆有聲。 　　不過後來有朋友勸曰：「觀你文而知你之人，現在文化復興，尊老敬賢，你可能還有官做的，但看你這一副對聯，定是老不正經，就一切都吹啦。」我就又把它撕下，可是今天已陰曆正月二十三日，官仍沒做成，特介紹出來，以便流芳千古。嗚呼，在應景文章中要想不跟著大家走，自己走自己的，都有這麼多問題，其他的事就更可想而知矣。 　　——對聯文學是中國特有的文學，跟日本的「俳句」一樣，都是用洋文怎麼譯都澤不出來的。要想欣賞「俳句」，除了生為日本人外，別無他法。要想欣賞對聯，他也得生為中國人，而且還得對文學有相當深入的研究。普通一個洋大人，埋頭二十年三十年學中文，別的文學大概可以弄懂，卻很難弄懂對聯也。尤其是中國的對聯，比日本的「俳句」更難，不但求其音節的美，更進一步的，還求字的對稱——包括音的對稱，聲的對稱，形的對稱，義的對稱，詞性的對稱，動靜的對稱，性別的對稱。一個研究中國文學的中國朋友，用了終身之力，都搞不通。 　　正因為如此，對聯不但在文學上佔有重要地位，因為讀書人紛紛當官的緣故，所以在政壇上官場上也佔有重要地位。平常日子，腦筋裡就一直想著這玩藝——不是想對聯，就是想作詩，而詩的骨幹也離不開對聯。大家一窩蜂地醬在裡面，國計民生就成了破鞋啦。中國幾千年來都沒有長足的進步，恐怕跟官兒想對聯的時間多，想政事的時間少有關。《堅二瓠集》上有一則故事，一位姓趙的朋友，當了太守，一天在街上看見有人用命紙在那裡糊制燈籠——「命紙」者，陰曆年流行的神人畫像也——不禁出了一個上聯曰：「命紙糊燈籠，吉星高照」。可是卻怎麼都想不起下聯，氣了一晚，不在話下。第二天，有一位老頭前來向他呈獻日曆，他的靈感立刻來啦，拍案大叫曰：「頭巾頂日曆，六歲當頭。」把那個倒楣的老傢伙嚇得屁尿直流。嗚呼，阿基米德先生當初也是想了幾天幾夜，最後從水缸中一跳而起，光著屁股滿街大叫的，可是二人沉思的內容，卻相差太遠矣。 　　當然，遇到了對聯大師，並不見得就一定非倒楣不可，也有竟然死裡逃生的，只看運氣如何罷啦！《駒陰冗記》上說，韓雍先生在江南做巡按之官，夫明王朝的巡按，等於軍閥時代軍法處長，可以隨時隨地祭出法條殺人。有一天，他閣下正在問一件官司，眾死囚跪在堂下，面無人色，他高高坐在堂上，問著問著，忽然神智迷昏，作起對聯，只聽他朗聲吟曰：「水上凍冰，冰積雪，雪上加霜。」吟到這裡，想不起下聯，就像著了魔一樣，閉目啟唇，喃喃不休。一個死囚福至心靈，乃叩頭曰：「小的願對。」韓雍先生曰：「好小子，能對上來，饒你不死。」死囚曰：「空中騰霧，霧成雲，雲開見日。」韓雍先生大喜，提筆一揮，饒了他的尊命。 　　嗚呼，這算啥話？法庭之上，乃生命、自由、財產、榮辱得失之所，也是是非曲直、有理沒裁判這地，可是法官老爺卻老僧入定，只想對聯，打官司朋友把冤情哭訴了半響，好像把黃湯灌到驢屁股裡。而該死囚因何成了死囚？是殺他父親母親判死刑的乎？是放火搶劫判死刑的乎？抑是先奸後殺判死刑的乎？古書的作者對法律的尊嚴沒提一個字，對那些枉死的冤魂和痛徹肺腑的家人親友，也沒提一個字，反而把這種混蛋舉動，稱之為佳話，真是婊子養的也。 　　當然，也確實有佳話的，吾友紀曉嵐先生，有一天接見他一個學生，該學生見了這位尊而多金的老師，當然磕頭如儀。 　　——插嘴中的插嘴：中國人的膝蓋是天下最不值錢的東西，動不動就脆，見了大官跪，見了長輩跪，見了有錢的更跪。洋大人的膝蓋就尊貴得多矣，他們似乎只全跪上帝或半跪帝王，而且也只限於跪。而中國五千年傳統的跪文化，不但要跪，還要磕頭如搗蒜。大傢伙必須看見這種節目，才能過癮，而小傢伙也必須表演了這種節目，才覺得安全。清王朝一位頭子愛新覺羅弘曆先生，就因為英國特使馬甘尼先生不肯跪而大發雷霆，但馬甘尼先生不像中國官之軟骨頭，不肯跪就是不肯跪。僵到後來，馬先生讓了步，但要跪也是洋大人式的跪，只跪一條腿，不能採取中國式的兩條腿咕咚一聲的跪，至於把頭努力撞到地板上，喊曰：「天王聖明，臣罪當誅」，更是提都不要提。 　　西方也有不把人當人的情形，但比較起來，程度上有其差異。孫中山先生革命，不但革掉了帝王，也革掉了小腳、宦官、辮子和跪拜磕頭。有些醬缸蛆正在用勁復古，千萬手下留情，別把這一類的古也複了出來，那就不好意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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