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幣所以為利也；唯無一時之利，而後有久遠之利。以三四錢之費得十錢之息，以尺寸之楮當金銀之用，此一時之利也。使封域之內，常有千萬財用流轉無窮，此久遠之利也。後之治天下者，常顧此而失彼，所以阻壞其始議也。
有明欲行錢法而不能行者：一曰惜銅愛工，錢既惡薄，私鑄繁興；二曰折二折三，當五當十，制度不常；三曰銅禁不嚴，分造器皿；四曰年號異文；此四害者，昔之所同；五曰行用金銀，貨不歸一，六曰賞賚、賦稅，上行於下，下不行於上。昔之害錢者四，今之害錢者六。故今日之錢，不過資小小貿易，公私之利源皆無賴焉；是行錢與不行等也。誠廢金銀，使貨物之衡盡歸於錢；京省各設專官鼓鑄；有銅之山，官為開採；民間之器皿，寺觀之像設，悉行燒毀入局；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為率，每錢重一錢；製作精工，樣式畫一，亦不必冠以年號；除田土賦粟帛外，凡鹽酒征榷，一切以錢為稅：如此而患不行，吾不信也。
有明欲行鈔法而不能行者，崇禎間，桐城諸生蔣臣，言鈔法可行，歲造［鈔］一二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戶部侍郎王鱉永主其說，且言初年造五千萬貫，可得五千萬兩，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上特設內寶鈔局，畫夜督造，募商發賣，無肯應者。大學士蔣德璟言，以一金易一紙，愚者不為。上以高皇帝之行鈔難之。德璟曰：「高皇帝似亦神道設教，然賞賜折俸而已，固不曾用之兵餉也。」按鈔起于唐之飛錢，猶今民間之會票也；至宋而始官制行之。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而又佐之以鹽酒等項。蓋民間欲得鈔，則以錢入庫；欲得錢，則以鈔入庫；欲得鹽酒，則以鈔入諸務；故鈔之在手，與見錢無異。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則官之本錢，當使與所造之鈔相准，非界則增造無藝；一則每界造鈔若干，下界收鈔若干，詐偽易辨，非界則收造無數。宋之稱提鈔法如此。即元之所以得行者，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准鈔法。有明寶鈔庫，不過倒收舊鈔，凡稱提之法俱置不講，何怪乎其終不行也!毅宗言利之臣，不詳其行壞(鈔)之始末，徒見尺楮張紙居然可當金銀，但講造之之法，不講行之之法。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故其時言可行者，猶見彈而求炙也。然誠使停積錢緡，五年為界，斂舊鈔而焚之；官民使用，在關即以之抵商稅，在場即以之易鹽引，亦何患其不行!且誠廢金銀，則榖帛錢緡，不便行遠，而囊括尺寸之鈔，隨地可以變易，在仕宦商賈又不得不行。德璟不言鈔與錢貨不可相離，而言神道設教，非兵餉之用；彼行之于宋、元者，何不深考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