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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陋的中國人(2)

在馬來西亞，華人占百分之三十幾，有次我去博物館參觀，裡面有馬來文，有英文，就是沒有華文。這不是說有華文就好，沒有華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個現象一方面說明，馬來人的心胸不夠寬廣，另一方面，也說明華人沒有力量，沒有地位，沒有受到尊重。泰國的華人說：「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個法令下來，你什麼都沒有了。 　　現在，大家談論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個國家，她的土地被外國搶走，都是一種羞恥。等到收復它的時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樣，回到母親的懷抱，雙方都非常歡喜。各位都知道，法國將阿爾薩斯、洛林兩個省割給德國的事情，當它們喪失的時候，是多麼痛苦，它們回歸的時候，又是多麼快樂。可是我們的香港，一聽說要回歸祖國，立刻嚇得魂飛魄散。這是怎麼一回事？至於我們在臺灣，有些臺灣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張臺灣獨立。想當年，三十年前，當臺灣回歸祖國的時候，大家高興得如癡如狂，真是像一個迷路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三十年之後，為什麼產生了要離家出走的想法？賽浦路斯，一邊是土耳其人，一邊是希臘人，根本是兩碼子事；言語不一樣，種族不一樣，宗教不一樣，什麼都不一樣，土耳其人可以這樣做。而我們，同一個血統，同一個長相，同一個祖先，同一種文化，同一種文字，同一種語言，只不過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麼會有這種現象？ 　　這種種事情，使得做為一個中國人，不但艱難，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國的中國人，你不曉得他是怎麼一回事，左、右、中、獨、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簡直沒有共同語言。互相把對方當作殺父之仇，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歷史悠久，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現代的希臘人跟從前的希臘人無關，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國人欺負，更受自己人欺負——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負。有時候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下，看到外國小孩，他們是那麼快樂，我從內心產生羡慕。他們沒有負擔，他們的前途坦蕩，心理健康，充滿歡愉。我們臺灣的孩子，到學校去念書，戴上近視眼鏡，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六親不認。他母親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親悲愴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幹什麼？你用功罷！你用功罷！」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學生馬上就抗議：「我們不要學做人，我們要學應付考試。」再看大陸上的一些孩子，從小就要鬥，就要詐欺，就要練習出賣朋友同志，就要滿口謊言，多可怕的教育，我們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卻是這種樣子。 　　我在臺灣三十多年，寫小說十年，寫雜文十年，坐牢十年，現在將是寫歷史十年，平均分配。為什麼我不寫小說了？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要透過一個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寫雜文。雜文像匕首一樣，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你已經開錯了，應該左轉，應該右轉，應該靠邊走，不應該在雙黃線上超車，前面有橋，應該放緩油門，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有紅燈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關進大牢。掌握權柄的人認為：只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他就永遠沒有錯誤。 　　我自己在牢房裡沉思，我為什麼坐牢？我犯了什麼罪？犯了什麼法？出獄之後，我更不斷的探討，像我這樣的遭遇，是不是一個變態的、特殊的例子？我到愛荷華，正式和大陸的作家在一起，使我發現，像我這種人，上帝註定要我坐牢，不在臺灣坐牢，就在大陸坐牢。他們同我講：「你這個脾氣，到不了紅衛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為什麼一個中國人，稍微膽大心粗一點，稍微講一點點實話，就要遭到這種命運？我遇到很多在大陸坐過牢的人，我問他們：「你為什麼坐牢？」他們說：「講了幾句實話。」就是這樣。 　　為什麼講了幾句實話就會遭到這樣的命運？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前幾天，有位從北京來的「全國作家協會」的党書記，我同他談，把我氣得講不出話來。我覺得我吵架還滿有本領，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子打悶了。但不能怪他，甚至於在臺北關我的特務，都不能責備，換了各位，在那個環境之中，納入那種軌道之後，也可能會有那樣的反應，因為你覺得做得是對的。我也會那樣做，因為我認為我做得是對的，甚至可能比他們更壞。常聽到有人說：「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裡。」我年紀大了之後，覺得這話很有問題，事實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別人之手。 　　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攪拌器裡的石子一樣，運轉起來之後，身不由主。使我們感覺到，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問題。耶穌臨死的時候說：「寬容他們！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年輕時候讀這句話，覺得稀鬆平常，長大之後，也覺得這句話沒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才發現這句話多麼深奧、多麼痛心。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人，成了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的醜陋，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我到愛荷華，因為中華民國跟美國沒有邦交，我們夫婦的經費是由愛荷華大學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愛荷華燕京飯店老闆，一位從沒有回過中國的中國人裴竹章先生，我們從前沒見過面，捐了一個這麼大的數目，使我感動。他和我談話，他說：「我在沒有看你的書之前，我覺得中國人了不起，看了你的書之後，才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說，我想請你當面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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