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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

從我不知道出生日和出生地，如果推測我有一個原始、貧窮、沒有一點文化的家庭，也並不過份。不過，我們卻是小康之家。慚愧的是一直到年紀很大，特別向親友查問，才知道我的祖父名叫郭統。除了這個名字外，對祖父本人，以及祖父以上的祖先，一無所知。只知道祖父有兩個兒子，大兒子郭學忠，二兒子郭學慈。學忠就是我父親，從小念過四書，在清王朝政府被推翻、中國五千年專制制度結束、中華民國成立之際，讀過當時開風氣之先的員警學校，後來當過一任河南省通許縣縣長，又當過開封縣警察局官員。到了一九三〇年，中國軍閥大混戰，父親參加反抗軍——第八方面軍，在樊鐘秀將軍手下當交通科長。這一場內戰，是地方軍閥閻錫山、馮玉祥，及樊鐘秀等聯合的反抗陣線，與中央軍統帥蔣中正對決，在中原地帶（也就是河南省）會戰。這場會戰中，反抗軍一開始就失利，樊鐘秀被中央軍的飛機炸死。 　　樊鐘秀之死，說明了世界上確實有很多絕頂聰明人，實際上卻是那麼愚昧無知。那時候中央政府的空軍，不過只有幾架飛機，偶爾派一架到前線偵察或轟炸，全靠駕駛員的肉眼觀察，沒有任何儀器，威力有限。但是，每逢飛機在空中出現時，都會引起反抗軍官兵的驚慌，恐嚇力十分強大。因為人們一輩子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東西可以在天上亂飛，而且可以擊斃人馬。那螺旋槳的刺耳噪音，能使全城居民，像發生地震一樣的呼叫。第八方面軍總部設在許昌縣城，官兵也因驚慌過度，跳嚷喊叫著四散奔逃。對於這一項來自天空的心戰威脅，馮玉祥有一項心戰的措施，他告訴反抗軍說，烏鴉是拉屎的，烏鴉屎拉到你們頭上過沒有？飛機難道比烏鴉多嗎？炸彈難道比烏鴉屎多嗎？你們怕什麼？ 　　這一項漏洞百出的心戰教育，對那些幾乎全部來自貧苦農村、頭腦簡單的反抗軍官兵而言，是至理名言，完全接受，而且在酒酣耳熱之際，還譏笑那些對空襲心懷恐懼的人：「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認為自己才是天下第一智士。這種不允許別人反駁的安全感，成為一種理直氣壯的信念，以至於連樊鐘秀都確信不疑。於是，有一天，當他乘坐當時很少見的漂亮小轎車出城視察前線陣地的時候，遇到中央政府的軍機正好在天空出現，衛士建議停下來到附近躲避，樊鐘秀嗤之以鼻說：「烏鴉屎掉不到我們頭上，你怕什麼？你這麼膽小，還不如回家抱娃兒去！」 　　那架飛機在天空上只盤旋了一圈，駕駛員雖然不知道車子裡是樊鐘秀，但可肯定車子裡必然是當時的重要人物，於是，投下炸彈，車子和車子上的人，全都粉碎。 　　這件父親親身經歷的往事，我從小就印在心中，刺激我產生一種思考，那就是，無論是哲學或科學，無論是政治或軍事，無論是文化或商業，一旦最高指導原則犯了錯誤，一定是一場悲劇。而它是不是錯誤的，並不一定不可以驗察，只要允許公開辯論就行了。一旦不准許公開辯論，指導原則變成皇后的貞操，不容許置疑，它一定會產生錯誤。 　　我就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父親郭學忠於樊鐘秀被炸死、第八方面軍瓦解、反抗陣線失敗後，逃回開封，改業經商，從事花生進出口生意。在不久即統一中國的國民黨看起來，他是一個北方軍閥的殘餘，政治對他，從此絕緣。 　　至於親生母親是誰，我不知道，只記得她彷佛姓魏，家住輝縣西關，如此而已。我不知道母親的名字，不知道母親的容顏，也不知道母親那一年死亡。在一個從沒有人告訴我生日的家族裡，更沒有人告訴我為什麼母親年紀輕輕竟然去世。 　　而且甚至於一直到小學四年級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叫媽媽的那一個女人，不是我的親娘。四年級的時候，我才聽到一星點關於親娘的消息，唯一的嫡親姐姐郭育英，抱著幾個月大的我，孤獨的站在床頭哭泣。育英跟我是一母同胞，她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就嫁給一個父親朋友的兒子竇清淮。竇清淮長得什麼樣子，以及竇家情形，我並不清楚。我只和姐夫見過一面，但是沒有交談過一句話。那一年正是反抗軍失敗後的次年，一天傍晚，一個年輕人倉促的闖到家來，和父親在窗下密談，然後滿臉驚慌的踉蹌離去。父親告訴我說：「這是你姐夫，有人告他是共產黨。」 　　從此就再沒見過他，後來聽說他終於被捕，在刑場上被槍決。育英姐一直守寡，帶著唯一的小女兒竇芳愛，母女相依為命，直到老死、苦死。 　　姐姐是這世界上最關心、最疼愛我的親人。她比我更是時代的受害者，纏小腳，幾乎不識字，使她無法維持自己的生活。她在繼母進門之後，首先受到衝擊。因為繼母進門後第一件事就是迫使正在讀小學二年級的姐姐停止學業，草率嫁人。以後，我回到輝縣讀百泉初中，欠了附近攤子很多的糖果錢，被債主追逼得無法招架，只好向姐姐求救。 　　我是一個混沌的人，那年，我十四歲，根本不知道姐姐那麼樣的貧窮。姐姐拿出所有的儲蓄，不過一串錢（當時的一塊錢銀圓可以換四串錢），她仍托人帶給我，囑咐我千萬節省使用。這一點錢，根本不夠還債，不到兩天我就把它用光。那個時候，鄉下學生已經開始流行穿制服，制服的最大特徵，就是褲腰跟傳統式的褲腰不一樣，而又是機器對口雙線縫紉，跟手工的單線縫紉不同，我非常羡慕那種摩登的長褲。但是，已經中落的家道，供不起我做這樣的制服，我天天生氣，向已經出嫁、貧窮而又喪夫的姐姐要錢。姐姐沒有錢，就親手裁布縫紉，為弟弟做只有機器才可以做得出來的長褲，對口縫紉是那麼樣的辛苦，我仍不滿意，扔在一邊，連一眼也不肯看，惹得姐姐落淚。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一九四九年，我被內戰的戰火驅逐到臺灣。四十年後，重返故土，姐姐已于前一年逝世，臨死還拿著我這個不爭氣弟弟的信，叫別人念給她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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