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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軍法處看守所(2)

　　我又點點頭。

　　「太太來接見，而沒有帶東西，一定是分手！」

　　從此，我吃不下任何食物。我再一次想到：死才是最好的解脫。當絕食到第十天的時候，軍法處開庭，兩個法警把我扶到庭上，方培然只問了一句話：「你為什麼不吃飯？」

　　「我不想。」

　　這一次開庭，只不過在法律上做一個紀錄，所以問一句話即行結束。想不到，大概因為腸胃放空了的關係，神志反而特別清醒，對死亡反而沒有什麼感覺。家破也好，人亡也好，大學畢業也好，大學不畢業也好，一切都成了過去，現在就是靜靜的躺在那裡，並不等待什麼發生，而只什麼都不等待。

　　看守所官員對我似乎十分注意，他們把押房裡其他囚犯全部調走，另外派一個官方的御用難友，進來睡在我身邊，名義上是照顧我，實際上是暗中監視，防我自殺，他不斷用香噴噴的飲食引誘勸勉我進餐。

　　有一天，那位御用難友特別把我扶到另外一個房間去洗熱水澡，我身上已經沒有肌肉，瘦枯的骨骼，被失去水分的焦黃皮膚包住。我向自己嘆息，這正是一個叛亂犯的下場，我竟這樣倒斃在監獄裡，回想二十年前萬里逃亡，並不後悔，反而有一種終於安靜下來的感覺。

　　有一天，那個可以自由出入押房的御用難友，忽然進來告訴我說：「你太太來接見你，」而且告訴我其中原因，「你太想不開，所長特別請你太太來勸勸你。你不要以為我是他們的走狗，活著，你才能報仇！」

　　就在所長辦公室，倪明華冷若冰霜的坐在那裡，我則坐在茶几的另一邊，茶几上放著一個舊式的旋轉盤答錄機，用來錄下囚犯和家屬的談話。所長在一旁說：「你們有什麼話儘管談談，不要糟蹋自己。郭太太，有話儘管告訴你先生。」

　　然而，沒有人開口，明華那種充滿了厭煩和不耐的表情，帶一種萬箭俱發的殺傷力。我連正眼都不敢看她，她已不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她，也不是最後一次看到的她，我眼前坐著的是另外一個心腸鐵鑄的女人。經過四、五分鐘之久的無聲無息，我只好首先開口說：「事情已經如此，我完全靠你了。」

　　「你不要靠我，我管不了。」

　　「我知道你很能幹，你……」

　　「我不能幹。」

　　我啞口無言，幻想著她可能會講幾句安慰鼓勵的話，即令是假的也好，可是沒有，她眼中充滿了厭惡。我再無法開口，只聽錄音帶旋轉的聲音，所長再一次的提醒倪明華有什麼話儘管說，她沒有任何反應，連在旁邊監視的警衛們，也在那裡嘆息。最後，所長無可奈何的說：「既然沒有話說，那你請回去吧！」

　　聲音還沒有落地，明華倏的站起來就走，沒有跟任何人打一聲招呼，經過我面前也沒有多看一眼。我急忙尾隨著她，幾乎是同時沖出房門，她好像逃避瘟疫似的，走得飛快，我緊靠著她身旁，希望聽她說出一句話，假定這時候她能夠告訴我：「你放心，我還會繼續營救你！」

　　這世界該多麼不同啊！然而，什麼話都沒有，走廊上唯一聽得到的，就是警衛們快步跟著我們走的聲音。下了樓梯，明華直奔大門而去，兩個警衛抓住我發抖的肩膀，把我押回囚房。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從此之後，天各一方。不過，後來倒是接到她一封信，一個月後，明華一封簡單的信從門縫塞進來，信上說：「離婚手續已辦妥，法院已登記，請問：你的東西，我怎麼處理？」

　　我不知道怎麼答覆，晚上睡覺的時候，還拿著這封信，不停的呻吟，終於鎮定下來，提筆回信說：「我在臺灣無親無友，無依無靠，在此授權給你，把你認為屬於我的東西，全部拋棄到大街之上，隨人揀取，立此為據。」

　　奇異的是，這封信使我的心情豁然開朗，覺得自己的絕食行為有點好笑，當初有一百個、一千個理由絕食，這時也有一百個、一千個理由，覺得荒謬，其中一個最最主要的不成理由的理由是：「我要活下去，好記下我的遭遇！」

　　這時絕食已二十一天，我恢復進餐。

　　時代到底不同，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坐牢時，不但沒有律師，也沒有起訴書和判決書。現在不但有起訴書，還准許被告請律師查卷。我請的律師，在查卷以後告訴我說，請求法庭調查，法庭確實都調查了，而且有了答案：

　　第一、瀋陽淪陷後，根本沒有什麼民主建設學院。第二、共產黨從不在他的訓練機關裡，為友党吸收成員，所以我不可能參加中國民主同盟，即令我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同盟當時尚是國民黨的友党，也不違法。第三、共產黨並沒有在北京旃壇寺設立任何訓練機構。第四、許逢熙自抗戰勝利後從沒有到過上海，也從沒有在復旦大學任職。

　　一連串的正面消息使我轉憂為喜，我向一位看守班長報告這種情形，半自慰半徵詢的說：「法官不可能判我刑！」

　　「二條一」唯一死刑，只要有下列兩個條件就可以構成：一是參加叛亂組織，二是有叛亂行為。隔壁押房裡臺北市挑挽業公會理事長八、九歲的時候，曾參加過共黨的兒童團；五十年後，他告訴朋友說，共產黨在長江上建了一座大橋；前者是參加叛亂組織，後者是為匪宣傳，屬於叛亂行為，結果被判處死刑。

　　——自從羅馬法頒佈以來，再野蠻國家的法律都有一個基本原則：「不溯及既往」。也就是今年公佈的法律，效力不能追溯到去年，可是，蔣家班大法官為了使特務的殺戮合法化，第六十五次會議上作成決議，認定法律可以溯及既往，即令在這項條例頒佈前五十年加入過共產黨，也等於現在加入。

　　那位班長聽出我的話充滿自信，忍不住笑說：「你放心吧！我還從來沒有聽說過叛亂犯被判無罪的，如果沒有犯罪證據就不判刑的話，軍法官靠什麼吃？」

　　班長的話使我心中一涼，百思不得其解，軍法官根據什麼判罪？不過，不久，我就明白了，特務有特務的行為模式。我被帶到法庭，審判長聶開國起立宣佈：「郭衣洞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八年。孫建章被判感化三年。」

　　我最初認為我會被槍決，繼而又認為會被判無罪，腦筋簡單得和白癡沒有分別。宣判完結，我被押回囚房，當難友知道只判十二年時，都為我死裡逃生，向我道賀。

　　孫建章由我的證人變成我的共同被告，在審訊途中，劉展華一再向他警告說：「我們的物件是柏楊，不是你孫建章。你不過是陪綁罷了，死不承認，將來會把你一起捲進去。」

　　事實上，他們對孫建章也確實特別優待，只判感化三年。所謂感化，就是不送入軍人監獄，而送入臺北縣土城鄉一個名叫「生產教育所」的集中營式監獄，實施思想教育，名義上感化若干年，實際上是看特務的高興或不高興，可以無限期延長。倪明華的師兄傅正先生，就延長了兩個三年，甚至當中還有一段時間被囚禁火燒島。孫建章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他三年期滿出獄，雖然家破，幸好沒有人亡。我出獄之後，跟張香華——那時，我們剛認識不久，在臺北衡陽街和他驀然相遇，我拉住他，向他致歉說：「建章，對不起你！」

　　「誰又對得起你？」他說。

　　這句話簡單樸實，使我無限內疚，終生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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