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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曾說過：「包龍圖——包拯——是箭垛式的人物，古來有許多精巧的折獄故事，或載在史書，或流傳民間，一般人不知道他們的來歷，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個人身上。在這些偵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間的傳說不知怎樣選出了宋朝的包拯來做一個箭垛，把許多折獄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龍圖遂成了中國的歇洛克·福爾摩斯。」
胡老看來，包公在中國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影響，相當於西方人心目中的福爾摩斯。其實遠不止如此，福爾摩斯是虛構的人物，只擅長推理破案；而包公歷史上確有其人，不僅善於斷案，而且兩袖清風、鐵面無私，千百年來在百姓心目中一直是為官的楷模。包公、包龍圖、包青天……諸如此類的稱呼表現了老百姓對這位北宋清官的敬愛；而包臘梨、包黑子等近於謾駡的稱呼，則反映了權臣貴戚、貪官污吏對他的懼恨心理。以包公為原型的文學作品不計其數，直至今日，包公仍然作為人們所熟悉和喜愛的藝術典型活躍在藝術舞臺和文學作品中。筆者認為有必要將各類描寫包公的文藝作品做了一次總結和歸類，以摸清數百年來包公這一文學藝術形象的發展演變的脈絡軌跡。
一.歷史上的包公
在談及文學作品中的包公形象之前，不妨先瞭解一下歷史上的包公。包公，本名包拯，字希仁，北宋廬州合肥人，天聖進士，仁宗時任監察禦史，後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官至樞密副使，為官剛正、執法嚴峻，權臣貴戚為之斂手，知開封府時，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包拯終年63歲，由於他為官清正，得罪了不少人，後人懷疑他是被仇家毒死的，但開棺驗屍表明，包拯確為病死，只不過生前可能服用過大量含砷、磷的藥物，給人以死於砒霜的錯覺。
包拯幼時很得父母寵愛，生活一帆風順，小說戲劇中說他生得黑醜，被棄于荒野，是嫂夫人抱回撫養，一半是虛構，一半是將包拯幼子的經歷移植到包拯頭上，而包拯的黑臉，大概是從鐵面無私演化而來的，從包拯後裔珍藏的肖像來看，包拯是一位方面白臉、眉清目秀的儒者。
包公一生沒有留下多少破案的資料（僅有一則「割牛舌」見諸《宋史》），也沒有什麼「三口鍘刀」、「打王鞭」、「勢劍金牌」，更不曾被國太認作禦兒幹殿下，但他確實受到仁宗皇帝趙禎的信任和賞識。他和仁宗吵過嘴，甚至「唾其面」，但君臣從未反目。三十五年，依如股肱，死則親奠，恩禮有加。上溯到比干、屈原，下至海瑞、於謙，沒有哪位賢臣清官比他運氣好。通觀整個封建歷史，也只有劉備與諸葛亮、李世民與魏征等少數幾對君臣可以達到這樣君臣無間的關係。
二.宋代話本的包公形象
宋王朝建立以後，在恢復和發展經濟方面採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不僅農業出現了大豐收，而且手工業和商業也有了空前的發展。農、工、商的全面發展，促成了城市的繁榮，並產生了新興的市民階層。市民階層特有的精神生活、審美情趣，促成了包括「說話」在內的市民文藝的興起，而人際交往的頻繁化、複雜化、流動化，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治安問題，這不能不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有所反映。作為「說話」中的一支，「說公案」受到市民階層的廣泛歡迎，而包公這一形象也在這時嶄露頭角。
早在包拯去世不久，作為藝術形象的包公就在話本小說中出現了，如《合同文字記》和《三現身包龍圖斷冤》。前者講述發生在災年之後的財產糾紛案，包公經過調查核實後協調解決成功；後者寫的是恩將仇報、通姦殺夫的案件，包公依靠鬼魂申冤和破解字謎來捉拿兇手。從開頭的「話說……」云云，到結尾的「話本說徹，權作散場」來看，這些話本是在勾欄瓦舍中由說話藝人說出來的，而不是在書齋中由士大夫作家寫出來的。這一時期的包公藝術形象還處於孕育階段，不過是個胚胎，與同時期《勘鞋兒》中的「三都捉事史臣」冉貴相比，無論在人物性格還是在破案手法上均顯得遜色許多。但不可否認的是，形象雖不成熟，卻是包公從歷史人物向文學人物的轉型期。
三.戲曲舞臺上的包公形象
元代由於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進一步加劇，處於水深火熱中的人民，極其渴望文藝作品能表現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看不到的清官形象，以寄託他們對清明政治的理想，宣洩他們對黑暗現實的憤怒。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包公的形象在文藝作品——首先是在戲劇文學中——被進一步樹立起來，而且被塑造得十分生動飽滿，出現瞭解民倒懸、正直剛毅、善用智巧的性格特點。
據元曲專家估計，元雜劇名目約有六七百種，今存本162種，其中有關包公的有11種，分別是：《包待制陳州糶米》（無名氏）、《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無名氏）、《神奴兒大鬧開封府》（無名氏）、《包待制三勘蝴蝶夢》（關漢卿）、《包待制智斬魯齋郎》（關漢卿）、《包龍圖智勘後庭花》（鄭庭玉）、《包待制智勘灰闌記》（李潛夫）、《王月英元夜留鞋記》（曾瑞）、《叮叮噹當盆兒鬼》（無名氏）、《包待制智賺生金閣》（武漢臣）、《鯁直張千替殺妻》（無名氏）。
明代的包公戲，有目可查的有8種，流傳下來的有5種，它們是：《胭脂記》（童養中）、《袁文正還魂記》（欣欣客）、《桃符記》（沈璟）、《高文舉珍珠記》（無名氏）、《觀音魚籃記》（無名氏）。清代包公戲劇目共有九種，現存三種：《乾坤嘯》（朱佐朝）、《雙釘案》（一名《釣金龜》）（唐英）、《正昭陽》（石子斐）。
明清兩代的包公戲有相當一部分承襲了元代包公戲的內容傳統，但由於時代背景的不同，也有了一些變化發展。一、由於程朱理學被明王朝欽定為官方倫理道德體系，包公身上的倫理色彩濃厚了，動不動就進行三綱五常的說教。比如《胭脂記》中，包公對追求愛情自由的男女主人公大加斥責，罵男的「不思量家鄉父母、貪圖女色」、女的「不守婦道」。二、由於明代中央集權制的加強，朝廷政治鬥爭的日趨複雜，忠奸鬥爭成了包公戲的主要內容之一。例如《正昭陽》將並不同時的包公、寇准、呂端放在同一時間裡，構成忠臣陣營，而將劉妃、郭淮等列為奸臣陣營，突出忠奸不兩立的矛盾鬥爭。三、為了迎合市民階層的欣賞趣味，追求包公身世和權力的傳奇化成為一種風氣。在《雙釘案》中，包公被附會成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在《珍珠記》中，包公自述皇帝「賜我金鍘一把，銅鍘兩口，鏽木一個，金獅子印一顆，一十二第禦棍」。由此，包公斷案的範圍也逐漸擴大，上至皇親國戚，下至平民百姓，甚至妖魔鬼怪，都被他問斬。包公成了「日斷陽間夜斷陰」的「包閻羅」。
順便提及一下包公的舞臺形象設計。在元雜劇中，包公一般由「正末」或「外」扮演，明清包公戲中，有一部分仍由「外」扮演，但《桃符記》、《觀音魚籃記》、《胭脂記》中的包拯雖由「外」扮，但注明「黑臉鬍鬚領紗帽」，唯一獨特的是《雙釘案》，作者注明：「外扮包公，無須，冠帶」。至少從明代中葉開始，包公的舞臺形象已發生了變化，以「淨」角扮演更能突出其威風凜凜，而「黑臉鬍鬚」的出現則為後世包公的舞臺形象奠定了基礎。
四.公案小說的包公形象
到了明代，包公的形象出現在說唱文學中，八篇說唱體《包龍圖公案詞話》包括：《新刊全相說唱包待制出身記》、《新刊全相說唱包龍圖陳州糶米記》、《新刊全相說唱足本仁宗認母傳》、《新刊說唱包龍圖斷曹國舅公案傳》、《新編說唱包龍圖斷歪烏盆傳》、《新編說唱包龍圖斷白虎精傳》、《新編說唱包龍圖趙皇親孫文儀公案傳》、《新刻全相說唱張文貴傳》。這八篇既不屬宋代的話本，又不屬明清的公案小說，但它比萬曆時期（公案小說高峰期）的《百家公案》、《龍圖公案》還要早一百年，並且顯示出由短篇公案向長篇公案過渡的跡象，在題材、體裁等方面都有承前啟後的歷史作用。內中的包公形象更加傳奇化，無論是其身世還是擁有的權力、地位，都已接近近代的「包青天」模式。
明代中葉以後，尤其是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在位期間，朱家王朝的統治在淒風苦雨中搖搖欲墜，而小說創作卻處於繁榮昌盛的階段。這大概是統治者忙於應付各種內憂外患而忽略了對文化領域的監控管理，對於作為宣傳和普及法律的公案小說採取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所造成的。另外，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市民意識的進一步覺醒，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出版印刷業的空前發達，也是促成公案小說空前繁榮的重要因素。
在十幾部短篇公案小說專集中，描寫包公的有《百家公案》和《龍圖公案》兩部。它們各包括一百則包公破案的故事，但重複的故事多達51則。《百家公案》和《龍圖公案》將許多與包公毫不相干的斷案故事匯於包公名下，借這位著名人物以擴大影響，反過來，形形色色的斷案故事又使包公成為一個集偵破、審訊、判決于一身的法官形象。在這些短篇集中包拯的藝術形象得到了統一和強化，成為以「剛正」為基礎，以「睿智」為主要特徵，以權臣貴戚、貪官污吏為對立面的清官形象。但二者在描述包公破案時夾雜了大量鬼神迷信描寫，存在著「神判」和「人判」的尖銳對立。「神判」方面，拆字、圓夢、算卦、看相、鬼魂申冤，不斷出現，如果說包公有什麼智慧的話，也只是善於領悟鬼神的暗示罷了。而另一方面，「人判」的例子雖然過程不複雜，卻光彩照人，幾乎個個成了經典案例，包公斷案前喬裝改扮、微服私訪的負責態度，斷案時或聲東擊西、或欲擒故縱，攻破罪犯的心理防線的斷案手法也讓人敬佩不已。這裡對包公破案智慧的生動刻畫，是元雜劇乃至同時代的包公戲無法相比的。
公案小說進入清代以後，隨著時代與整個社會文化環境的巨大變革以及文學觀念的更新，發展出章回化、長篇化的特點，達到了鼎盛時期。但在歷經百年之後，隨著封建社會的逐漸解體，西方文化的入侵，傳統的公案小說迅速由高峰滑入低谷。《龍圖耳錄》、《三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等就誕生在這一時期。《三俠五義》的前半部，主要寫包公審案雪冤，鋤暴安良，與龐太師對峙，眾大俠大力協助，後半部寫包公的學生顏查散率領眾俠客剪除襄陽王叛黨，已經很少涉及公案成分。《小五義》、《續小五義》更與公案無關。
就藝術成就而言，《三俠五義》無疑是成功之作，但黃岩柏在其專著中認為：《施公案》以後的包公題材系列的章回小說，是武俠小說的巨人，公安小說的矮子。在這些武俠與公案合流的作品中，包公不僅逐漸淡化為配角，而且開始了從為民做主的清官向維持朝庭統治的鎮壓者的轉型。
五.現代影視作品中的包公形象
解放後雖有許多關於包公的影視作品問世，比如根據越劇《追魚》改編的同名電影、電視連續劇《包拯》，但真正在內地觀眾中引起一陣旋風的是90年代初臺灣版電視連續劇《包青天》的播出，其中的《狸貓換太子》、《鍘美案》、《雙釘案》、《烏盆記》、《鍘包勉》、《狄青》、《魚美人》、《五鼠鬧東京》等單元的故事情節都出自傳統戲劇和公案小說。該劇甚至將舞臺上包公的黑臉和額頭上月牙狀的印記原封不動地搬到熒屏中，使之幾乎成為後來同題材影視作品中包公的特定造型。劇中雖說斷案的是包拯，但出謀劃策、明察暗訪的工作交給了公孫策，捉拿罪犯的任務交給了展昭，所以包拯基本上只起到了在堂面上決策斷案的作用。在性格方面，包公變得很富有人情味，在堂上雖然鐵面無私，在堂下卻更像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幾年後，香港版《包青天》出爐，延續了臺灣版《包青天》的套路，但該劇在取材上的偏頗使得劇中的包公替鬼昭雪多於替人申冤，重蹈了《龍圖公案》的覆轍，同時期有關包拯的影視作品還有《碧血青天楊家將》等。這一時期熒屏上的包公，形象平平，沒有突破。《包青天》似乎走進了死胡同。90年代末拍攝的內地版《少年包青天》則另闢蹊徑，大量借鑒和模仿了日本偶像推理劇《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劇中的包拯不在是高高在上、不苟言笑的青天大老爺，而是有血有肉的新形象，突出了包拯高超的推理能力和蓬勃的青春活力。而且，這一系列的包拯形象融入了現代人對民主、自由、真理的追求意識，極富有理想主義和浪漫色彩。
短短十年間，多角度、多種類的包公影視劇的拍攝，至少表明了包公題材的受歡迎程度。而包公這一文學形象能在我國文學發展中歷經數百年不倒，更是難能可貴。有人說，清官麻痹人民鬥爭，體現人治思想，缺乏民主意識，與當今法治、民主思想背道而馳，但無論如何，包公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無論旁人如何污蔑誹謗，都無法改變中國百姓對他的尊敬與愛戴。據說開封有一塊墓碑，上面刻滿了自包拯以來的歷代擔任開封府尹的人名，而惟有包拯的名字上有一塊明顯的凹陷之處，究其原因，是由於後世前來觀碑的人常常用手指指點包拯的名字日積月累所致，後人重新刻碑，情況仍然如此，包公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見一斑。
參考資料
1．《中國公案小說史》，黃岩柏，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國公案小說藝術發展史》，孟犁野，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明清兩代包公戲探微》，朱萬曙，《中國古近代文學研究》1991年7月第222-226頁
4．《〈百家包公〉〈龍圖公案〉合論》，朱萬曙，《中國古近代文學研究》1993年11月第253-2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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