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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十大奴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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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人的醜陋致柏楊 ⊙執筆者柏仁先生。 ⊙文載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香港《百姓》半月刊。 柏楊先生: 為什麼中國人能忍受暴君暴官的統治?就因為中國人奴性十足。魯迅在他的雜文《燈下漫筆》中,認為全部中國歷史只能分為兩個時代,一個叫做「欲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另一個叫做「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魯迅的剖析,何等深刻!中國人從來不知道自己是這塊土地上的主人,只知道做奴隸。因為「醬缸文化」告訴他:江山屬於帝王將相、英雄豪傑,人民只有做奴隸的份兒。中國人的希望,也就是在「太平盛世」做奴隸,甘心納糧服役。因為這樣的機會,都並非容易得到,所以一旦得到,自然是拱手相慶,感謝上蒼,保證做順民到底。 中國人的奴性有十大表現: 一、中國人有「萬歲癖」。自古喊慣了「萬歲」,所以患有遺傳性的「萬歲癖」,稱皇帝為「萬歲爺」。無論他是誰,那怕是流氓、惡棍、強盜,只要得了天下,坐上金鑾殿,人民就會三呼萬歲,頂禮膜拜。到了二十世紀中期,這種「萬歲癖」更有惡性發展。新皇帝尚未進京,已經遍地呼「萬歲」了。當他進入中南海,登上天安門時,萬歲聲響徹雲霄,達於沸騰,喊得熱淚滿面。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個,當年當日,站在天安門廣場,遠眺龍顏,激動得淚如泉湧,喊「萬歲」喊啞了喉嚨。此後是年年喊,最後是天天喊,似乎不喊太陽就不會升起,地球就不會轉動。 二、中國人有迷信症。這也是遺傳性的,生來就迷信皇帝,把皇帝捧到天上,把自己貶入地下,從來不敢說自己和皇帝一樣,而是迷信皇帝是天神降世,真龍下凡。對於當代皇帝,更是如此。明明知道他是個普通人,曾在北京工作,是北京的普通市民。但是,一旦他進入中南海,就把他奉若神明,開始崇拜他、迷信他,把一切交給他,包括肉體和靈魂。家家把灶君撕下來,貼上他的「標準像」。最後在災難中還要唱「語錄歌」、跳「忠字舞」。 三、中國人對於暴君暴官,從來就奉行「忍」字哲學。無論是抓丁拉夫,還是橫徵暴斂,乃至大開殺戒,中國人都是忍!忍!忍!對於當代皇帝,「忍」字哲學更是空前盛行,誰不懂得忍,誰就不識時務。對於「改造」,忍!對於「帽子」,忍!對於饑寒,忍!對於一切天災、人禍,乃至十年浩劫,同樣是忍!能忍者自安——傳統的人生哲學,無師自通! 四、中國人不懂得真正的民主,卻奉行「奴性民主」——「少數必須服從多數」,多數人都願意做奴隸,就不准少數人不願做奴隸。關於這一點,魯迅早已談得十分深刻而生動。他說,既然猴子可以變人,為什麼現在的猴子不想變人呢?並非都不想變人,也有少數猴子想變人,他們曾經兩條腿站起來,學人走路,並且說他們想做人。然而他們的同類不允許,說他違背了猴子的本性,把他們咬死了!中國人也並非都願意做奴隸,也有少數人不願意,他們要做主人,但是同胞們不允許,揭發他們,密告他們,於是他們被抓、被關、被砍頭。當代的許多「反革命」「右派」,就是這樣產生的。 五、中國人慣于同類相殘——這大概是「窩裡鬥」的一種表現形式吧。面對暴君暴官的欺壓和殺戮,中國人的反應不是團結一致,起來反抗,反而是同類相殘、官府一旦指某人為「賊」為「匪」,人們就會隨之罵「賊」罵「匪」,並協助官府一起捉之。這一點同樣相傳至今,並且惡性發展。一旦運動到來,人們明明知道是製造災難,但卻不敢反對、不敢反抗,恰恰相反,還要為此而歌頌「偉大領袖」英明偉大,並且積極參加,和「敵人」堅決鬥爭。可是這「敵人」是必須從自己人當中抓出來的。抓誰?誰願意被抓?誰願意遭難?沒人願意。但這是「最高指示」,必須照辦!於是便揭發、檢舉、批判、爭鬥,你揭我,我檢你,你批我,我鬥你,愈演愈烈,最後按「最高指示」的要求,抓出幾個倒楣鬼來,或送公安局,或送「學習班」,或戴上「帽子」交「群眾監督改造」。這樣,一場運動才算過去。下次運動,仍然是這個程式,仍然是這樣製造「敵人」。永遠同類相殘、相殘同類,勝利者永遠是暴君暴官。 六、中國人崇尚明哲保身。什麼叫明哲保身?在大陸有兩條解釋:一是絕不觸犯「天條」,二是在災難中絕不同情任何人。說穿了就是做一個聰明的奴隸。誠然,他們不陷害無辜,但也絕不反抗邪惡,他們只求苟安、苟活。為了苟安,牆倒眾人推時,他們跟著推;破鼓萬人捶時,他們跟著捶。這就是所謂的明哲。我有一位老同學來到香港以後,還對我說:「如果五十七年我們在一起,我也會批判你。」因為只有這樣才算明哲。您說:「暴君暴官最喜歡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不錯,因為就這就是奴性。 七、中國人靠希望過日子。因為中國人的命運不是掌握在自己手裡,而是交給了暴君暴官,所以他們從來不去想如何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開發自己的未來,而是寄希望于暴君暴官,希望暴君變成「明君」,暴官變成「青天大老爺」,如此他們才可以獲得溫飽。這同樣是中國人的傳統。歷代帝王無不利用這個傳統,推行愚民政策。當代帝王更是如此,他給人民以無限希望:共產主義是天堂。一九四九年,我還是個高中生,聽過哲學家孫定國演講,他說:「什麼是共產主義?那就是喝牛奶、吃麵包!」當時我們的伙食是玉米窩頭、白菜湯。喝牛奶、吃麵包,該是多麼美好的希望啊!但是十年過去,不僅沒喝上牛奶、吃上麵包,連當年的玉米窩頭和白菜湯也都限量而不管飽了!然而這時依然抱著希望,希望有一天窩頭不限量,白菜湯管夠喝。可是這個希望也沒實現,而是災難連綿,越來越糟,直至文化大革命爆發,許多人遭難,終於徹底失望而自殺。但這也不會影響活著的大多數人,使他們放棄「希望哲學」,大多數人仍然是抱著希望過日子。因為他們不知道反抗,不知道自己是一個有智慧、有力量的獨立的人。 八、中國人的確有神經質的恐懼症。這一點您提得完全正確,這同樣是遺傳性的,因為世世代代受暴君暴官的欺壓,總感到隨時都會大禍從天降。一旦大禍臨頭,不但自己掉頭,還會滿門抄斬。這種神經質的恐懼症,到二十世紀中期之後,更加嚴重,達到惶惶不可終日的地步。一位朋友在一九五七年被定為「中右」,這只是一種警告,表示已經到「右派」的邊緣,但並未戴「帽子」。可是這位朋友從此精神恍惚,一聽有「中央文件」下達,便坐立不安。到文化大革命,一聽到「十六條」,第二天就入院了,醫生的診斷是:嚴重的神經官能症——正是您所說的神經質恐懼。這種病的患者,至今數不勝數。不久前一位老朋友由大陸來港探親,還正顏厲色地警告我:「老兄,寫東西不要太自由了,一九九七年很快就到了!」 九、中國人喜歡框框。這同樣是自古傳來,您談到東漢的知識份子寫文章講究「師承」,必須按照老師指定的範圍寫,否則就是違反法條:這是古代的框框。當代的框框,大大超越了古代,不單是寫文章、講話、教書,要遵照框框,就是婚喪嫁娶,以及拍拖戀愛,都不可以超出框框。這個框框是什麼?就是「偉大領袖」的「偉大思想」。這框框是無形的,但是絕不可超出!多少作家、文人、學者,由於超出框框而身陷囹圄,乃至喪命!為什麼大多數中國人喜歡框框呢?因為喜歡它,就不會超越它,這樣就安全得多。所以許多人習慣成自然,真的愛上了框框!不僅自己不超越,也不准別人超越。 十、中國人是變色龍。傑出的俄國作家契可夫,有一篇名作,就叫《變色龍》。他嘲笑俄國人的變色龍性格。其實中國人的變色龍性格,不亞於俄國人。這也是暴君暴官最喜歡的,所以三十多年來,大陸的變色龍越來越多,其性格也越來越升級,變色之快,令人慨歎!曹操——歷來認為白臉,但偉大領袖一說:「不是白臉,這是冤案!」立刻就有人給曹操翻案;秦始皇——歷來認為是暴君,但偉大領袖一說:「勸君少罵秦始皇!」於是有人給秦始皇畫一張笑臉仁君的肖像。偉大領袖說,林彪是副統帥。於是齊聲祝他:「永遠健康」;後來他摔死在溫都爾汗,便立刻齊聲高呼:「打倒林賊!」更有趣者,某某前天是書記,見面頂禮膜拜;昨天他成了「走資派」,批鬥會上拳擊加腳踹;今天他複職了,急忙給他紅花戴。誰見過變色如此之快的變色龍? 柏楊先生,以上所談,僅僅是個人所看到、所感到的,遠非全部。但您總能看出一個大概吧? 多少年來,每談到中國人的醜陋,就認為是帝國主義侵略造成的。三十年的歷史證明,不是帝國主義造成的,而是我們的「醬缸文化」造成的,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見。假如不是「醬缸文化」造成中國人醜陋,帝國主義豈敢侵略? 正是「醬缸文化」造成暴君暴官,教他們無法無天;又造就了黎民百姓,教他們奴性十足。兩者共同製造災難,也共同在災難之中,表演醜態。三十年來是一場大表演、大暴露! 怎麼辦?這是最令人頭痛的問題。您說只有中國人才能改造中國人,我同意。可是我們從來不自省,從來沒有發現自己是何等醜陋。 近年來,大陸的大門逐漸敞開,許多人來到海外,尤其是大批青年到海外去求學,看一看洞外世界,對比自己,或許能發現自己醜陋,而決心改正。這似乎算是一點希望。——但這是否又在靠希望過日子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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