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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鐘時分，有過一陣子全城的鞭炮齊鳴，仿佛是一次虛擬的起義。開始是東一串子，西一串子，遠遠近近試探著呼應著，接著，聲勢越來越大，鋪天蓋地地匯響成一片，還夾雜著禮花的嘯叫和大麻雷子的炸響。可可家的這一片新樓更是炸得天翻地覆，仿佛把不久前喬遷新居憋著的勁都拿出來放了。在家裡關上窗戶也聽不見人說話。激越了幾十分鐘，終於又沉寂下來，夜色依然只剩下寒冷和灰暗。偶爾三兩聲零星的餘響，倒更添了許多寂寥。
一個世紀就這樣很尷尬地結束了。
很久很久以前，可可曾相信，有一個世紀，會夢幻般地到來－－那是班主任老師，少先隊輔導員和教科書美麗地講過許多次的。那時還有一本很著名的課外讀物，叫《科學家幻想21世紀》，那本書成為無數祖國花朵們的童話。他們像相信一切童話一樣相信那一個最激動人心的童話。
後來，可可長大了，經歷過許多顛簸起伏之後，可可又曾相信，還有一個世紀，會嶄新地到來，它不再是童話，但那是一個可以遙望的現實－－現在，新世紀來了，現實卻是另一種模樣。科學家沒有想到，他也沒有想到。
可可想，岳父的世紀也是這樣無聲無息地結束了。那曾是他們那一批人的世紀，在雪山，在草地，在黃土坡上挖出來的窯洞裡，還有那一次次生生死死的戰鬥中，那個新的世紀，該是他們心中永遠的旗！如今，岳父那一批人，絕大多數已死去。剩下的帶著傷殘，帶著各種各樣的彈片在各種各樣的幹休所或山鄉的農居裡度著寂寞又閒適的生活。他們中的許多人又回到了他們的早年時期－－在院子裡種點大蒜小蔥或茄子辣椒之類的蔬菜，飼雞養鴨，在院落和院落之間的甬道上蹣跚著散步，碰見另一個也很蹣跚的人，遠遠地罵一聲，老傢伙，吃的啥？還沒死啊－－他們和今天的世界已相隔很遠，就像當年在山鄉之一隅。
可可的岳父是一個老紅軍，一個貨真價實的老紅軍，爬過雪山，過過草地－－準確地說，爬過兩次雪山，過了三次草地。中欣他們小時候曾問過他，為什麼要來來回回地跑？父親說，鍛煉革命意志。直到後來，他們才知道父親那一支部隊走了錯誤路線。像許多文章中說的那樣，可可的岳父槍林彈雨，九死一生，渾身上下都是傷疤。在可可少年時，紅軍是一個完全審美化藝術化了的符號，是話劇《萬水千山》，是電影《党的女兒》《金沙江畔》，是大合唱《長征組歌》，是課本中的《七根火柴》，《黨費》，《翻越夾金山》，是許許多多的油畫和雕塑……那曾是一種美得聖潔的光，在星空照耀。後來，可可知道了自己的父親曾是另一個陣營中的人，是被紅軍們擊潰並斥之為萬惡的反動派營壘中的人之後，那美得聖潔的光中又時時透出來一股肅殺之氣。再後來，許許多多的大字報小字報標語傳單批鬥會上的呼喊與控訴，讓岳父這一代人一個個變成了叛徒，內奸，變成了臨陣脫逃，貪污軍餉，玩弄女人，拋棄髮妻，為加薪晉級痛哭流涕者；變成與蘇修勾結，向資本家獻媚，欺壓下屬，脫離勞動人民者；變成陽奉陰違，自行其是，反對偉大 領 袖革命路線的修正主義者……後來，又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恢復了名譽，他們又成了革命老幹部。但許許多多的細節，卻無法抹去。細節總比大道理更能深入人心。又過了一段日子，他們中有人又成了官倒成了腐敗分子……顛來倒去之後，「紅軍」以及其他一些神聖的字眼不再是符號，而是一些具體的人和具體的事了。
他們一批一批地離世。像深秋的梧桐葉，一陣一陣地被風刮落。
而自己父親那一代人呢－－嚴格地說，他們在眼下已不能說是一代了。
一九四九年之後，他們便被打散了，流布四方。或在一塊幾乎不屬自己的土地上各自生存下來－－儘管那土地可能是他們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之處－－或遷徙他鄉，成為永遠的異客。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也已逝去。可可的父親一直在大學裡教書，教的專業是航空測量，已退休多年。文革時，可可才知道，父親還在國民黨空軍測量大隊幹過，軍銜相當於少將。可可曾問過父親，在大學裡教書教得好好的，怎麼想起來去當國 軍呢？當時，武漢正在長江裡打撈一艘著名的戰艦――中山艦，那艘戰艦在抗戰初期被日本飛機炸沉，艦上數百名官兵，幾乎全部殉國。那艘戰艦在滾滾濁浪中沉睡了半個世紀之後，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半個世紀之後，終於要浮現出來――做一個愛國主義的教育基地，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一時間，成為海內外各類媒體關注的熱點。可可的父親說，你去問問中山艦上官兵！見可可不解，父親說，那艘船上的許多人，都在海外學習過，學的是現代海軍。那時，我們國家就只有這麼幾艘艦船，國難當頭，你還能作什麼選擇呢，到延河裡去劃木船去？航空測量是要開飛機的，當時誰有飛機？只有國民 黨空軍有飛機。在大學教書當然好，又安全又舒適，還可以留在淪陷區拿日本人的高薪，可還是有那麼多人走了。從軍報國，到大後方去教流浪大學，擺地攤，過苦日子……作為一個人，總得有些血性。打通滇緬公路，修築戰時黔桂公路，繪製各大戰區地圖，許多測量人員都死于日機的偷襲和轟炸，死於瘟疫和勞累，還有一些意外事故。他們要是知道幾十年後，自己成了反動派，成了民族罪人，在九泉之下都不會閉眼睛的。再說，那個時候，連共產 党的軍隊都編入了國軍，接受蔣委員長統一指揮。民族危亡之際，黨爭和主義對我們來說是很討厭的。這些話，可可的父親幾十年來從不曾說過的。
有一年，一部新片上映，可可的父親帶了剛上小學的孫子進城去看――可可印象中，父親是不太看電影的，連學校大操場上放電影也不看的。那是一部非常慘烈的戰爭片，孫子看到中國軍隊打日本軍隊，便叫道紅軍！紅軍！爺爺說，不是紅軍，是國民革命軍。孫子問什麼是國民革命軍？爺爺說，就是國民黨政府的軍隊。孫子問，那壞蛋怎麼會打壞蛋？爺爺說，他們不是壞蛋，他們是英雄。
這一類的尷尬，中欣的父親也曾遇到過。中欣說，他們幾個孩子還小的時候，到父親單位的禮堂去看電影《聶耳》，看到聶耳那個歌舞班到戰地醫院去慰問滬淞抗戰中的傷兵，也喊紅軍！紅軍！後面有幾個大孩子說，胡扯，那是國民黨兵，你看那軍裝！連紅五星都沒有！中欣他們就問父親，父親說，看電影！哪那麼多話？
可可的父親說，那部電影中有一個師長，叫王銘章，四川人。在那場血戰中陣亡，他的靈柩運到當時國民政府所在地武漢，全城老少夾道迎靈，各種供品擺滿了一條街。還開了一個隆重的追悼大會，國共兩黨的要人都出席了，都發表了聲情並茂熱血沸騰的演講。那是武漢人很難忘記的一天。中國人民第一次從日寇勢如破竹的入侵中，看到了一線勝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國人的血性。
可可不知道，父親的從軍，是不是和那個戰死的王師長有關。
3
中欣認識可可的時候，可可正是一個年輕激進的反特權主義者。為此，在人們都平和下來的時候，可可又多遭遇了好長一段日子的折騰。可可的岳父知道自己的女兒正在走近一個異類時，正是可可被單位審查的時候。外調人員跑到北京，發現可可未來的岳父竟是一個資深老幹部，便驚慌地向老人家報告了這一切。可可的岳父當時就打電話給自己的女兒，對女兒說，你要進了他的家門，就永遠不要回來了。女兒說，我已經進了他們家的門。可可是好人，可可家裡也是好人，我不再相信你們說的那一套了。父親說，老子和國民黨打了一輩子仗，你今天跟老子搞第三次國共合作。女兒說，可可的爸爸不打仗，他是搞測量的。父親說，這些情況我比你掌握得多得多，他是為國民黨搞測量的，畫了地圖，好來打共產 黨。女兒說，他給共產 黨畫地圖的時間比國民黨還長。地圖總是要畫的，我們許多的地圖，都是他們幾代人畫出來的。父親說，他是穿軍裝的你知不知道，穿國民黨的軍裝，軍銜是少將，罪大惡極了。女兒說，可可的父親是為了打日本人才穿上軍裝的，他也差一點被打死。我現在不跟你吵了，你什麼時候來，你跟可可他爸爸當面談。再說，我是要嫁給可可的呀。父親說，那個楊可可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他反對老幹部。女兒說，他反對老幹部裡的壞人壞事，林彪也是老幹部呢……電話中的那一架吵得很厲害，差一點傷了父女之情。
父親讓女兒馬上回北京一趟。但女兒卻把返家的日子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她和可可結婚一個月之後。
那是一個百廢待興撥亂反正的時期，各種說法各種做法日新月異層出不窮，中欣的父親已失去了許多昔日的道理，就連他自己也很難說准明天會怎樣。一個個歷次運動中「惡名累累」的老幹部複出，一批批幾十年的老地富反壞摘了帽子，五七年幾十萬「猖狂向黨進攻」的右派全部平反改正，其中包括許多他當年親手打下去的人。他們許多人從青海，從新疆，從各個窮鄉僻壤跑到北京，千方百計找到他，遞上各種各樣的申訴材料。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階級鬥爭也不再講了，還有那個被他一生奉為神聖的偉大領袖，也被說成是犯了錯誤……那是一個所有的觀念，所有的規則，所有的理論都在變動都在窺測去向的時刻，誰也不知道往後會發生什麼，誰也不知道自己持守的對不對。可可後來想，中欣的父親大約正是在這種惶惑中，才沒有將事情弄到僵死。按中欣對父親脾性的理解，退回去一些年，哪怕是退回到文革中他最倒黴的時候，他也會用最強有力的手段來解決這一他深惡痛絕又很傷尊嚴的問題。後來中欣知道，還有兩個原因，使他們和父親緩和了這一衝突。一是中欣的父親正面臨他事業的一次關口：中組部調他到中央黨校部長班學習，準備到新時期的高級領導崗位去挑重擔。另一個原因是中欣的母親到武漢來做了一次暗訪。這次暗訪非常保密，中欣居然一點也沒覺察。不知中欣的母親暗訪到了一些什麼，回去以後便開始作一些和稀泥的工作了。這是北定後來告訴她的。
可可第一次見岳父，是他和中欣結婚一個月之後。直到那時，他們的婚姻也沒有得到中欣家的正式許可。就連可可的父母，也一直很低調。他們更傾向於找一個同階層人家的兒媳。這兩個從未溝通過也互不瞭解的家庭，都有著那麼深的隔膜和警惕。好在可可中欣當時都沒有住房，便擠在可可的父母家。有了許多日常的接觸，可可的父母也就漸漸地將中欣當作一個平常人家的女兒來看了。他們對中欣那樣的家庭，既有著一種對統治者的敬畏，也有著一種源於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自負。
可可中欣第一次夫妻雙雙把家還，對老趙家來說，無疑是一次挑戰。臨到進家門時，中欣對可可說，如果他們稍有一點非禮的反應，我們掉頭就走。可可卻說，我想不會，敵國開仗，還不斬來使呢。我們回來，就是一種來使的姿態。只要能開口說了第一句話，下面的話就好說了。看著可可那副自信的樣子，中欣說，你像是回你家一樣！
果然，一到家，一切都順利平靜，中欣的媽媽甚至將他們的新房都佈置好了。中欣的父親還在中央黨校學習，這使得一對新婚夫婦進家門有了一層緩衝。中欣的媽媽做得非常得體，仿佛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就像迎回了一個稱心如意的乘龍快婿。還約回了近處幾個已經成家的兒女，做了一頓豐盛的晚餐，算是為新人補辦了一桌喜酒。
關於中欣的母親和他們那一代人的婚姻，可可是在後來的一些年中逐漸地瞭解到的。瞭解了這一切之後，他才知道，岳母在內心裡是如何珍視甚至是羡慕他和中欣的感情。女人的天性，往往直接就超越了政治的桎梏。
中欣的母親是大家閨秀。她父親在白洋澱一帶是有名的士紳，縣裡最好的一所中學就是他辦的。抗戰勝利後，地方政府時興選舉了，結果他被選上了縣長。那位縣黨部的老黨棍被選掉。只是沒想到，這個當時全縣開心的進步事件，十幾年以後給他一家帶來了滅頂之災。解放戰爭時，中欣的媽媽偷偷離家，跑到了延安。那時她十六歲。有了她的這一次叛逆，就可以理解她女兒的第二次叛逆。
那時的延安，一批已安頓下來的老幹部正如饑似渴地盼望有一個女人，因而那些到了延安的年輕女子，從一踏上這塊土地，便被虎視眈眈地盯上了。男多女少，在這塊嚴格實行軍事共產主義的土地上，一切都按一種簡單又原始的制度進行分配。有資格討女人的，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八年軍齡，或八年黨齡，團級以上幹部。簡稱「二八團」。中欣的母親到延安時，中欣的父親這幾條早就夠了，且一表人材，血氣方剛。不知組織部門怎麼掰開了揉碎了地做了幾番工作，那一天，中欣的父親騎了一匹高頭大馬，帶了一個警衛員，牽著一隻溫馴的小毛驢，到自然科學院女生宿舍去把中欣的母親馱走了。這一馱走就是半個世紀，直到前幾年去世。
中欣的父親姓趙，革命後改了一個很時興的單名――趙耀。他說是在長征途中朱老總給起的。後來有人說其實是紅四方面軍一位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湖北老鄉陳昌浩給起的，文革中還有人專門去外調過，朱老總沒找著，陳昌浩已自殺了，這事便成為了一個懸案。可可問中欣究竟是誰起的。中欣說，我看是陳昌浩起的。在這些事上，老爺子精明得很，他要承認是陳昌浩起的，文革那陣子還不給鬥死呀。你想想，他見到朱老總是到延安以後，和陳昌浩可是從長征一開始就在一起的。
中欣父親的趙姓家族，據說和趙宋王朝還有一些聯繫。在他家鄉的族譜上，可以上溯到宋朝的一位皇戚，至今他家鄉的趙姓還嚴格地按那一族的輩分字派起名字。中欣的父親也有過一個這樣的名字，但他從來不說。他的五個兒女，分別叫北定，南進，東勝，西平，中欣。東南西北中，全占滿了，可可第一次聽見中欣家五個孩子的名字時，倒吸了一口氣說，真是有一種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王侯氣魄。要是在每一個名字後面加一個「王」字－－北定王，南進王，東勝王，西平王，中欣王，就更是了不得了。後來可可發現，許多老幹部家的子女，都有這樣一類俯瞰河山萬土歸我的名字。有的家裡給孩子起的名字稍稍平和一些，但也充滿了勝利者一路凱旋插標為疆的豪情，如「晉冀」，「魯豫」，「延京」，「贛生」，「寧生」，「滬生」……到得後來，建國，和平，抗美，援朝，超英，趕美，躍進，衛星，建設……將這些名字串起來，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國革命的編年史。直到後來，全國人民也不論地位高低了，都參與到這一革命命名熱潮中來，紅兵，衛東，立新，學鋒，大橋，愛國，向党，向工，向農，向軍，……到文革中，更出現了宋要武，張敢闖，薛青彪，劉四念，陳決勝，王金猴，孫九大直至魏人民服務，洪遍全球，詹無不勝一類連形式都徹底革了命的名字，成為新中國命名學一大觀。可可曾問過父親，解放前那些党國高官及知識文化界名人的孩子，是否也按這一類思路起名字？父親想了很久，說，好像沒有多少這一類名字。除了蔣介石，將兩個兒子起名經國緯國之外，很少有跟著瞎起哄的。你看看，那時代留下來的人，有幾個叫民生、民權、民族、北伐、清黨，抗日的？名字是私人的事，再說，還有家族字派的規矩，不好亂起的。所以，國民黨大官員們的名字，都沒有共產 黨的響亮。可可的父親說了一串國民黨高官的名字，又說了一串共產 党幹部的名字，說著說著便自己笑了起來。
後來，出了一個陳水扁的時候，可可的父親說，這名字叫的，和我們這裡街巷人家的孩子叫水貨，火生，咬臍一類呢。
趙家五個孩子排列有序。單數為女，雙數是男。中欣說，她們兄弟姐妹間隔緊密，不到一年就是一個，幾年間快把她媽生死。本來，按她老爸的意思，還要不斷生下去。那時是供給制，生多少就有多少份衣物口糧，保姆也由公家派。後來她媽在生下中欣後，偷偷將自己做了手術。據說中欣的父親知道後大發雷霆。中欣的母親也第一次奮起反抗了。中欣的母親說，我千辛萬苦跑到延安嫁給你就是為了給你生孩子的？別人都在轟轟烈烈地建設新中國，只有我，一年到頭挺個大肚子，啥也幹不成！
其實，解放初期，像中欣母親這樣專職在家轟轟烈烈生孩子的幹部夫人多的是，現在去查一查，哪一家不都是五六個七八個。
中欣家的五個孩子，每個人還有一個蘇聯名字：娜塔莎，阿寥沙，安娜，安德烈，柳芭。許多年不用了，今天偶爾聽電視電影裡有誰喊一聲，還會有一種本能的反應。這些名字，是五十年代初蘇聯專家援華的時候給起的。那時，有過高小學歷，又在延安抗大深造過的中欣的父親，算是那一批老幹部中文化高的。因此，很快就被軍方派往一個大型國防企業作領導工作。那些國防企業從設備到技術到原材料都由蘇聯老大哥提供。
那些蘇聯名字，由蘇聯老大哥親自命名的為正宗――有更講究的，還應該有一個蘇聯教父，類似中國的乾爹――也有的是為趕時髦自行其是起的。有的乾脆取代了原來的大名――如王娜佳，張秋莎，趙尼婭……這種亦中亦蘇的名字，成為中國五十年代的一道靚麗風景，也成為那一階層的特權。後來中蘇交惡了，有的人便將名字稍作變動，如王娜，張莎，趙小婭，依然比咱們原來的秋菊，臘月，春梅，蘭英要洋氣許多。後來，這類經過漢化的洋名漸漸在老百姓中流行開來，今天已有氾濫成災之勢。
中欣原來的蘇聯名字叫柳芭，是一個蘇聯專家用法捷耶夫的小說《青年近衛軍》中一個女遊擊隊員的名字給她起的。這個名字當然早已不用了，但那個女遊擊隊員自由無羈不管不顧打死也不投降的性子卻留了下來。這一點，是中欣的父親始料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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