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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榮
曾經說用三隻眼睛看世界，並非標榜自己有"二郎神"的神通，而是指故鄉、兵營、都市
三塊生活令我終生眷戀。我在故鄉度過了美麗又艱辛的童年和少年，在膠東半島海防戍邊
奉獻了最燦爛的青春，現在北京為軍隊文學藝術創作、出版，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才智。江
南水鄉、海防軍營、首都北京的環境、文化、大米白麵、 玉
米高粱、牛奶麵包、空氣、陽光、雨露，養育了我，造就了我。自小到今天，是父老鄉親、
戰友、同仁朋友與我一起在人生路上跋涉，品嘗人生的苦澀和甘甜；經受生存的 艱辛和殘酷，感受人間的歡樂和溫暖。
是他們給我生活，給我智慧，給我靈感 ，給我毅力。生活把我與他們融合，血肉相連，息息相關，唇齒相依。我不能不關注、凝視
、遙望他們，不敢有半點疏忽和懶惰。《兵謠》、《鄉謠》、《街謠》，算是對戰友、父老
鄉親、同仁朋友的一個交待。《兵謠》獻給部隊同甘共苦的戰友們，《鄉謠》獻給故鄉生我
養我的父老鄉親們，《街謠》獻給書業界艱難創業的同仁、朋友和哥們兒。自己是以這 樣的一
種誠意來寫這三部作品，不敢奢望戰友、父老鄉親、同仁朋友們叫好，他們讀了作品，只要 承認我是他們的戰友、鄉党或者哥們兒，就知足了。
故鄉是我人生的出發點，也是我文學的根。每一個作家都有自己寫作的根，根植得深與淺
，獲取的養分豐富與單調，成長的土壤富饒與貧瘠，決定著作家的寫作生命。除了山水、 地
域文化和風情的薰陶，我以為賦予作家文學天資和靈性的往往不是父母，而是爺爺或奶奶。
父母對兒女考慮更多的是責任，是管教，心理上的對立會導致距離。爺爺奶奶則不同，他們
給孫兒孫女更多的是疼愛。隔代老小之間幾乎沒有距離，相互間可以無話不說。家族的歷史
，村裡的故事還有民間的傳說，常常是爺爺奶奶與孫兒孫女間永恆的話題。爺爺除了告訴我
那些歷史、故事、傳說外，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他寬厚的性格。他是當地方圓幾十裡有名望的
"牛頭"，現在叫經紀人。做中間人首要的是公正，要主持公道，離開了公平、公正，這
碗飯就吃不下去。我跟爺爺在一起生活十八九年，從沒見爺爺與誰有過糾紛，也沒見他跟誰 吵
過架。就是我娘與鄰居發生口角，他也會把我娘叫回家。我記得他總是這樣勸我娘："大小
姐，誰對誰錯都擺在那裡，你讓她去說，她不占理再罵人，村上人就會說她，一人說她一句
，她三天三夜不睡都罵不夠本。"很小的時候，我陪爺爺睡，我問爺爺，我們家的屋子為啥
比左右鄰居的窄，床要是橫著擺，連過道都沒有。爺爺說造屋的時候家裡沒有人，把活兒都 包
給了他們，他們把自己的牆溝挖到了咱家的宅基地上。爺爺跟我說："忠厚才能有後。人
一輩子不能占別人的東西，尤其不能占別人家的地，要是占人家地占到棺材坑那麼大，他就
該死了。"當時我無法判斷爺爺的話是否靈驗，可鄰居的長輩們不到四十就短壽倒是事實。
爺爺的寬厚影響了父親，父親在鎮上豬行掌秤，也是一輩子做中間人，完全繼承了爺爺的品
行，江、浙、皖都有他的朋友。寬厚待人成了我們家的祖訓。現在想起來，太爺爺活到八十
七，因帶短工下地搶收麥子中暑而死；爺爺活到八十三，因患腸梗阻醫院不給治療而死；父
親今年已經九十一了，還常跟兒子們搓麻將，八十九歲那年跌斷了大腿骨，居然還能長起來 ，
如今走路連拐杖都不用，一天一趟街，天天到茶館喝茶聊天。現在再品味爺爺的話，道理深
在其中。我的作品沒有跌宕起伏、曲折離奇的大悲大喜；也沒有你死我活、爾虞我詐的深 仇
大恨；即便寫心地陰暗的小人，也總是以規勸的寬容讓其反思。這怕是直接受爺爺寬厚性格 的影響，可以說是長，也可以說是短。
我們家的生活境況，從太爺爺開始，一直處在叫富不富，叫窮不窮的中間狀態。這種狀態
讓我自小看到了比我家窮困的人家，冬天穿不上褲子的貧寒，幼小的心靈裡埋下了對貧民
的同情；這種狀態還讓我看到了比我家富裕的人家，寧願拿剩茶剩飯喂豬也不給叫花子一口 飯
吃的勢利，我與叫花子一起對富裕小人充滿憎恨。同情與憎恨讓我過早地成熟，我的情感變
得細膩，對人情特別敏感，思維活躍豐富，世事記憶永久。或許就因為這些，我的小說才生
活扎實、細膩逼真、人物鮮活，人物故事才顯得新鮮、獨到，與別人的不一樣。
三部小說，冠以"日子三部曲"，該有點想法。寫小說的都在以各自的角度思考人，書寫
人生。在部隊一個青年作家讀書班上我說過這樣一個觀點：凡是一個成熟的有成就的作家都
有自己獨到的視角。比如魯迅先生的平民視角。他的眼睛始終盯住社會最底層的貧民，他的
愛與恨都交織在國民的那根脊樑上。無論阿Q、孔乙己還是祥林嫂，都傾注著他哀其不幸、
怒其不爭的複雜情感。比如郭沫若老先生的文化視角。他的全部作品中，無論是秦始皇、屈
原還是王昭君、高漸離，在他們身上放射出來的藝術光芒，都飽含著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再比如莫言的童真視角。他喜歡用童真的眼光來看待現實世界，無論是現實還是歷史，世界
在他的童真目光裡，非常滑稽可笑，又非常真實可愛。無論是《透明的紅蘿蔔》、《紅高梁
》，還是《牛》、《拇指拷》，只要他用這種視角來觀察生活，他的作品就必定是全新、獨 特的，也是叫絕的。
說到底視角其實是哲學，是觀察認識世界的方式方法。竊以為，有些長篇前緊後鬆、虎頭蛇
尾，有的概念、空洞、蒼白，有的人物思想大於形象、符號臉譜化，根是哲學思想不夠紮 實所致。
存在決定意識、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鬥爭性與同一
性、外因與內因等等這些基本觀點，或許還停留在書本，未能真正成為自己觀察世界和思維
的方法。人物看不出現實、家庭、地位、經濟、環境、地域文 化、民
風民俗、教育等諸方面對他個性形成的營養成分，人物命運和結構也與事物運動發展的內在
客觀規律相背離。一個作家的哲學觀念尚未確立，便始終無法確定，或者無法找到 屬自己的視角，
那麼可以斷定，他的寫作很難創新。沒有獨特的視角，就不可能有獨特
的發現，作品很難具有原創性。主題跟別人大同小異，人物似曾相識，結構司空見慣， 故事陳
舊老套，語言東施效顰。現時這樣的作品比比皆是，有的還炒得頗響，有的還得這樣那樣的
獎。其實真要是坐下來平心靜氣問上幾句，它寫了個什麼樣的人物?提供了什麼新鮮故事?語
言有什麼魅力?對生活有什麼獨特發現?表現形式有什麼創新?可能有的作品就問成了一攤泥 。
不敢說自己已經有了獨特的視角，或許只是有了這種意識和追求。我著力關注普通人生命
的價值。在評論家、作家眼裡，從拙作中發現更多的或許是人物、思想、細節、語言、文化
和風情。但我寫的是普通人的日子。他們所遭受的天災人禍、遇到的命運挫折，碰到的生存 困
難、人與人之間產生的矛盾是非、他們按照當地的文化習俗為人處事的所作所為，都是生存
的客觀賦予他們日子的內容，都是日子本身的程式和過程，他們就是如此一天一天活著，生
命的價值完全涵容在他們平凡的日子裡。《兵謠》是士兵和下層軍官的日子，《鄉謠》是鄉
村底層農民的日子，《街謠》是都市下層市民的日子。
一個生命，當他從娘肚子裡鑽出來呱呱來到人世間，無論上帝給他安排怎樣的命運，官也 好
，民也罷；高貴也好，卑賤也罷；天才也好，愚蠢也罷；作為人，他活著，都要過日子，每
一個人的生存權利是平等的。我們的社會、我們社會的掌權人、政府的權力機構、我們的法
律、法規、政策、制度都應該給他們以平等，可現實恰恰給人以不公正、不平等。有的人為
了別人過好日子，把艱難和困苦留給自己；有的人則把自己的好日子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這種客觀或人為的不公正、不平等，製造了許多人間悲劇或人間喜劇。我只想為那些被 不
公正、不平等所抹煞其生命價值的、為這種抹煞所折磨所困惑的人們呼喊，讓我們的社會更 加
尊重人過日子的權利。古義寶、汪二祥、聞心源、莫望山就是在這種不公正、不平等的扼制 下，艱難地過著上帝給的苦澀的日子。
既然是訴說他們的日子，三部作品就盡力跟日子本身一樣自然和真實，不製造人為的懸念
和曲折。訴說的功夫，關鍵在說。敘述，說也。一部幾十萬言的書，如果能讓當代人讀完，
作者的語言便有些功夫；如若能讓讀者讀出滋味，甚至品味陶醉其中，作者的語言功夫便修
煉到相當的程度。我是作者，也是讀者。我以為一部好的小說，它應該讓讀者隨時隨地，隨
便翻到哪一章、哪一節、哪一頁，都能讀下去，而且一讀，很快就能把讀者帶進小說營造的
氛圍，讓其陶冶其中。這是小說的一種境界，也是我一直追求的境界。
在《街謠》最後修改的日子裡，上帝扔給我人生最大的痛苦，母親患肺癌醫治無效，於臘
月二十六(二二年二月七日)傍晚七點零八分，永遠離開了我，我再也見不到用血和汗養
育我們的娘。儘管在她最後的日子裡，我在病床前陪伴了她十八天，這是我當兵三十四年中 與
母親在一起最長的日子，也是叫娘最多的日子，盡了一點兒子應盡的責任，但遺憾仍沒法彌
補，我無力讓她活過八十，給她做八十大壽。天意無法抗拒，這是上帝給我的日子。《街謠
》的後三章就是在這悲痛的日子裡改畢，我以此排解心中的悲痛。母親一直企盼兒女事業有 成，我認定這是對母親養育之恩最好的報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