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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永遠開除學籍

東北大學是我千辛萬苦求學的終點，我到瀋陽時，已是初冬，北國寒冽的冷風，跟四川迥然不同，何況我又交回了學生公社借給的棉大衣。好在，那時候有救濟總署的國際救助物資，那是來自西方文明國家民間捐贈的禦寒衣服。我隨著還沒有畢業的同學，被帶到倉庫，挑了一件勉強合身的毛製品大衣，和一個八角帽，這是我到東北來第一件冬裝。 　　我自從大學畢業就沒有收入，靠過去節儉下來的一點儲蓄（其實我到後來已加倍浪費，一天要買兩支煙，而且升了一級，不但不吸土制的司令牌，還吸貨真價實的美國煙。日本一投降，美軍的剩餘物資大量流向中國，十分便宜，司令牌完全被市場掃地出門。後來到了南京，第一次吃到巧克力糖，發現簡直是世界上第一美味，可惜價錢太貴，我發誓當有一天我有錢買上整整一盒時，一定把它一口氣吃光）。可是，到了瀋陽後，面對自己身無一文的「闖關東」的抱負，忽然茫然，不知道怎麼闖法。一位同班同學被學校延聘為助教，那種感激歡喜的表情，真叫我驚訝。有人也建議我到中學教書，如果教書，又何必跑到幾千裡外的東北？可是除了這條路，只有餓死。於是在當初祖國學社負責人楊德鈞、苗景隆、廖衡等人慫恿下，在小西邊門找到一個日本商社的房子，不知道楊德鈞運用什麼關係，就搬了進去，在門口掛上「祖國文化館」的招牌，希望開一家書店。祖國學社的成員滿腔熱血的要愛自己的祖國，來和共產黨熱愛國際的口號對抗，可是這群幼稚的大學生，不久就紛紛游離出去，最後只剩下我和苗景隆。 　　然而再也想不到並沒有開成書店，我反而一夕之間，成為一名木材商人，撫順縣東面幾個山頭的樹林，都在我的大名之下。分析起來，稀鬆平常，不過一場官商勾結的把戲而已。本溪煤鐵公司正需要大量坑木，那就是，挖掘煤礦時，一面挖掘，一面用樹幹把坑道支起，免得崩塌。這種坑木材質雖不好，需要量卻非常龐大。當地木材商人和新來的接收官僚，既對不上話，也搭不上線，於是，有人找到我。我有一位老師，當瀋陽師範專科學校校長，他有一位朋友在本溪煤鐵公司當副總經理，就這樣的我去向那位副總經理推銷。一分鐘前，我還不知道什麼叫坑木，一分鐘後，我卻成了一名坑木商，講得頭頭是道。那正是一個非常恰當的時機，副總經理正為坑木大為煩惱，很多商人向他們推銷時，滿口承當並找有鋪保，答應限期內把坑木送到本溪車站，可是結果全都一去無蹤。有些當然是存心欺騙，但也有一些貨真價實的木材商人，千辛萬苦從山頭把樹木砍下，運到火車站時，卻被國軍搶劫一空，拿去劈柴取暖。所以當我向他保證一定可以運到的時候，副總經理相信老同學的學生，同意這筆買賣。大概經過一個月的往返折騰，我取得了十兩黃金的傭金。 　　十兩黃金的傭金是當初木材商指天發誓所承諾的數目，可是到真正拿到支票的時候，木材商的面孔開始不一樣了。最初是先給我二兩，剩下的八兩作為投資，最後則出言恐嚇說：「我告訴你，你是一個外省人，我們把你扔到野地裡，叫狼吃掉，你家裡十年都找不到你的下落。」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商業行為所遇到的挫折，使我看到翻臉的迅速及徹底的鏡頭，大為震駭。我故作鎮靜的告訴那些商人：「我如果二十分鐘後不走出中蘇聯誼社（這是當時的五星級飯店，木材商的寫字間設在那裡），我的同學就會報警，指出你們的名字。我不怕死，我如果怕死，不來東北，而且你們今天如果不立刻付款，我馬上就打電話到本溪，報告公司你們這個騙局。」 　　這樣才把他們鎮住。實際上我從沒有想到好朋友為錢會生出那麼惡毒的念頭、說出那麼惡毒的話，根本沒有心理準備。他們只好開出支票，我不准他們劃線，立刻到銀行提出現款，第二天換成十兩黃金，全數交給廖衡保管。 　　十兩，在那個時代，窮困學生眼中，是一個天文數字，我們就用它來維持祖國文化館的開支。 　　可是，好景不長，一個晴天霹靂又打到我頭上，再也想不到，假證件的事又東窗事發，這是一九四七年的事。那年暑假，東北大學剛剛開學，聽到風聲說：我被教育部永遠開除學籍。 　　一位叫呂文達的好友從北陵坐馬車趕到小西邊門，告訴我這個惡耗。 　　「怎麼回事？」我驚駭的問。 　　原來，日本投降害死了人。學校把畢業生的證件送到教育部，教育部查對南京中央大學檔案，發現根本沒有郭衣洞這個學生，明顯不過的是偽造文書，於是下令開除學籍。不但開除東北大學的學籍，還通令全國院校，宣佈我的罪狀，任何院校不得收容。這個置人於死地的通令，只有獸性發作的人才想得出來。我怔怔的仰頭望天，這一生為了上大學所付出的眼淚，現在全成泡沫。我偽造證件固然觸法，但何至趕盡殺絕，不留一條生路。僥倖的是，我總算沒有留在學校當助教，也沒有到其他中學當老師。 　　不過，不久之後，我卻糊裡糊塗的當上大學教授。東北籍教育家徐延年先生在瀋陽成立私立遼東文法學院，大概看我是重慶來的外省人，在社會上又相當活躍，於是請我當政治系副教授。這個正在向教育部申請立案的草創學府，還沒有趕得上看到教育部開除我的文件。稍後，我遇到「青幹班」同學徐天祥，徐天祥又把我介紹到設于北大營的陸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跟他一起當少校政治教官，每月有主食和薪俸，生活得以維持。而且，情況開始好轉，徐天祥取得一個軍中將領的支持，答應每月給我們一個連的補給品，要我們辦一家日報，這一連三件事，都是救命船，因為那巨額的十兩黃金，在我們不諳撙節的花費下，很快就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四十五年後，我在臺北接到一本《遼東文法學院師生小傳》，在世的師生，仍有二百餘名，卷中還刊出我的小傳，並記載說：「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時許，中國文聯組聯部主任、中國書法家協會領導小組負責人佟書，代表我們同學在北京飯店房間，拜望了闊別了四十年的老師——臺灣著名作家柏楊，和他的夫人臺灣著名詩人張香華女士，互相寒暄之後，柏楊老師請佟書轉達他對同學們的問候，並表示下次回大陸探親，定要看望大家，同時還詢問了徐院長安西、匡扶教授和幾位同學。此時，佟書將他書寫的條幅《遙寄臺灣柏楊先生》（徐竹影作詩）：『隔海憑欄無限情，元宵佳節憶先生。杯中一兩相思月，飲到三更映到明。』贈給柏楊老師。先生極為高興，連說：『字寫得好，詩也作得好。』表示回到臺北，一定掛在客廳正中壁上，以示留念。」想不到一個輕輕腳印，竟留給我如此深遠的溫馨。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人生，大概就是這樣。 　　我在瀋陽市中華路找到一棟房子，掛起《大東日報》招牌，買了一部印刷機，搬出祖國文化館，和徐天祥以及另外一位從遼陽逃出來的員警界朋友孫建章，共同住進報社，開始籌備出報，包括向中央政府申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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