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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律

心之聲為言，言之中理者為文，文之有節者為詩。故《三百篇》以來，篇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雖小夫室女之謳吟，亦與聖賢歌詠並傳，凡以各言其志而已。屈、宋變而為騷，班變而為賦。蓋有才者以《三百篇》舊格不足以盡其才，故溢而為此，其實皆詩也。自《古詩十九首》以五言傳，《柏梁》以七言傳，於是才士專以五七言為詩。然漢、魏以來，尚多散行，不尚對偶。自謝靈運輩始以對屬為工，已為律詩開端；沈約輩又分別四聲，創為蜂腰、鶴膝諸說，而律體始備。至唐初沈、宋諸人，益講求聲病，於是五七律遂成一定格式，如圓之有規，方之有矩，雖聖賢複起，不能改易矣。蓋事之出於人為者，大概日趨於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風會使然，故雖出於人為，其實即天運也。就有唐而論：其始也，尚多慣用古詩，不樂束縛於規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猶少，七言亦多絕句，而律詩猶少。故《李太白集》七律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僅二首，尚不專以此見長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諸作，敲金戛玉，研練精切。杜寄高、岑詩，所謂「遙知對屬忙」，可見是時求工律體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範圍。然猶多寫景，而未及於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窮愁寂寞之身，藉詩遣日，於是七律益盡其變，不惟寫景，兼複言情，不惟言情，兼複使典，七律之蹊徑，至是益大開。其後劉長卿、李義山、溫飛卿諸人，愈工雕琢，盡其才於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離矣。西昆體行，益務數典，然未免傷於僻澀。東坡出，又參以議論，縱橫變化，不可捉摸，此又開南宋人法門，然聲調風格，則去唐日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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