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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火燒島(1)

　　火燒島，這個使人毛骨悚然的名字，位於臺灣東南海域。世界許多國家好像都有一個毛病，恐怖時期的政府，總是在它的領海上找一個孤島，囚禁重要人犯，法國就有一個魔鬼島，南非也有一個羅本島。日本佔領臺灣時，就把火燒島當作囚禁反日份子的天然監獄，臺灣回歸祖國以後，國民政府把火燒島改名為綠島，但它的任務並沒有改，五〇、六〇年代，島上的政治犯有萬名之多，那時候的火燒島，只有稀疏的不到十個村落。政治犯被送到島上後，自己動手先築起圍牆，然後，再在中間築起鐵絲網，掛起「新生訓練總隊」招牌，男政治犯和女政治犯被鐵絲網遙遙隔開，他們各自搭蓋自己的草屋宿舍。就在那四周全是驚濤駭浪的孤島上，一到夏夜，魚腥撲鼻，但每當有月光的夜晚，一抹朦朧，有濃厚悽愴的浪漫情調。據說曾經有男女政治犯遙遙相望，不能對話。一位元出身音樂教師的政治犯和一位元音樂系女學生的政治犯，隔著鐵絲網，一有機會，就站在那裡癡癡凝望，後來教師為她寫下曲譜，借著歌聲，向她唱出悽愴的心情，這首歌曲曾經流行全島，那就是有名的《綠島小夜曲》：

　　這綠島像一隻船　在月夜裡搖呀搖
　　姑娘喲　你也在我的心海裡飄呀飄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　吹開了你的窗簾
　　讓我的衷情隨那流水　不斷地向你傾訴
　　椰子樹的長影　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　更照亮了我的心
　　這綠島的夜已經那樣沉寂
　　姑娘喲　你為什麼還是默默無語

　　◇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作者是誰，贈與的物件又是誰，自不敢露面，也都無法查考。不過每當這首歌聲響起的時候，就使人想起那個不平凡的故事，和臺灣經歷過的悲情命運。

　　當我們這群政治犯在火燒島上岸的時候，火燒島已不再那麼荒涼，車隊穿過山間小徑，向監獄進發，連綿不斷的丘陵上，滿布著全副武裝崗哨。最後，我們在一個全新建築「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門前停下，然後分批被驅入押房。

　　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的囚房，是一個二層樓建築的小型五角形大廈，共分為十個區，每區有十個、八個押房不等。就在這裡，我度過整整五年。

　　我們被帶入押房時，監獄官下令政治犯交出身上所有的香煙。在外役工作區的人，無論圖書室、洗衣工廠，或縫紉工廠，都准許吸煙，後來在登陸艇上，透過憲兵充滿了同情的手，大家身上多少都有幾支香煙。這時候，監獄長宣佈說：「不管你們過去受到什麼優待，本監獄絕對不許囚犯吸煙。」

　　不准吸煙，對不吸煙的人沒有絲毫影響，但對有煙癮的人來說，簡直是一個嚴重打擊。十五年後，蔣家班威權政治崩盤，所有監獄才解除了這個無聊的禁令，並沒有聽說哪一個囚犯利用打火機或火柴自殺或殺人縱火。官員們所以禁止囚犯吸煙，只是展示他威權的一種手段，目的是國民黨青年守則外加的第十三條：「整人為快樂之本。」事實上，綠島感訓監獄從開始那一天，一直到結束，政治犯沒有一天斷過香煙。

　　第二天，押房門忽然打開，一個水電班長，大踏腳步走進來，用他的手扳頭敲了兩下廁所龍頭，等開門的戒護班長離開後，他轉頭過來，低低問一聲：「那位是柏楊先生？」

　　我應聲答應，那班長從口袋裡掏出一封我入獄前回給讀者們的賀年卡，他說：「我是你的讀者，名叫郭英，我這裡先給你一包煙，吸完以後，就報告看守說：『抽水馬桶壞了。』我就會帶煙來。」

　　我入獄前一直保持每天四包煙的習慣，郭英當然無法供應，可是，一下子竟然有香煙的來源，使我在監獄裡的地位大為提高。

　　政治犯監獄，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瘋人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廢鐵的地方，也是出金鋼的地方。一個人的內在品質和基本教養，坐牢的時候，會毫無遮攔的呈現出來。

　　在牢房裡結識的朋友有幾十個之多，最傳奇的就是臺北《大華晚報》董事長兼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李荊蓀先生。當我鋃鐺入獄的時候，李荊蓀主張立刻開除正在中廣公司當職員的倪明華，一年後，李荊蓀也鋃鐺入獄。他當初劃清界線的行動，反而被指為「偽裝忠貞，以便使自己擠入領導中心的伎倆」，他的案子是件一手遮天、明目張膽的冤獄。當時，周至柔和蔣經國激烈的爭奪行政院長高位，李荊蓀是周至柔的智囊之一，迅速發展出一種不可抵擋的形勢。蔣經國最後只好釜底抽薪，使用雷震模式，先教一個人自認是共產黨，然後再一口咬定李荊蓀是他的同志，就萬事妥當。雷震被控以知情不報，判處徒刑十年，李荊蓀則以加入叛亂組織，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蔣經國不久躍上行政院長寶座，周至柔從此噤若寒蟬，抑鬱以終。李荊蓀是一位智慧型高級知識份子，在牢房中受所有政治犯的尊敬，我們不久就成為最契合的夥伴。十年後，李荊蓀被送到臺北土城「生教所」集中營監獄，度過殘餘的刑期時，蔣經國準備對他特赦，條件是要他寫一封悔過書，他微笑的拒絕。他說：「判十五年，就坐十五年！」

　　李荊蓀整整坐滿十五年，不差一天。出獄後，《中國時報》約他執筆寫短評，就在寫字臺上，突然心肌梗塞，溘然去世。出殯的時候，一批難友齊集善導寺靈堂，向司儀要求一個公祭的時間，治喪委員會總幹事一口拒絕，不知道從那裡來的衝動，我在吊客群中一跳而起，大喝一聲：「火燒島的難友，到前面來！」

　　在大家愕然中，徐瑛、盧修一等十幾個人擠到前面，我高聲朗誦出臨時想到的祭文：「荊蓀大哥，你這個國民黨的忠貞份子，竟被國民黨迫害得家破人亡，好容易撥雲霧見青天，想不到又死於心臟病發。當我們希望你能領導我們反抗暴政的時候，你舍我們而去，但我們相信國民黨反動的暴政必然滅亡，你在九泉之下會看得見的，我們也會看得見的。」

　　有人開始啜泣，荊蓀夫人終於哭出聲音，那是靈堂的第一聲哭聲，荊蓀的女兒也下跪致謝。那時仍是白色恐怖時代，蔣家班的威權仍在顛峰，「暴政必亡」一向是罩到共產黨頭上的專用鐵帽，我公開回敬國民黨。當我們離開靈堂的時候，靈堂寂靜得像一個墳墓。

　　另一位政治犯徐瑛先生，從任何角度來看，他都是模裡西斯共和國的公民。在他曾祖父那一代，移民非洲東南、印度洋中的模裡西斯島。當模裡西斯是英國屬地的時候，徐瑛是英國公民；後來模裡西斯獨立，徐瑛是模裡西斯公民，出任模裡西斯《華文中央日報》總編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建立，他這個英國公民留學北京，就讀北京大學。一九六七年，他代表報社前往東京購買新型印刷機，因為不知道中國人內鬥的殘酷性，竟然路過臺灣。當時恰巧世界各國其他華文報紙負責人正雲集臺灣，於是大家一齊受到蔣中正召見，十分嘉勉他們對自由祖國的貢獻。

　　就在第二天，當蔣中正握手的余溫仍在徐瑛掌中的時候，他的雙手已被警備司令部的鐵銬鎖住，隨後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徐瑛在十五年牢獄之中，沒有一分錢接濟，連買衛生紙錢都沒有，更不要說牙膏牙刷。中國有句話說：「烈婦易，貞婦難。」刑場上高呼萬歲容易，監獄裡十五年不屈難。徐瑛是我所看到的政治犯中最沉穩的一位，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都面不改色，甚至連放封的時候，腳下一步都不錯亂。國民政府要求徐瑛放棄英籍護照，徐瑛拒絕，天下沒有一個人願意選擇一個坐牢易如反掌的國家。可是，坐牢期滿後，面對十五年不准通信、遠在萬里之外的故鄉，他發現他和中國籍的其他政治犯遭遇一樣，早已家破人亡，妻子和孩子們對於失蹤十五年之久的丈夫和父親突然出現，無法接受，以致徐瑛有家難歸，有國難投。就在這時候，他認識臺灣寶島女子陳玉咽，結為夫婦，他終於主動的改換護照，一直到我寫回憶錄的時候，他們仍快快樂樂的過著新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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