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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的病徵——醬缸(2)


  《死不認錯集》(《猛撞醬缸集》)中說:

  有人以為,中國人自己不爭氣,把國家搞成這個樣子,不但不責備自己,反而窮氣亂生,怪老祖宗這也不對,那也不對,使我們現在受罪。如果能打下鋼鐵江山,教我們安坐享福就好啦。對於這種說法,柏楊先生的答覆是:「這就跟父子一樣,當孩子的結結實實,聰明伶俐,又上過大學堂,然而卻把日子過垮,當然不能責備他的父親,而只能怪他自己不爭氣。可是,如果他一生下來就被淋菌弄瞎了眼,就遺傳了羊癲瘋,就遺傳了色盲,而又是個白癡,則他到了後來,沿街敲磚,乞討為生,他的責任就太小。他如果指責他爹不該染一身梅毒,指責他娘不該不把淋病治好,我們能忍心教他閉嘴乎哉?」

  柏楊所列舉的醬缸產品,當然不一定完全都對,但至少有一部份是對的。還是一句老話,希望讀者中的有心人士,切實地反省一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中華民族幸甚!

  柏楊的文章,一向是脈絡分明,可惜其在敘述醬缸產品時,行文相當淩亂,有時一扯,離開原題到十萬八千里之外,然後嗖的一聲,一個觔鬥雲翻了回來,過了一會兒,又是一個觔鬥翻走。下面的介紹,是經過筆者的一番整理,以求不違背其原意為原則,請細心的讀者勿逐字逐句與原文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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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缸產品之一,是對權勢的崇拜狂。

  在古代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當然是皇帝。倫理觀念對皇帝概不適用,皇帝所有的旁系尊親屬,在皇帝面前只不過是「臣」是「奴才」而已(假如皇帝是過繼來的,那麼即使是自己的親爹娘也不例外)。這種逆倫滅性(官性大於人性)的畸形道德,不但無人反對,反而認為天經地義。在宮廷生活的荒淫方面,洋皇帝更是望塵莫及。唐代的「後宮佳麗三千人」,固無論矣,即使在周王朝時,天子也可以合法的擁有一百二十一個太太。夫《禮記》中的《內則》,更為天子苦心孤詣地排好顛鸞倒鳳的日程,使這一百多位妻子,可以雨露均沾,不至爭風吃醋。所有聖人,對這些不但不予反對,反而化「淫棍」為天子聖明,化「雜交亂交」為正式的國家法制和社會規範。因此,柏楊認為:聖人不僅是幫兇,簡直是正兇,跟有權的大淫棍們是共犯。蓋權力好比汽油,聖人不但不設法防止它燃燒,反而搶著點火,怎不一發難收?柏楊認為,洋皇帝的權力,一直受到知識份子的約束,但中國聖人為當權派發明畸形哲學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原來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全是來自大淫棍的賞賜,無怪乎大嫖客想幹啥就幹啥,有了聖人發明的「理論」基礎,這種亂搞是既合法又合理,既順天又應人。

  以權勢崇拜為基石的五千年傳統文化,使人與人之間,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愛」的感情。所謂「仁」也者,似乎只能在書本上找,很難在行為上找。而且「仁」似乎並不是平等互惠性的。

  對權勢絕對崇拜的結果,缺乏敢想、敢講、敢做的靈性,一定產生奴才政治和畸形道德。沒有是非標準,只有和是非根本不相干的功利標準。只有富貴功名才是正路,大家都削尖了頭,拚命往官場裡去鑽,只要給我官做,教我幹啥都成。像陶淵明之不為五斗米折腰,能有幾人?「十年辛苦」,不是為了研究發明,不是為了著書立說,也不是為了奔走革命,而只是為了「一日成名」,「成名」者,有官做之謂。

  古往今來,做官之所以把人吸引得如癡如狂,原因有四:

  一、有權在手,可以某種程度(視官之大小而定)地為所欲為。
  二、受人崇拜。
  三、學問變大。(洋人知識即權力,中國權力即知識。)
  四、財產增多。洋人以經商為致富之源,中國人重士輕商,且受孟老夫子「何必曰利」的影響,所以口不言利,但心裡卻想利,想得要死要活,乃以做官搜括為致富之源。昔南宋大盜鄭眾受招安後為官,同僚鄙之,鄭眾有詩曰:「各位做官又做賊,鄭眾做賊才做官」,可謂一語道破。

  在權勢崇拜狂之下,不要說政治場合、學術場合,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友誼,也變了質:變得近視,變得勢利。

  有人認為:中國人雖缺乏公德心,但富有人情味。其實所謂人情味也者,還是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而又少。留美「學人」短期(請注意「短期」二字)「訪」台,恨不得每天有四十八小時參加應酬,「學人」「返」美後,都是「人情味」的見證人。但筆者一位在台的世伯,在股票上栽了觔鬥,一生積蓄付諸東流,於是舊日好友對其都敬而遠之,在街上遇到時,佯為不見,想打小麻將消遣,都找不到一個搭子(怕他輸了付不出錢),人情味者,當如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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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缸產品之二,是自私與不合作。

  儒家在原則上只提倡個體主義而不提倡群體主義。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似乎只有兩項:一是「明哲保身」「識時務者為俊傑」,鼓勵中國人向社會上抵抗力最弱的地方走去。另一是「行仁政」,求求當權派手下留情,在壓迫小民時壓得稍輕一點。

  在這裡抄幾段儒家的經典,說明其「明哲保身」哲學: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

  關於行仁政:皇帝假如偏偏不行仁政而行暴政,那又怎麼辦呢?儒家似乎並無有效的對策,唯一的對策只有「進諫」,進諫而又不被採納,那就只有「邦無道則隱」之一途了。

  自私之心,在私有制社會中,無可厚非。但自私不能超過一定限度,儒家的思想既自私而又不肯冒任何風險,就一定變成社會進步的反動力!

  柏楊認為:在現代中國,自私觀念又更進一步:一個計畫也好,一個決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參與其事的朋友,第一個念頭似乎都是:「俺可以在裡面撈到多少好處?」「俺可以少負多少責任?」大家都在這上面兜圈子,國家還有什麼前途?

  一部二十五史,便是一部官擠官史,和官鬥官史(皇帝當然是官中之最大者)。不是你擠我,就是我擠你,不是你鬥我,就是我鬥你!除了動刀動槍,還動讒動諂。刀槍固然可怕,讒諂尤其難防。中國人最大的悲哀,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用到窩裡鬥上。

  窩裡鬥的劣根性,是不合作最主要的原因。此外,弱者「明哲保身」,強者「定於一」,這兩種不同的思想,也構成一個不能合作的習慣反應。所謂「強者」是指不安份的人,不怕鋌而走險的人,也是「打天下」的人;所謂「定於一」,是指一種獨斷獨行的氣質:「凡是有老子在場的地方,一切都得聽老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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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缸產品之三,是淡漠、冷酷、猜忌、殘忍。

  在朱秀娟女士的大著《紐約見聞》中有一段,大意是:朱女士初到紐約,偕夫逛街,遇一黑髮黃膚之陌生人士,有「他鄉遇故知」之喜,乃趕緊熱情招呼,該黃膚人士竟視若無睹,擦肩而過。朱女士未免下不了臺,乃自我安慰曰:「他一定是日本人。」十幾分鐘後,在地下電車中,又遇見該黃膚人士,正埋首讀武俠小說哩。朱女士又自我安慰:「他一定以為我是日本人。」朱女士寫來輕鬆,但讀了以後,心情沉重。柏楊所稱「淡漠、冷酷」,其此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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