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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荒年
談歌
 

    忘記了那個年代,就等於背棄了一種人格,唯有這種人格,才能激揚起我們弱化了的世界,使我們像沙子一樣渙散了的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鋼筋一樣的人格建築,在這一個風雨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精神堅強地再生。
                      ——作者題記


    我紀念我的父親,不僅僅因血緣的關係。為了我的出生,我的父親和母親都付出了過於沉重的代價。
    我是一個私生子,一個沒有經過人類文明生產原則的承諾,就冒冒失失跑到人間的生命。直到我為人婦為人母之後,仍羞於提起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我內心世界中,至今仍覺得自己是一個孽障。這種負罪感或許會像陰影一樣緊緊纏繞我的一生。這真是悲涼沒頂的事情啊。
    1949年,父親進城後,就脫去了軍裝,在北方的一個城市裡給市委書記當秘書兼市委秘書科長。一個前程似錦且不好估量的職業。
    我的祖父是地主,父親就比高玉寶們幸福,他讀過書,有文化。連天的炮火一經停止,文化就有了超越出槍桿子的優勢。所以,有文化的父親就很受重用。按照他的一些老戰友的說法,他若不出那樁風流韻事,以至斷送了政治前程,以至最後連生命也搭了進去,他現在或許已經是省一級的幹部了。

    我常常負疚地想,我這可悲的生命或許是用一個省長的性命換來的。
    也有人說,我父親的悲劇就在於他是一個讀書人,讀書人喜歡讀書人,於是就喜歡出了問題。由此看來,「喜歡」這種人類行為,一旦過了頭,就不會是什麼好事了。樂極生悲,大抵如此。
    1951年,第一批大學生分配到市委機關。其中一個叫黃玲的姑娘迷住了父親。父親的悲劇由此開始。
    我走訪過父親的一些老戰友,他們回憶說,黃玲姑娘長得好漂亮,愛笑愛唱。他們使用了一句陳舊的比喻,說黃玲像只百靈鳥。
    市委書記賀二喜也喜歡上了這只百靈鳥。於是,父親就有了一個強勁的情敵。
    脫下軍裝之前,賀二喜是師長,父親是他手下的一個營長,賀二喜很賞識父親,賀二喜當了市委書記之後,就讓父親給他當秘書,後來又當秘書科長,這應該是一對鐵心鐵膽了的上下級 ,卻成了情場中的對手。該如何較量。賀二喜的優勢大子父親:參加過長征的老幹部。獨身。妻子在戰爭中犧牲。無子女,無家室之累。我父親則是有家室的。但父親的一些優勢也大於賀二喜:有文化,三十歲出頭,年輕英俊。賀二喜則是四十開外,一張有刀疤的臉,一副能使天下所有的林黛玉們望風而逃的兇惡的面孔。
    情場逐鹿誰得手?戰友們都勸父親退出這場角逐,把黃玲讓給賀師長。
    在戰場上對賀二喜唯命是從的父親,竟昏了頭似的,毫不讓步,他一面抓緊與那個鬥大的字認不下幾籮筐、死活不進城、仍在村裡當婦聯主任的妻子袁桂蘭離婚;一面加緊對黃玲的攻勢。後來乾脆把黃玲調到市委秘書科,控制在自己的視野之內,並對再來勸他退出角逐的戰友大發雷霆:我就是要 娶黃玲,豁出去這個科長不當了,也要娶她。
    不愛江山愛美人。這真是一句氣吞山河的愛情誓言,卻也真是一句誤事的蠢話。情場使人變傻,大概人同此理。我可憐的父親也不能免俗。遺憾的是我沒能瞭解這段男歡女愛故事的全貌,如果能細細寫出來,相信也會使當今的情種們淚飛如雨。
    我猜想,當父親信誓旦旦地對黃玲表白了決心之後,風情萬種的黃玲姑娘一定會撲上來像根常春藤似的吊在我父親的脖子上,撒嬌道:你真是我心中的白馬王子啊!我想或許會是這種情況的。父親當時一定沉醉在溫柔鄉里不知歸路了。
    父親經過了一年多的離婚大戰,竟以失敗告終。袁桂蘭不肯離婚,最要命的是父親必須到家鄉的縣法院去請求離婚,而那個縣的縣委書記就是我大怕。大伯對這種陳世美的行為是深惡痛絕的,他堅決反對我父親離婚。縣法院誰敢成全我的父親?
    於是,可憐的父親就不能和黃玲結婚。更悲劇的是黃玲卻懷孕了。這樣就既成了亂搞男女關係的事實,黃玲受了處分,被下放到牛奶廠去勞動了。父親也因此被停職檢查。這件事對於今天許許多多敢於未婚先孕或婚外亂孕且不受任何指責的少男少女們,或許是不可思議的。而當時的情況的確就是這樣的。應該說,那是一個不相信愛情的年代,如果隨便我一個人來問問,人家都會說:什麼愛情,明明是亂搞嘛。我的父親作為一個有婦之夫,敢於拼死拼活地去追求黃玲,他已經付出了最大的代價,已經表現了他最大的膽量,他作為一個有著遠大前程的革命幹部,敢於讓黃玲的肚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起來,他也已經愚蠢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事已至此,賀二喜悻悻地退出了對黃玲的角逐。
    於是,就有一個記者恨恨地寫了文章,在A市的報紙上刊登出來了。文章指名道姓地對我父親進行了道德攻擊。說我父親是喪盡天良的陳世美,一進城就被花花世界迷住,另覓新歡,企圖甩掉用小米支援了革命的農村妻子,那時的報紙絕非今天可比。今天的報紙已經沒有了當年那種權威性:相反還產生出一種越批越香的效應。真是怪怪的。而在當時,父親的惡行一經見諸報端,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宣告完結了。很快,他的處理結論也就有了:撤去市委秘書科長的職務,調離市委,下放到煉鐵廠參加勞動。
    這一對曾有過片刻之歡的露水鴛鴦,就這樣生生被拆散了。但事情沒有最後結束,黃玲已引起政工部門的注意,市委組織部開始了對黃玲歷史的調查,調查很快有了結論:黃玲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參加過三青團,而且和國民黨特務有過接觸。特嫌?
    黃玲是在牛奶廠幹活的時候被抓走的。她竟沒能和我父親見上一面。她和他都不曾想到,這一別竟成永訣。
    黃玲給我父親留下一個不滿周歲的女兒。這是他倆苦戀一場的唯一收穫。這個女孩名叫援朝。援朝就是我。我很不光彩地來到人間,卻有了一個十分光彩的名字。
    二十六年後,當我再次見到我的母親黃玲,她已經是白髮蒼蒼了。當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這個表情木訥的老女人,看到歲月在她臉上刻下的縱橫交錯的皺紋,我找不出一絲她曾經有過的青春的影子。我暗暗奇怪,難道她就是那個曾經讓我父親神魂顛倒不惜和賀二喜反目為仇的黃玲嗎?我突然強烈感受到了歲月的殘酷。我由此突然懷疑「衝冠一怒為紅顏」這句古話的可信性 。真是悲劇。
    更可悲的就是,母親出獄那天,正是我父親自絕于人民的二十周年,這一對生死茫茫的男女啊。
    那天,刮著大風,天空被攪得昏昏黃黃。我暈頭暈腦地坐了三天兩夜的火車,又坐了一天一夜的汽車,匆匆趕到西北某地那個勞改農場,去接平反出獄的母親黃玲。我在那間插滿了鐵條的鳥籠子一樣的候客室裡等候了十幾分鐘,一個表情像沙漠一樣乾燥的女管教幹部,領來了一個身材瘦小且佝僂的老女人。我明白了她就是我的生身母親黃玲。黃玲聽我通報了姓名,怔了許久,才木木地點頭,就再無話,那天,因為沒有趕上火車,我和她就在那個小鎮住了一夜,晚上,我小心翼翼地把我父親早已不在人世的事實告訴她,她依然沒有表情。過了許久,她那消瘦的雙肩顫抖起來,讓我想到了在寒風中戰慄的枯葉,她使勁用於帕捂住嘴巴,兩行渾濁的淚水淌下來,很快就把一張滿是皺紋的臉,弄得一塌糊塗了。她就這樣無聲地哭著。終於,她突然啞啞地喊起來:是你爸爸害了我啊。我恨死他了。她一把抱住我,嚎啕起來。
    窗外是野野的狂風,惡惡地撲打著門窗,仿佛要向我講述一個淒絕的傳說。
    我至今記得,我當時心如刀割。我不曾防備她對我父親仇恨到這種程度,由此我開始懷疑她對我父親愛情的真實。我可憐的母親,她作為一個從風雨飄搖的舊中國過來的小知識分子,對我父親究竟會有多少理解和愛呢?誰又敢保證沒有攀附投機的成分呢?或許我大陰暗了,但反 思這件父母的悲劇,我寧願相信父親比母親更真誠些。我突然有些討厭起這個有些病態的老女人了。一年之後,當我躺在A市婦幼醫院的產床上,呼天搶地欲死欲活的時候,我才猛然間原諒了黃玲,她是我的母親啊,她也曾在生下我的時候,經歷了這樣一場生死的煉獄啊。
    父親的死,除去那場社會悲劇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性格所致。當然也不能不說黃玲給他帶來的厄運,母親被捕後,父親的檔案裡被注明了「特嫌,控制使用。」這些,父親是不知道的。1979年為父親平反時,才撤出了這個結論。我當時看著那幾張泛著黃色的紙頁,心裡悲哀極了。父親是背著這個結論走到了生命盡頭的。好比你穿著一件新衣服,你的背後被人悄悄劃上了一個醜陋的記號,你卻一無所知,仍是向前走著,你看不到你身後那些異樣的目光,你是多麼的可悲和愚蠢啊。
    父親死于1960年。
    1960年,當那場大饑荒走到人們的眼前,中國的老百姓才突然發現社會主義竟也埋伏著饑餓這樣一個定時炸彈。煉鐵廠的食堂管理員因為偷偷地多吃了一個菜團子,被下放回家了。據說,那個管理員也是一個抗戰時期的老革命了,如果不是為那一個菜團子,是決不會被下放口家的。一個菜團子,即把他出生入死的革命經歷一筆勾銷了。他如果能夠活到現在,我想他一定會為當年沒能管住自己的嘴,而悔恨一生的。
    父親被調到食堂當管理員。
    那年我九歲,每天放學回家,就等父親回來熬菜粥。我永遠記得那菜粥的製作工藝:抓一把混合面(高粱面玉米芯之類合成),放進沸水中,然後再加入野菜,再加入鹽,等鍋中的水再度沸起,即用力攪拌。約五六分鐘以後,便熄火,可以吃了。
    那天,父親很晚了還沒回來,我餓得頂不住,就自己動手做飯,就趁機多抓了兩把面,放了比平常少的野菜,我至今記得那頓飯吃得非常奢侈。結婚以後,我多次跟丈夫說起那頓飯,說很想再做一回吃吃。丈夫笑:那你就試試,你肯定會成了相聲裡的那個要喝珍珠翡翠白玉湯的朱元漳。我也笑。就終於沒有一試,我怕破壞掉記憶中那個奢侈而又香甜的記憶。那天我吃得很飽,吃完了就害怕,怕父親回來教訓我。每頓飯他是決不讓多放面的。我越想越怕,後來大概是睡著了。大概還做了一個很開心的夢。
    父親那一夜沒有回來,第二天一早,廠裡來了一個阿姨,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記得她的臉尖尖的,眼窩深深的,挺嚴肅的。阿姨送我去上學。中午她又去接我去廠食堂吃飯。我問阿姨我爸爸去哪了?阿姨說你爸爸有事,讓阿姨陪你的。幾天以後,我才知道父親死了。
    食堂丟了一袋混合面。立刻就驚動全廠。那是個糧食比金子還金貴的年代啊。就成了廠裡的一件大案。就有人懷疑我父親偷了。因為那天是父親值班。於是,廠保衛科就把父親找了去,要父親交待。父親氣壞了,就吵了起來。結果,父親就被關了起來,隔離審查了。當天夜裡,父親就自殺了。他拔下牆上的一根釘子,刺斷了動脈。血就像無數隻紅色的小蟲,急促促地爬出門去。
    1964年四清運動中,那個食堂的一個姓張的炊事員因為經濟問題被審查,就交待了那袋混合面是他偷的。
    父親真冤,當時廠裡是以畏罪自殺報上去的。當時的市委書記賀二喜聽到消息就火了,一個電話把煉鐵廠的書記廠長叫了去問話。那個廠長剛剛跟賀二喜說了兩句,就被賀二喜揚手一拳打了個跟頭。賀二喜破口大駡:我操你們租宗,秦志訓是那種人?於是,父親就被以病故處理了。賀二喜親自主持了我父親的後事。那天,我是第一次見賀二喜,只知道這個絡腮鬍子的伯怕是父親的戰友,是個曾經騎馬打仗的大官卻不知道他還是父親的情敵。賀二喜看著我父親的棺材,凶凶地盯著我說:哭哭你爸,他要走了。哭啊。我就趴在那具黑色的棺材上哭。賀二喜一把摟住我,我看到他眼睛裡大顆大顆的淚蛋子滾下來。我一直很被這種戰友的感情所感動。我絲毫不懷疑這其間的真誠。
    父親死後,我被賀二喜接到他那裡住了兩個多月,之後,父親的妻子袁桂蘭就來A市接我。
    我第一次見到了袁桂蘭。她是一個非常爽朗的農村婦女,一說話先笑。她梳著短髮,一雙小眼睛,亮亮的。她的臉貼著我的臉,任淚水流著,流到了我的嘴裡。我至今記得從那雙小眼睛裡流出的那鹹鹹的淚水。賀二喜讓我喊袁桂蘭娘。我喊不出。賀二喜就朝我瞪眼。袁桂蘭就笑:叫不出就不叫。
    袁桂蘭就從懷裡掏出一塊帶著她的體溫的菜饃讓我吃。我就大口大口吃得很香。袁桂蘭就間我想不想跟她到鄉下去?我就點頭。賀二喜對袁桂蘭說:我對不起你啊,我沒有把老秦看管好,他不該死的啊。袁桂蘭沒說話,眼裡就又有了閃閃發亮的東西。賀二喜說:這孩子你要不想帶,就交給我來養好了。袁桂蘭笑了笑說:我喜歡這孩子,這孩子長得挺像她爹的。賀二喜也笑道:我也挺喜歡這孩子。你要是不想帶她,我還真留下她了。真是有幾分像老秦呢。
    第二天,賀二喜送我和袁娘上了車站。我們上了車,賀二喜就在車下朝我們揮手。我看到他那只獨眼裡淌下了幾滴淚。賀二喜1964年病故,沒有經過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
    我就隨袁桂蘭回到了父親的家鄉。我就跟袁桂蘭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時間,我就有了母愛,至今我也認為袁桂蘭是我的母親。她是一位偉大的母親。我始終不能理解上蒼為什麼要在她和我父親之間安排一場悲劇的結局。恩恩怨怨生生死死,一切好像都在宿命裡安排好了。
    我也常常想,男女婚配,也許並非命中註定,實在是機遇的緣故。或者黃玲真該成為父親的妻子,但卻不一定非我父親不嫁。袁桂蘭也並非不可以同我父親離婚。也許黃玲嫁給我父親她會十分幸福,但焉知她與張三或者李四結合就是墮入火坑呢?或者大幸或者大不幸,誰又可知?但黃玲一旦鍾情于我父親,諸多可能便不復存在,又怎能逞論她與我父親一定是愛情悲劇呢?幸與不幸,真是無法預料,推而廣之,人世間大抵如此。誰是明哲?人生由始至終,愛與不愛,無論悲歡,到頭來都是茫茫白骨,一縷輕煙。如此說來,愛與不愛便無可無不可,無所謂真心或者假意,愛得過於沉重,一定要認真起來,便有些輕薄了,便讓人不好承受了。黃玲如此,袁桂蘭也是如此。
    我叫袁桂蘭娘,她是燕家村的黨支部副書記,兼婦女主任。我和娘和大娘住在一起。大娘是大伯的妻子,在縣裡當幹部。大娘那年在燕家村搞社教,就住在家裡。大伯那時已經當了地委書記,很忙的,不常常回來。
    大怕是我的家族中很了不起的人物。大伯1958年至1962年當過我們那個地區的地委書記。
    大伯最輝煌的歷史就是跟毛主席合過影,那張照片我見過。大伯死後,地區組織部的人把照片連同底片一併收走了。1976年毛主席逝世後,地區的日報上刊出過這張照片,只是被做了技術處理,上面只有毛主席,大伯不見了。1986年,紀念毛主席逝世十周年,這張照片重新刊出,才有了大怕的形象。
    這張照片是新華社的記者拍攝的,毛主席站在麥田裡,戴一頂草帽,穿一件白襯衣,慈樣地笑著,是全國人民都熟悉的那種偉大的慈祥,白襯衣的肘彎處,有兩塊補丁,很打眼。褲腿高高地挽過膝蓋,大伯站在主席的右側,穿得很整齊。是那種當時十分流行的中山裝,褲腿有筆直的褲線。頭髮剛剛理過,很整齊,髮型很土氣,沒有留鬢角,樣子十分滑稽,好像是一個扣在頭上的黑鍋蓋。大伯張嘴笑著,笑得很傻氣,是那種很幸福又很小心的笑。那年是大躍進,毛主席來這個縣視察,在地頭和大伯合影的。大伯那時是蒼山縣縣委書記。
    大娘回憶說,當時地委通知,只說是中央首長要來視察,可誰也沒想到會是毛主席來。大怕兩天兩夜沒睡覺,白天下地參加勞動,晚上在辦公室裡點燈熬眼背材料,準備彙報,那無的上午,大伯正在地裡澆水,弄得渾身的泥泥水水。很狼狽。地區的一個副專員風風火火開著蔔輛吉普車趕到地頭,扯著嗓子吼大怕。大伯就挑著水桶跑過來。這才知道是毛主席來了。大伯慌得扔了水桶連丟在地頭的鞋也沒有來得及穿,就赤著一雙泥腳上了副專員的車。誰也不曾想到,大伯這一雙泥腳後來就有了名堂。那天,所有地委的幹部和省委領導都在路邊靜候著。初夏的風暖暖地吹著,人們卻都覺得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燥熱。不知是誰喊了一聲:來了啊,人們就看到遠遠地有幾輛吉姆汽車沿著鄉間的土道開了過來,揚起陣陣黃塵。車停穩,先是幾個工作人員下來,然後就有一個高大的男人在下來。有人驚呼一聲:毛主席。省委的領導和地委的主要領導迎上去。毛主席和他們握了手,就用濃重的湘音問道:本方土地可在?省委書記就看地委書記,地委書記就低聲喊:秦志達,秦志達快過來。大伯就忙從人群外面慌慌地應一聲 :我在哩。眾人就閃開一條道,大伯就戰戰兢兢走過來。地委書記見大伯一身泥水,褲子挽過了膝蓋,沒穿鞋,腳上都是泥。就低聲埋怨:你怎麼搞的嘛?大伯就尷尬地站在了那裡。
    毛主席就笑道:縣太爺,毛澤東今日要打擾了。就仰出手跟大怕握。大伯兩隻手上都是泥,就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手就被毛主席握住了。大怕就口吃起來:主席,我這手髒啊。毛主席就笑:那你就是一個髒官嘍。你刮地皮了嗎?大伯一時怔住了。主席就說: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啊。開句玩笑。大家就都笑了,大伯也就跟著笑了,心就松了一口氣。毛主席打量了一下大伯,就問:你是剛剛下田了?大伯點頭:是的。主席問:你的鞋子呢?大伯不好意思他說:報告主席,剛才亂跑,忘到田邊了,主席就笑著朝田裡走,大伯慌慌地跟在後邊。主席就問:你這個泥腿子縣 太爺;可知道貴縣出過什麼大人物啊?天寶八年,李太白曾路過此地,對貴縣印象不佳啊。
    把大伯問得啞口無言,主席就對大怕講了一段李白的故事。又對大伯說,當中國共產黨的幹部,應該讀讀中國歷史,否則就當不好共產黨的。後來,大伯讓人給他買來內部版的二十四史,堆在他那間寬大的書房裡,還有《紅樓夢》什麼的。大伯死後,這些由大娘保管,我曾去翻過,書皮都已經泛黃,裡邊卻都是新新的,書的主人肯定沒有看過。一屋子書就那樣神氣活現地立在那裡,我不解,大伯沒有看這些書,卻為什麼要買這些書?為了裝袋樣子,還是他根本就看不 懂這些書?他一生追隨偉人,卻無法效仿偉人。大娘曾苦笑著對我說:你大怕就不是讀書的材料。
    第二天上午,趁毛主席睡覺的時候,地委書記讓大伯趕快去理了發。並讓大伯去到商店買了一件藍呢子的中山裝。毛主席一覺醒來,看到換了裝束的大怕,就笑著搖頭:不好,不好。不像一個泥腿子了啊。大伯當時尷尬極了,就穿著這身新衣服跟毛主席去麥田,就跟毛主席合了那張影。那天晚上,毛主席召集省和地區的領導開會,主席講要保護群眾的積極性,講到快天亮的時候,大家都餓了,毛主席就讓大怕請大家吃飯,主席對大怕笑道:縣太爺,肚子要鬧革命嘍,我出錢,你請大家的客。大怕笑著就要去安排飯。主席笑著喊住大伯:我出門匆忙,沒有好多錢,就請大家每人吃一碗麵條,大伯就愣了。主席又笑道:我是管 吃不管飽,就這樣。結果大家都沒有吃飽。吃罷飯,大家空著半個肚子繼續開會。散會時大伯悄悄問主席,為什麼不讓大家吃飽?主席淡淡的道:我就是要讓大家餓餓飯的,你們都是一方諸侯,各有地盤,自然不會餓飯。餓一餓飯,嘗一嘗挨餓的滋味,就會知道老百姓的日子。大伯怔怔的。
    毛主席走後,大怕就把那件中山裝鎖了起來,到死再也沒有穿過。而且再也沒有穿過一件新衣服,大怕常常說:知道嗎?毛主席的襯衣打著補丁啊。大娘說,大伯每每講起這件事,眼睛總是濕濕的。
    毛主席視察了之後,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表揚了大伯,說大伯是一個「泥腿子縣太爺。」大怕由此大紅大紫起來,很快就調到地委當了書記。於是,大怕就更加拼命地放衛星了。聽大娘講,大伯1958年整整一年沒有回家,各縣跑,親自指揮上山伐木開山造田,大煉鋼鐵。有時就住在山上,累得一度吐了血。仍然拄著一根棍子在山上轉,像一頭凶凶的豹子,在山上吼。一些新聞單位的記者就蜂擁而來,採訪這位泥腿子書記。於是,中央省地區的報紙上,常常有大怕的名字和新聞照片出現。
    然而,生活卻無情地嘲諷了大伯。1960年,我們這個地區在全國餓死人的數量,是名列前茅的。蒼山縣的死亡率占全地區的榜首。1962年,中央開會,省委書記去了,回來後,省委開會傳達中央會議精神。省委書記對大怕說:主席要我替他問候你,他說要找你算帳哩,你那個地區怎麼會餓死那麼多人啊?
    大伯臉色蒼白,一句話也說不出。回來後不久,就住了醫院。再不久,就死了。一個人的生命,真像是一片樹葉,剛剛還是綠綠的,一陣風過後,卻說黃就黃,說落就落了。而且人一死,就什麼也沒有了啊。
我常常想,大怕應該是嚇死的,大伯臨死前,對大娘說:不要給我穿鞋,主席說我是泥腿子縣太爺。就讓我光著腳走吧。於是,大伯就被光著腳裝進了棺材。
    大伯的兒子女兒都在農村,直到大怕死。也沒能把戶口轉到城裡。大怕生前曾說:都想進城,那誰來種地啊?我是領導,我就要帶頭讓孩子在農村紮根。大娘1982年離休,她曾在地區水利局當辦公室主任,離休後,把戶口遷回了老家。地區老幹部局按政策給她一筆安家費,可大娘沒要這筆錢,把這筆錢捐給了地區養老院。
    大伯的兩個兒子現在都當了爺爺,始終在農村務農。大伯的三個孫子這幾年常常進城跑買賣,到我家裡來過幾回。喝多了酒,就罵他們的爺爺:那老爺子太死心眼。當了那麼大的官,還把一家子丟在農村了。我聽了,心裡十分感慨:如果大 伯地下有知,他該作何感想呢?
    前幾年,聽說縣裡賣戶口,一萬塊錢一個,大怕的幾個孫子都買了戶口搬到縣城去了。只是大伯的兩個兒子都沒有進縣城。大娘也沒有進城。聽說孫子們還和我那兩個堂哥吵了一架。
    1960年夏天的叫個陰陰沉沉的日子,仿佛老天爺有著無限的心事。我被袁娘接回了父親的家鄉,那天我跟著袁娘在縣城下了車,又步行寸十餘裡山路,才到了燕家村。我就看到了燕家村的土房和草房,全是黃土泥牆,遠遠地就像一群黃牛呆呆地臥在那裡曬太陽匕太陽光烈烈地潑下來,黃牛們便周身閃著金光。走近了,才看出那是牆上的黃泥中拌有麥秸,麥秸在陽光下黃燦燦的。一個中年漢子站在村口迎住我們。袁娘叫了一聲三哥,又對我說,這是你三伯。我就怯生生地叫了一聲三伯,三伯哈哈笑了,我發現三伯長得很像我父親。三伯就很親熱地背起我往村裡走。我後來才知道,三伯是被罷了官,回鄉養病的。三伯走了幾步回頭對袁娘笑道:天 太熱了,到村前的並上喝口水再走吧。我們就去了村前一眼井上去喝水。那口井前是一座大廟。三伯苦笑道:全村就這一眼井有水了啊。也許真是這廟裡的靈氣護佑啊。
    村前這一座大廟,叫燕王寺。這座廟方圓百里有名,常常有人來進香。傳說這座古廟是北魏時的建築,很是有些來歷的。也有的說,此廟是唐代一個一生堅持克己復禮的官僚的紀念館。這位官僚姓燕,燕家村是他的封地,如此說來,燕家村都是他的後人了。可是燕家村三百餘戶人家偏偏就沒有一個姓燕的。很怪的。
廟門前有一塊石碑,上邊刻寫著密密麻麻的隸書小字,我到燕家村那年看到過。聽大人們講,上邊刻著燕家村的村約。村約要求村民們克己復禮,非禮勿視,非禮勿動,非禮勿做什麼的。我看不懂,大概就是這些意思。等我能看懂的時候,這塊碑已經不在了。
    碑文規定,凡是違犯村約的,都要自縛在碑前,不進水米,暴曬三日。重犯者,還要在碑前給以杖責,以警百生。如此說,這座石碑又是燕家村人自設公堂的地方了。據老人們傳說,燕家村百年間的記載中,從未發生過偷竊的事情。
    1958年村上修水渠,要拆去這座廟。那年毛主席來縣裡視察,說這座廟是一個古跡,要保護。人們就不敢再拆了。縣裡還撥了專款修整了一下。到文化大革命,這座廟被從城裡趕宋的紅衛兵給拆了。拆下的磚頭,被村裡人弄回去或壘了圈或砌了雞窩。「文革」後,鄉里幾次提議重修燕王寺,可是縣上沒有錢,只好作罷。前年,燕家村裡的幾家富戶,私下核計重修燕王寺。於是,村裡的大戶紛紛解囊捐款。其中包括大伯的兩個兒子。於是,重金從城內請來了幾個高級工藝美術師,先畫圖,再設計修改,反反復複弄了小一年的光景,才定下稿子。然後就從城內請來包工隊,叮叮噹當幹了三個多月,一座華麗的寺廟重新蓋了起來。聽說竣工那天,縣裡的幹部們都來剪綵,還請了縣裡的劇團來唱了兩天大戲。唱的是《二進宮》、《捉放曹》什麼的。寺廟前還立了一塊石碑,本來說要重新刻寫上燕家村的村約的,可是村中竟無一個人能背下那凡百字的村約了。石碑就顯得有些大而無當了。上邊就只好刻寫了捐資修廟人的名單,大伯的兩個孫子顯顯赫赫地寫在了前面。
    當時,村裡也給我寫了信,讓我回去助興。我因為到外地採訪就沒有回去。過了些日子,我口去看了看,燕王廟真是成了蒼山縣的一景,首先方圓百里前來燒香許願的就摩肩接踵,廟前廟後都是集市了,叫賣聲轟轟亂響。縣委宣傳部的李部長陪著我,笑道:這叫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啊。現在鄉里發展經濟,這也是一個好辦法。我笑笑,沒有說話。李部長就挺 幹的。就扯我去鄉里喝酒。
    那場酒喝得昏天黑地,李部長喝得爛醉如泥。大怕的兩個孫子一勁猛灌縣公安局的一個副局長,請他放一個什麼人出來。我沒聽清楚。好像是那個人是燕家村現任黨支部書記的兒子,因為偷了什麼被抓起來了。那個副局長一口答應。於是,又是亂喝一氣。
    我覺得沒趣,就走出來。又來到燕王廟。時值黃昏,集市已然散了。燕王廟前只有兩個老者在打掃衛生。塵土飛揚。廟前的那塊碑在飛揚的塵上中,顯得髒兮兮的,還有一些好像是鼻涕之類的渾濁的粘液被人塗抹在上邊,顯得十分尷尬。
    我久久站立在這座華麗堂皇的寺廟前,暮色已經湧上來,我的視野裡襲來一陣陣淒涼,我的心也隨之一分分地下沉,我感覺我在咀嚼一種文化的苦澀。田野裡寂靜無聲,暮色中的村莊浮動著一片渾濁的哀切。我終於明白,豈只是那座石碑沒有了,我記憶中的那座古寺也確確實實不存在了。現在我看到的,只是一個現代人精心裝飾的仿本。
   

    那場大饑餓來得的確太突然了。
    我隨袁娘回到老家的這一年,縣裡幾乎是絕收。先是大旱,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張張著。太陽烤上去,滋滋地冒煙。緊接著是一場蝗災。據說旱災蝗災已經像風一樣呼呼地刮遍了北方幾個省份。
    這一年,公社的食堂還沒有解散,但也已經是冷鍋冷灶了。大躍進那股狂熱已經降到冰點。真像是一場有噩夢,田野裡什麼也不長,老天爺不下一場雨,只有村東那幾十畝地種上了地瓜,半死不活的地爪秧,跟四類分子一樣的表情。四面的山上和溝裡,已經見不到綠色,凡是可以果腹的東西,統統被人們用作了代食品。
    我每天要走五裡路,去公社辦的小學校去上課。我那年上小學三年級了,至今記得我們的老師是一個面色黃黃的年輕女教師,姓苗。她天天給我們講課,暈倒在課堂上好幾回,每天都空出兩三節課的樣子,苗老師帶著我們去田野裡挖野菜,因為全公社已經因誤食有毒的野菜,死了很多人了,所以只能讓教師帶著去挖,才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我記得有種叫作「月兒」的野菜,名字十分好聽,毒性卻十分厲害,人吃下去後三兩個時辰,渾身奇癢,就出現豆粒大的紫水泡,抓破了之後,身上就潰爛,無藥可醫。人死之後,骨頭都是黑色的,可見奇毒無比。我的兩個同學,都是眼睜睜地被「月兒」毒死的。當野菜被人們挖光的時候,我們便去跟老師捋樹葉,最好吃的是榆樹葉,還有楊樹葉和柳葉,要用水浸上幾個日夜,去掉那種苦澀的味道,再稍稍放上一點面,上鍋去蒸。樹葉很快就吃光了,就吃樹皮。樹皮中最好的是榆樹皮,扒下來,曬乾,放到碾盤上碾成粉狀,摻上野菜,就算作是上好的食品了。還有楊樹皮,柳樹皮,味道就差多了。很快,學校裡的小樹林裡的樹皮都被剝光了,月光下,就像一群赤身裸體的人站在那裡,有時貓頭鷹就在那白光光的樹林中哀哀地叫上一夜,聽得人心顫顫的。這種感覺我至今還有,我從不養貓,我不知道貓與貓頭鷹是否是一類,但我怕貓,很伯。尤其是怕聽貓叫。
    苗老師常常給我們講述共產主義的遠景。我至今記得這樣幾句:共產主義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每天每頓吃蘋果,每天每頓吃雞蛋。我記得每次聽苗老師講這些美麗而又幸福的遠景時,我的口水便悄悄淌下來。
    村裡已經聽不到雞鳴狗叫,也看不到炊煙。生活似乎已經沒有了生氣,只剩下了難捱的日子、天天都有餓死的人被拖出村去,埋在村東面的墳地裡。人們整日都是傻傻的表情,兩眼灰濛濛的;空空洞洞,木了一樣,沒有了哭聲,或者人們已經沒有力氣哭。整個村子陷入一種死靜。
    三伯終日閑在屋裡寫他的書,多少年之後,我才知道,三伯原來是一個挺大的幹部。
    父親一共兄弟五人,父親排行老五。因為我的爺爺與村中的舉人有仇,爺爺被舉人害死,於是,父親五兄弟都參加了紅軍。二怕和四伯先後都在戰爭中犧牲了。
    三伯進城後,在北方一個城市當了市委書記。三伯很能幹的,據說他可以三天三夜不睡,可以一口氣處理上百件案子,且不出差錯。現仍健在的一位中央領導同志當時就誇獎三伯,說他非百里之才。三伯本可以升到更高官位,可惜他被一個戰友帶累得斷送了前程。
    這個戰友名叫曹雙。曹雙當時是那個城市的副書記兼公安局長。我曾聽三伯說曹雙是個獨眼龍,那只眼睛被日本人的刺刀捅瞎了。曹雙愛喝酒,愛說下流話,愛發火。解放那幾年工作十分出色,鎮壓反革命,懲治不法資本家,幹得挺帶勁,很受市民們的歡迎。曹雙還好色。據說,當時市委有幾個女幹部都跟他有染。如果曹雙是一個一般的幹部,也就罷了,可他偏偏是一個有著很大權力的市委領導,於是,這一個天下男人幾乎共有的毛病,就給他帶來了危險。
    曹雙先是看上了一個姓于的中學女教員,他是到下面視察工作時,發現了于教員長得漂亮,就動了心,就指名要于老師到他的辦公室當秘書。那個于老師就神神氣氣地到曹雙的辦公室上班了。三 伯知道了,不同意,三伯說那個于老師過去是個交際花,在日偽時期有劣跡。三伯就把于老師調了回去。理由是教育部門缺人。曹雙不高興,說三伯不支持他的工作。曹雙資歷比三怕老,不怕三伯。三伯這一回卻發了火:老曹,你是有家室的人,市委幾個女的已經讓你給搞得亂了套,你還要怎樣搞?曹雙只好悻悻地作罷。
    市里有個名角,叫邊彩玉,唱青衣的,唱得絕好。曹雙喜歡得不行,每每邊彩玉演出,曹雙都要去捧場。有些戲迷就看出了名堂,私下說曹書記要栽倒在邊彩玉的腳下了。果然就出了事。
    那天,曹雙吃了酒,就帶著警衛員去聽戲。戲散了,曹雙就上臺跟演員們握手,還邀邊彩玉到公安局去演一個夜場。邊彩玉就去了。
    到了公安局,天已經很深了。邊彩玉唱了一出折子戲,就要回去,曹雙就讓別人先走,要留下邊彩玉談談話。邊彩玉陪笑說:今天太晚了,曹書記要休息啊。曹雙就黑下臉來:我找你談工作,晚什麼晚。邊彩玉就不敢再說,就跟曹雙到了一 間辦公室,曹雙進了門就笑,你要是不想談就不談了吧,你再給老曹我唱一段吧。邊彩玉就唱了一段。唱著唱著,曹雙的酒勁就湧上來,就撲過去抱住了邊彩玉,邊彩玉嚇得喊起來。曹雙就更來了勁,笑道:別叫別叫。就按住邊彩玉脫衣服。值班的副局長就闖過來,勸開了曹雙,邊彩玉已經讓曹雙扒得只剩下內衣了。曹雙正在興頭上,破口大駡副局長:你給老子滾出去。副局長給邊彩玉遞一個眼色,邊彩玉抓過衣服跑了。曹雙的好事就沒有做成。第二天,曹雙的酒醒了,就有點後悔,讓警衛員去給邊彩玉道歉。警衛員去了 回來說,壞了,邊彩玉罷演了。
    就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城內的藝人們為此事表示出極大的憤怒。共產黨剛剛進城就這樣了,跟國民黨還有什麼兩樣啊。就有人給邊彩玉出主意,不能這樣就算了,告!
    就告到三伯那裡,三伯就讓曹雙寫檢查,讓他公開向邊彩玉道歉。曹雙自知理虧,就到邊彩王那裡去道歉。本來事情到了這一步也就算了。可是有人背後給邊彩玉出主意,讓她繼續往省裡告。於是,邊彩玉就不見曹雙,往省裡告了曹雙。
    到底是誰給邊彩玉出的主意,這件事一直到了文革時抖落出來,邊彩玉的後臺就是當時的副書記。因為平日曹雙跋扈得很,在市里除了三伯之外,誰也不放在眼裡,據說各個市領導都挨過他的罵。那個副書記是個知識分子,臉皮很薄,曾讓曹雙罵過幾回。曹雙說過就完了,副書記卻記在了心裡。抓住這件事情做開了文章,給邊彩玉出了許多欲置曹雙於死地的辦法。所以說,邊彩玉的事件,跟當時的政治鬥爭聯繫在一起,就帶有了陰謀的色彩。
    省裡派來了人,調查曹雙的事情。問過之後,也認為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算了。省裡的同志和三伯一同找過邊彩玉幾次,請她接受曹雙的道歉。但是,邊彩玉不依不饒。
    三伯火了,對著邊彩玉嚷開了:又沒有發生什麼事情,莫非還要把老曹的腦袋掀給你才解恨嗎?省裡的同志也認為邊彩玉有些過分了。邊彩玉就有些吃不住勁了,就表示不再告了。省裡也準備給曹雙黨內處分。事情就要結束。
    誰知這時候又出來個姓于的女人告曹雙。這個女人就是曹雙要調來當秘書的那個中學教師。這個女人告狀說曹雙強姦過她。
    平地一聲雷,省裡的同志和三伯一下子都懵了。
    三伯就去找曹雙,問他是否有過此事。
    曹雙漲紅著臉,悶下頭不講話。
    三伯大怒,把桌子拍得山響:老曹,咱們都是提著腦袋幹了幾十年的人,大丈夫敢做敢當,你到底怎麼那娘們了?
    曹雙咬牙切齒道:操他娘,老子讓人涮了。她那回找我睡覺,我意志不堅定,就跟這個臭娘們睡了,現在又來咬我。算我倒黴。隨組織上怎麼處理吧,我已經犯到了這份上,就沒得話說了。
    三怕恨得跺腳:老曹啊老曹,你怎麼這麼糊塗,這種人最難辦了。你好好想想,莫要給自己頭上扣屎盆喲。
    三伯就有指點曹雙賴帳的意思。三伯後來說,他當時已經感覺有人在這個女人身後當孔明,否則一個那樣的女人是絕不敢宋告曹雙的。而且這種事情,只要一方咬住牙不認,誰也沒有辦法的。不幸的是,曹雙是一個熱血漢子,不肯當縮頭烏龜。這就把他自己逼上了絕路。曹雙眼一瞪:我老曹敢做敢當。沒得改口。
    三怕一陣頭暈,張張口,再也無話可說。
    省裡的同志就認為案情重大,不敢再保護曹雙,就把情況帶回省裡去了。
沒過幾天,省公安廳就來了人,抓了曹雙。曹雙不是一般幹部,案子就報到了中央,據說就報到了主席那裡,毛主席批了四個字:殺一儆百。
    三伯不知道這事情已經驚動了中央,聽說曹雙判了死刑,大吃一驚,曹雙畢竟是南征北戰的老幹部。跟邊彩玉沒有做成事實,跟那個女教師純屬亂搞,雙方自願,強姦從何談起。三伯就上書到省裡,替曹雙喊冤。
    三怕哪裡知道,省裡也正在調查他的材料。那個副書記早就寫好了材料遞上去了,說曹雙是在三伯的縱容下才無法無天的。三伯很快就被省裡來人宣佈停職了。
    一位副省長親自來到A城,監斬曹雙。
    這期間,曹雙被判死刑的消息就傳開了。A城的市民就驚呆了。人們紛紛上書,要求保釋曹雙。這就是A城建國初期「萬民上書保市長事件」的來龍去脈。
    幾個白髮蒼蒼的老者,手持著近萬名市民簽名的摺子,找到市委招待所,求見那位副省長,說曹雙為A城做了不少好事,還年輕,請求讓他戴罪立功。幾個老人就齊齊地給副省長跪下了。這一跪就驚天動地。副省長淚就往下淌、顫巍巍伸手扶起幾個老者,歎道:共產黨不能讓共產黨給毀了啊。
    箭在弦上,已不可逆轉。
    經省委研究,執行曹雙秘密進行,不開公判大會。公費安葬。子女由國家撫養到參加工作的年齡。
    槍斃曹雙的頭一天,副省長代表省長來看曹雙。副省長遞給曹雙一支煙:省長讓我來看看你,問你還有什麼事情?
    曹雙悶悶地抽煙,最後把煙屈撚死,抬頭道:請告訴首長,我沒有什麼事,我曹雙給組織丟人了。該殺的。只是,秦市長不該吃我的牽累。
    副省長道:老秦的問題你不要管了。
    曹雙停了一刻:我能喊幾句口號嗎?
    副省長想了想:不行。
    曹雙就落了淚:請告訴戰友們,莫學我曹雙。
    副省長道:省委已經發了通報,讓大家記住你的教訓。
    曹雙點頭道:那就好,那就好。
    副省長退出來。回到招待所,打電話喊來三伯:曹雙明天就要執行了,你去送送他。他喜歡喝酒。
    三伯想了想:影響好嗎?
    副省長好久沒有說話,好一刻才重重地吐出一句話:不聲張。
    三伯就買了幾斤好酒,夜裡就去了看守所。
    曹雙看到三伯,就紅著臉道:老秦,我帶累你了。
    三伯搖頭迫:不提這個了,我今夜來跟你痛飲幾杯。
    曹雙笑道:你怕不是我的對於。
    三伯也笑:莫吹牛。
    二人就劃拳行令,直到天亮,二人旨喝得大醉。
    斃了曹雙,邊彩玉和那個女教師在A城呆不下去了。市民們不能容忍兩個女人毀了一個挺得人心的副市長。邊彩玉的家門口常常被人倒糞便。她在臺上演出時,也常常有人往臺上扔磚頭,鬧得很不像話。公安局竟抓不住這些鬧事的。
    邊彩玉只好離開了A市,去了北京。她在北京唱得挺紅。但她再也沒有來過A市。她死于「文革」初期,傳說是讓紅衛兵拉去批鬥時,給剃了陰陽頭,她氣憤不過,一頭栽下檯子,登時斃命。那個于教師就在學校教不下書去了。總有人罵她是破鞋。有一天,有人在她的家門口掛了一隻舊鞋,她氣惱地揪了下來,然後就破口大駡。罵到後來,就哈哈亂笑,笑完了,就瘋了。後來就在城裡亂跑,再後來城裡就不見她的影子,不知所終 。四十年之後,我曾到A市採訪這件事。幾個老人談淡他說:當時共產黨在人們心目中的威信很高,兩個女人生生毀了一個共產黨的幹部,誰能不恨啊,那時共產黨嚴厲得很啊,現在要是還像當年那樣就好了啊。
    這是一種沉重的牢騷。沉重得讓人不好承受。
    曹雙只有一個兒子曹迪,曹雙被殺之後,一直由政府撫養,後來上了大學。我前年在海南見過曹迪,長得五大三粗的一個中年漢子。我沒看見過曹雙,可仍舊相信他身上有著曹雙的影子,曹雙應該是這種威風凜凜的樣子的。曹迪在一家合資公司任總經理,我見到他,提到了我三 伯的名字,曹迪哈哈大笑。之後,熱情地款待了我。他向我介紹他的公司,說得興致勃勃,卻隻字不提他的父親。
    臨別那天,他為我餞行,在一家挺豪華的酒店擺了一桌豪華得讓我眼花繚亂的酒席,他只帶他的一個女秘書陪我吃飯,曹迪那天喝得醉了,問道:你是要寫我爸爸的吧?
    我聽得一愣,笑了笑。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曹迪淡淡一笑:其實我爸爸是撞在毛主席的槍口上了。你想想,當時共產黨剛剛打下天下,不那樣幹行嗎?這事要是放在現在,算不了什麼的。要是按照我爸爸那個罪過就槍斃,我還不知道已經被槍斃了幾回了呢。說罷,他哈哈大笑起來。
    我點頭道:曹伯伯其實挺可惜的,我三伯說他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呢。
    曹迪笑道:我現在玩過的女人,我父親的在天之靈或許想也不敢想。他拍拍手,就有一個年輕女子走進來,當著我和曹迪那個女秘書的面,毫不羞躁地坐在了曹的腿上,並在曹迪的臉上身上亂摸亂啃著。
    我愣了愣,就有些坐不住了。那個女秘書似乎司空見慣,毫無表情,專心致志地對付著桌上的酒菜。
    曹迪笑道:你信不信?這已經是我玩過的第二百三十七個女人了。說著,就掀開那女子的衣服,揉搓那女人的乳房。那女子立刻就發出快樂的呻吟聲。
    我立刻頭疼欲裂了,我記不得我是怎樣離開的。我回到賓館,收拾了行裝,當天就離開了海南。後來,我見到三伯,提起了這件事。三伯淡淡笑道:小曹這些年一直仇恨我哩。我有些醒悟,曹迪是在向我示威,或者是向那個年代示威吧。
    三伯不再說,轉身走到桌案前,提起筆來,在宣紙上潑墨。我看著三伯仍然很直的背,他身上還是那身洗得發白的舊軍衣,已經打了幾處補丁。三伯「文革」後出任某省的副書記,可他沒有去上任,就告病回家休息了。他晚年著書立說,寫字畫畫,悠哉遊哉。
    我總感到三伯同時代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他老了。歷史已經把他拋到了社會的邊緣地帶。他在寂寞中守護著一種聖潔的東西,他不為洶湧而來的時代大潮所動,他的生存本身就對時代的進程發生著有益的制衡作用。三伯到死也不會有惶惶不安的樣子,他應該是一個智者。領袖無有民眾不成其為領袖,導師沒有弟子不能成為導師,但是對於智者來說,只要他守護著人類最基本的精神價值,即使沒有人知道他,他仍是一個智者。三伯至今淡泊地活著,今年八十九歲。(我這篇稿子殺青之時,傳來三伯逝世的消息。前天晚上,三伯在桌案前寫字時,突然直直地倒下了,等 幹休所的醫生匆匆趕來時,三伯已經沒有了心跳,真是無疾而終。享年九十歲。)
    這裡還要交待三伯的一個情節。
    曹雙被槍斃後,三伯便賦閑在家。他身體不好,身上有三處彈片沒能取出,就由此歇了病假,在家寫書。三伯在我的家族中,是文化最高的。他上過師範,曾在延安抗大教過書,曾被視為我們黨內的秀才。他還跟毛主席很熟悉。因為曹雙的問題三伯翻了船,就安心在家寫書了,到了1959年,他的一本《先秦諸子百家論》已經出版了。
    1962年冬天,毛主席到南方巡視,途經A市,或者是想到了三伯,就打聽:那個秦秀才哪裡去了,我拜讀過他的一本《先秦諸子百家論》。很好。
    A市領導就談了三伯的憎況。
    毛主席就笑:腦殼頑固不化,找他來見我,我給他開通開通。
    三伯就被引來見主席。
    毛主席笑:聽說你要當陶淵明,可惜你生不逢時啊。
    據三伯後來回憶,毛主席跟三伯談了他那本書,提了一些意見和建議。毛主席後來就要三伯出來工作。三伯說,他要寫完下一本書再說。毛主席就笑:我從不強人所難,或者你真會成為我黨的司馬遷。但是我還是要勸你研究一下中國當代的經濟問題,我們十分缺乏這樣的專家,只有一個陳雲同志,是很不夠的,「倉廩實而知禮儀」。是不是這樣?古人這樣說,我不大相信。我想你還是研究一下農民的狀況,農民的問題。你還是要出來工作,現在重要的是工作,而不是書本。你好像有什麼情緒嘛?
    三伯就舊話重提,講到了曹雙的事情,認為處理太重了。
    毛主席靜靜地聽完了,點點頭,歎道: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我建議你再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做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殺張子善劉青山時,我講過,殺了他們就是救了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啊。我說過的,殺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無奈,不得已啊。問題若是成了堆,就要積重難返了啊。主席的聲音有些發澀。
    三伯聽得呆了。窗外的北風呼呼響著,鏽鐵般的枯枝發出海潮般的嘯聲。
    毛主席看著三伯,緩緩地道:你研究歷史,不知道你對明史怎麼看的?崇禎皇帝是個好皇帝,可他面對那樣一個爛攤子,只好哭天抹淚了喲。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幀,我們絕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不會,誰要是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
    三伯怔怔地。他後來對我講,他當時感覺毛主席像一座高山一樣矗立在他的面前。
    毛主席走後不久,三伯調A省任副省長。是時:1963年春天,中國已經遠離了那個可怕的荒年。但另一個可怕的年代正在悄悄向人們走來。
    1960年夏天,村裡的食堂已經辦不下去,只好解散了。各家各戶重新起了爐灶,只是稀少了炊煙。
    每天都有人死去。時值盛夏,田野裡已經沒有了綠色的植物,以至連樹根、草根,凡能夠咀嚼的東西,統統被人們拿來充填了肚皮。可是村裡的紅薯地,卻沒有人去挖。村裡杜二娘七歲的兒子杜小山餓得 撐不住,半到地裡摸了一塊紅薯,就狼似的吞起來。不曾想被偷偷跟蹤來的杜二娘從後面一把奪過去了,一向溫和的杜二娘變得猙獰極了,嘴裡罵著:你個崽子,幾時學會偷了。就亂打起來,杜小山立刻鬼叫起來。等村人趕來拉開瘋了似的杜二娘,杜小山已經被打得渾身是血,一張小嘴被二娘擰得爛爛的,昏死過去了。杜二娘淒慘的聲音在村裡炸響著:燕家村可從沒出過啊,為什麼就讓我家遇到了啊,這叫我如何在村裡做人啊。小山啊,你丟了祖宗的臉面啊。嗚嗚。
    那天,大伯從地區回來,在地裡轉了轉,就把村支書志河喊來了,聽了志河的彙報,就讓志河帶著鄉親們把地的紅薯挖掉。
    志河驚訝地搖頭道:還沒熟啊。
    大伯惱怒地罵道:你混了,真要到人都餓死的時候,才算熟了嘛?
    志河也有些火了:哥,你是大官,要說你去說嘛。就轉身倔倔地走了。
    那天黃昏,大娘也從縣上回來了,進了門,就軟軟地坐在院中的石板上,臉黃黃地喘著。大娘很少回來,我們幾個孩子天天盼著她回來,因為她每次回來,總能給我們帶回一些吃的。
    我們幾個孩子擁過來,饑餓的目光狼一樣盯著大娘。大娘看懂了我們的目光,歉意地笑笑:這回沒帶回來吃的,玩去吧。
    孩子們失望地走開了,大娘輕聲地喊住我,等別的孩子走盡了,從懷裡掏出一塊烤紅薯塞給我,我記得那塊烤紅薯是黃綠色的,其間有許多壞了的苦丁。我至今常常在夢中憶起那種誘人的顏色。
    大娘對我說:吃吧,快點吃吧。
    我暈暈地看著大娘,怯怯地接過來。剛剛咬了一口,突然身後伸過來一隻大手,奪走了那塊紅薯。我回過頭,竟是大伯,硬硬的目光盯著我。
你回來了,大娘朝大伯笑道。
    大伯不理大娘,凶凶地問我:哪來的?
我的幾個哥姐聽到了大伯的吼聲,都擁過來,狼一樣的眼睛盯著我。我至今記得那目光中有許多仇恨。
    大伯罵道:是從地裡偷來的吧,你這個賊崽子。
    大娘急忙說:你怎麼這樣罵孩子啊。
    你還護著他不成?大伯一揚手,給了大娘一記耳光。
    大家都愣了。
    大娘嘴角就冒出血來,跳腳跟大伯吼起來:你不問問清楚,就打人啊。
    大伯罵:我打你給他們看的。看誰敢去偷。
    我突然撲過去,狠狠咬住大伯的手。我恨透了他。大伯被我咬得疼了,一甩手,我就飛了出去。
    死崽子,看我不打死你。大伯沖過來,揚揚手,威嚇著我。
    袁娘跑過來,拉住大伯:你也不問問明白,這塊紅薯是大嫂從縣裡帶回來的。
    大伯就怔住,看看大娘,聲音一下子軟下來:你說清楚嘛。
    大娘一下子哭了:你容人講話嘛?
    大伯摸摸我的頭。我抬手擋開了。
    大伯歎口氣,轉身出去了。
    三伯緩緩走出屋子,走到我的身邊,撫摸著我的頭,低低的聲音道:孩子,別怪你大伯。說罷,再也無話,就踱出院門。
   月亮膽怯怯地從雲層後面露出頭來,一張慘白慘白的臉,顯得消瘦極了。很快又淹死在黑黑的雲朵裡了。
    當天夜裡,志河站在村委會的房頂上,拿著喇叭嘶啞地喊話,要社員們到村裡的東大場上去開會,秦書記要講話。村民們就去了,見大伯早早等在了場上。志河袁娘幾個村幹部呆呆地站在大伯身邊。大伯身邊放著一張木桌,桌上燃著幾支昏黃的土蠟,受驚似的燭光在夜風中慌慌地竄動著。
    大伯看看人來得差不多了,就說:今夜開這個會,是告訴大家,村裡已經決定了,讓大家挖地裡的紅薯。村民們聽得愣住了,直直地看著大伯。
    大伯說:咱們活人不能讓尿憋死啊,都把地裡的東西挖了,不能眼睜睜看著餓飯啊。我聽說杜二娘的孩子偷吃了地裡的一塊紅薯,讓杜二娘打得半死,這不好嘛,不怪孩字嘛,杜二娘來了沒有,就有人喊:杜二娘,秦書記喊你哪,前邊來。
    瘦成一根柴似的杜二娘顫顫地走到前邊,傻傻地看著大伯,社員們也都呆呆地看著大伯。大伯聲音有些發澀,暗啞下來:二娘,我老秦替孩子給你道歉了。說罷,大伯突然彎下腰去,給杜二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頭來,已是滿臉的淚。
    杜二娘哇地一聲哭了起來,猛轉身跑出了會場。哭聲在黑黑的曠野裡響得烈。沒有人去勸杜二娘,村裡人知道、杜二娘的孩子,昨天下晚已經死了。
    袁娘帶頭喊了一聲:去挖紅薯啊。就轉身向田野裡走了。社員們緊緊隨著袁娘,擁進了田野,空蕩蕩的場裡,只剩下了孤單單的大伯,在那裡久久地呆呆地站著。我不知道怎麼突然覺得大伯變得十分的可愛了。我沒有隨人們去挖紅薯,我坐在空室的場上,遠遠地看著大伯。大伯也遠遠地看著我,臉上似笑非笑著。
不知道什麼時候三伯也來了。大伯看了他一眼,似乎想說什麼,可是什麼也沒有說。三伯拉起我的手,往村裡走了。我感覺三伯的手冷冷地顫動。(看到這裡,你眼睛也許沒有潮濕,可我已經留下了眼淚。我忽然覺得:袁隆平比許多政治家們都要偉大!他能使我以後的孩子們再也不知道饑荒的滋味)
    黑黑的夜色像水一樣在村道上沉沉地湧動著。
又過了兩個月,就進入了1960年的冬天,寒風漫不經心地掠過已經沒有多少生氣的村子。村裡已經沒有炊煙。整日整日的沒有一點聲息,像一座古墓那樣可怕的寂靜。
    撲天蓋地下了那年冬天第一場大雪,雪厚厚地蓋在了田野中。天晴了,刺眼的陽光在雪地裡喘息著,讓人聽著心顫顫的。
    那天,我一早醒來,見村裡的人都拖著軟軟的身子去掃雪了,袁娘也拖著浮腫的兩條腿去掃雪了。我吃了一碗用楊樹葉子做成的飯,就去上學了。道路已經被掃得乾乾淨淨,幾個男人和女人扶著掃帚和鐵掀軟軟地站在路旁看著我們,我認出他們是公社的幹部們。雪都被堆在了道路兩旁,路面已經露出了於松的黃土,散發著黃土的泥香,誘發著人們的食欲。我一路上不時地抓著道旁的雪吃著,那天我吃了很多雪,我至今記得我那天的肚子像被人系緊了腸子一樣,有些隱隱的疼痛。我感覺要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果然,在第一堂課,就歪倒在了課桌底下了。緊跟著,就歪倒了另外幾個同學。我是被苗老師背回家來的。
    我醒來時,已經躺在了家裡的土炕上。袁娘正在喂我柴灰水,這是鄉下治肚脹的一種上法。我想坐起來,可是渾身一點力氣也沒有。就呆呆地看著窗外,天已經黑下來了。袁娘把一碗柴灰水端給我,讓我喝了,就問我:還疼不疼了,柴灰水澀澀的,我直想嘔,不想說話,就點點頭。這時就聽到街門一響,院子裡就傳來志河的聲音:五嫂在家嗎?袁娘就應道:志河吧,快進來吧。
    豆芽菜一樣的志河就晃進門來,在屋中的土炕上坐下,伸過乾柴一樣的手,摸了摸我的頭,歎了口氣,問袁娘:大哥大嫂沒回來。
    袁娘歎一口氣:聽說蒼南縣好幾個村子的人吃野菜中毒了,大哥去那裡了,怕是一時半會回不來的。大嫂過兩天就回來,說是要在咱們村裡下鄉。
    志河苦笑笑:五嫂,村裡有人說要去逃荒哩。你看這事?
    袁娘悶了一下:不行,縣上講了,眼下全國都是這年景。咱們去別人的地面上討食,人家吃什麼啊?讓黨員們去做做工作,一個人都不要去,不能給咱燕家村丟人敗興的。餓死一條命,丟了兒孫的臉啊。那天縣上的方書記就在會上這樣講的。話重喲。
    志河歎道:都閻王喊門的年景了,還顧什麼兒孫的臉喲。亂扯嘛。
    袁娘歎口氣:志河,咱們做幹部的,莫要對鄉親們亂講的。
    志河不再說話,就坐在院子裡掏出一指用舊報紙撕成的煙紙,捲煙。然後就湊近土蠟點燃,屋子裡就升騰起一股菜葉子的味道。那是用葵花葉子卷的煙。那年代,村裡的許多煙民就用它來替代煙草。
    志河默默地吸完那支煙,把煙頭放到腳下踩滅,對袁娘說:五嫂,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袁娘笑道:你說吧。
    志河歎了口氣:我也沒有想好,那樣做怕是要犯罪的。就垂下頭。
    袁娘怔了怔:我聽別人說過了,你真敢想啊。
    志河歎道:咱們當幹部的,不能眼睜睜看著村裡這麼死人啊。
    袁娘點點頭:是啊,再想想辦法吧。那種事是萬萬不能幹的啊。
    志河說:我們當幹部的,總不能讓鄉親們一個個餓死啊。就說不下去了。
    袁娘默然無語,呆呆地看著志河。
    志河道:縣裡傳來了活,地區要修水庫哩。公社要咱們燕家付出三十名勞力哩。
    袁娘道:我也聽說了,村支部要去一個帶隊的哩,還是我去吧。你婆娘有病,脫不開身的。
    志河悶悶他說:其實我是真想去哩,在家天天費心呢。你一個婦道家,怎好去幹那種力氣活啊。
    袁娘笑了:你小看我哩。當年支前的時候,我一個人一口氣背過一百多個傷號哩。
    志河也笑:不敢小看嫂子哩。
    袁娘說:就這樣吧,我去水庫。
    志河說行,就抬起屁股走了。我肚子裡一陣亂叫,大概是那碗柴灰水發生作用了。就坐起來,袁娘扶著我,我扶著牆去大解。到了街上,就看到志河踢著疲疲塌塌的步子,消失在暗夜裡了。街道上,死一樣的寂靜,只有寒風呆呆傻傻地吹過去。
    1961年冬天,縣委指示各公社抽調人力去修朝陽水庫。朝陽水庫至今仍是蒼山縣最大的一個水庫,於1963年春天竣工。或者今天的人們不可能想像,在那樣一個饑餓的年代,政府竟然還能有這種舉措。燕家村抽調了三十名民工,在西北風呼叫著的一個早晨,到公社集合了。
    我那天正在公社的學校上課呢。聽到敲鑼打鼓的聲音,我聽不進課去了。一下課就跑到公社的大院裡去看熱鬧。就看到公社的院子已經擠滿了,各村來的民工都帶著工具站在寒風裡。還有幾面旗子在鳳中獵獵飄動著,發出嘩嘩啦啦的雄壯的聲音。院子的中央搭起來一個席棚子,算是主席臺了。上邊還掛著一幅大標語,紅紙黑字亮人眼目:讓高山開道,讓河水讓路。
    天陰陰的,好像要下雪的樣子,我感覺有些冷,就想回去了。剛剛要走,就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順著聲音一看,原來是袁娘。袁娘笑道:援朝,你別走,一會兒我給你吃的。
    我高興地問:什麼吃的啊?袁娘笑道:一會兒就知道了。
    人群一陣躁動,有人說:來了來了。袁娘也對我笑:你大伯來了。
    我回頭去看,見有幾輛吉普車開進了公社大院,瘦幹幹的大伯跟縣委的幾個領導下了車,就上了主席臺子。公社的幹部們就忙朝會場喊活:大家靜一靜了,秦書記來看望我們來了。
    天果然就下開了霏霏的細雪,我抬頭看去,就覺得天上要是下白麵該多好啊。我至今記得當時這一個念頭。每當下雪的時候,我就想起這一個充滿了理想色彩的比喻來。這時,大伯就上了檯子,開始講話。
    大伯站在高高的檯子上,他眼前是數千名面呈菜色的鄉親。小風呼呼地刮著,小雪花在人們頭頂上落著。
    大伯高聲喊著:鄉親們,我老秦送你們出征來了。我們蒼山縣,打敗了日本鬼子,打走了蔣介石。今天,共產黨號召我們去修水庫。我們一定不能讓黨失望。人定勝天。愚公移山。
    人群一片寂靜,誰也不說話,我聽到大怕的聲音在滿天的飛雪裡像凍石頭一樣硬硬的。
    開罷了誓師大會,各村出征的勞力到公社的食堂領取菜餅子,每人兩個,還有一碗熱湯。然後就出發。袁娘帶著我去領了兩個菜餅子,把菜餅子塞給了我,她喝了那碗熱湯。她笑著對我說:娘去了,得走些日子哩。你就跟著你三伯吧。
    我只顧狼吞虎嚥著那兩個菜餅子,一邊吃一邊亂點著頭,竟沒有細細看看袁娘。後來袁娘走了,大伯看到了我,走過來拍拍我的頭說:援朝,快去送送你娘。
    我醒過來,把最後一口菜餅子吞進肚裡,就跑出院子,就聽到一片敲鑼打鼓的聲響。只見黃土道上,漫天飛雪,紅旗飄飄,民工隊伍浩浩蕩蕩地出發了。我已經看不到袁娘在哪裡了。
    袁娘第二年春天才回來,只是那時袁娘已經不會說話了,一絲笑容在臉上僵住,似乎她突然有了一個什麼念頭,而這如煙一樣的念頭已經飄散了。民工們抬回的是袁娘的屍體。聽民工們說,袁娘是生生累死在工地上的,她事事幹在別人前邊,還把乾糧給別人 。那天,她頂著寒風挑河泥,就昏倒在河壩上,再也沒有醒來。
    給袁娘下葬那天,我默默地淌著淚,固執地坐在墳地裡不走,家裡人勸不動我,就先走了,我聽著田野裡的風僻低地吹過來,聽著風兒鑽入墳土的聲音。我知道我再也沒有袁娘了。我哇地放聲哭起來。
    我常常想著一個問題。關於精神與物質的關係,我們這些年或許過於強調了物質,精神在物質面前仿佛變成了一個受氣的上不得席面的小媳婦兒。可是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的原子彈是在那個年代,人們勒緊褲帶幹出來的。我們今天會狠狠嘲笑精神原子彈這句曾經風傳一時的豪言壯語,可是歷史偏偏開了這樣一個一點兒也不幽默的玩笑。我們先是有了精神的原子彈,才有了物質的原子彈。
    如果說我們用血肉築起朝陽水庫,那麼凝聚血肉的則是精神的原汁。
    袁娘走後的第十天的夜裡,志河在他家裡開了一個民兵會。第二天夜裡,就膽大妄為地帶著村裡的民兵把公社的糧庫打開了,弄出了九袋玉米。為此志河招來了殺身之禍。
    我常常感慨,或者那天志河真是暈了頭了,已經被饑餓煎熬得耐不住他那焦躁的性子了。或者志河那天夜裡跟幾個民兵一定想了很久,終於他們做出那一項可怕的決定。據村裡曾經參與了那件事情的老人們回憶,志河叫他們去的時候,眼睛紅紅得像是冒血。他們當然不會知道那時的志河,血管裡的液體正在急湧奔流,志河已經決定了一件讓全村人臉紅至今的事情。
    志河講了想法,眾人一下子都驚呆了,有人呆呆地問:這,可是犯法的事情啊。
    志河慘慘一笑:我不能眼睜睜看著村裡人一個個就這樣死去,咱們是借,借還不行嘛。那麼多種子糧在糧庫裡閑下一冬也是閑著,咱們借借還不行嘛?他空空的目光四下看著,漸漸,他的眼睛紅了起來,漸漸就紅得像澆了雞血一樣,惡惡地盯著眾人。
    借。志河終於為自己這個決定找到了一個理由。大凡事情如果不做,只有一個理由;如果去做,總有一百個理由任你挑選。
    民兵們悶悶著,誰也不肯說話,滿屋子裡只聽到一種犯罪前緊張的喘氣聲。
    窗外,月亮被雲彩掩死了,寒風嗷嗷地叫著,在村道上瘋跑著。正是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志河抽了幾口樹葉子煙,大口大口地吐著濃濃的煙霧。他啞聲道:大家就不要去了,我一個人去就是了,日後有了什麼我秦志河擔著吧。說罷,就跳下炕來,扯起幾條麻袋,凶凶地走出門去。
    終於,有幾個年輕的民兵,跟著志河出來了。
    屋裡有人沖出來,低低地喊一句:志河,你們去不得啊。
    志河聽到這一聲喊,腳步猛地停住。他回過頭來,看到幾張欲哭無淚的眼睛。志河歎了口氣,就大步走了。
    當他們走到村口那塊石碑前,志河的腳步似乎遲凝了一下。但他沒有去看那塊刻寫著約束著燕家村人行為規範的石碑。
    公社的糧庫只有一個糧食局的馮大水守著,大水已經被餓得頭暈,早早躺在床上了。對翻牆過來的這十幾個人,竟是毫無察覺。
    志河他們沒有費多少力氣,就把糧庫的門弄開了。他們擁進去,滿滿地裝了幾麻袋玉米,拖出了糧庫。就在出大門的時候,就聽到一聲吼:站住。
    志河一驚,回過頭來,昏昏黃黃的燈光下,管糧的保衛馮大水黑黑地站在糧庫門口,一支黑洞洞的槍口對著志河。大水是縣糧食局的。到燕家村收過糧食。大家當然認識他了。
    無人知道是偷,有人知道則是搶。偷則還有羞恥之心,搶則把這種行為推上了赤裸的絕境。志河並沒有想到搶。志河呆在了那裡。幾個背著糧食的民兵也愣愣地看著大水。
    志河非常難看地笑了笑:大水。
    大水罵道:秦志河,你怎地幹開了這種事啊?
    志河垂下頭,許久,抬起頭來,已經滿臉是淚了。就看著大水說:大水兄弟,我們不能看著村裡人一個一個地死啊。
    大水就濕了眼,聲音像一下子被抽去了骨頭,就軟下來:志河兄弟,這可是種子糧啊,有道是餓死爹娘,不吃種糧啊。你們都是當村幹部的,這道理是該懂的啊。
    一陣沉默。空氣緊張得像拉滿了的弓。糧庫裡只聽到呼呼的喘氣響。
    志河猛地吼一聲:大水,你給我滾開。吼罷,拖起一包糧食就走。
大水嘩啦一聲就拉開了槍栓:志河,聽我一句,這糧食動不得啊,是要掉頭的啊。
    志河淒然他說:我什麼都明白,可現在顧不得許多了。
    大水硬硬他說:我不能讓你們這樣走的。
    志河點點頭:我知道。猛地抬手,打昏了大水。幾個民兵就上去捆了大水。
    志河把糧庫的十幾袋子種子糧弄到了村裡。當夜就開了社員大會,讓各家各戶把糧食帶回去。
    於是,一個出乎志河意料的景觀出現了。鄉親們眼睛裡冒著一種就要燃燒的熱烈,卻沒有一個人上前去搬那些已經分配好的糧食。志河去公社糧庫劫糧的事情在村裡已經傳開了,人們驚得透不過氣來了。燕家村從沒人幹過這種事情呵,真是膽大包天了。志河瘋了不成?人們慌慌地擁到村委會的大院子裡,就看到志河幾個人弄來的那十幾包糧食。土蠟燃起昏黃的光,蕩起飄忽不定的暗影,像鞭子一樣在人們的身上抽打著。
志河幹幹地喊道:大家把這些糧食分一分吧。
    沒有人響應,志河的聲音顯得無力極了。像是很容易就能被人折斷的枯枝。
    志河又心虛虛地喊了一聲,仍是沒有人去動。一個老漢走過來,盯住志河:志河啊,怎麼能幹這種事呢?哀哀地看了志河一眼,長長地歎了一口氣,就轉身走了。於是,鄉親們就一個個走出了院子。最後,院子裡只剩下志河和那堆糧食。
    天空黑黑的,院子裡點燃的那幾支土蠟,有氣無力地燃燒著。志河就木木地怔在了那裡。他沒有料到,他們幾個捨身為鄉親的行為,他們對村民們的關懷,竟像是一顆擋在村民們腳下的小石子,被村民們輕蔑地踢飛了。志河突然覺得自己挺窩囊,挺沒勁,挺操蛋的了 。幾個早就蔫頭蔫腦了的民兵,突然蹲在地上,傷心地哭了,嗚嗚地。哭聲在死墓一般的村中飄散著,顯得那樣軟弱無力,像殘秋中田野裡悲悲的蟲鳴。
    志河呆呆地走出院子,不禁抬起頭來,仰天長嘯一聲。一口濃濃的熱血就噴出來。
    其時,天寒徹,夜無聲。
    天濛濛亮時,志河讓民兵把糧食送到了公社,自己去自首。幾個年紀大的村民就趴在村頭那塊石碑前痛哭著,哭聲像受驚的鳥兒一樣在村中飛來飛去。整個燕家村陷進了惶惶不寧的氣氛中,人們感覺到一種比饑餓更嚇人的事情就要來臨了。
    1994年的春節,我面對著一桌豐盛的年飯,把這段故事對女兒說了。女兒睜大眼睛,問我:是真的嗎?如果是真的,那麼我真不敢相信全世界任何一個民族,在饑餓的死亡線上,能夠如此理性 、冷靜。您講的是真的嗎?
    我艱難地苦笑笑:是真的,的確是真的,你的姥姥就是在那年餓死的。
    女兒用不信任的目光看著我,仿佛我真的是在編造一個神話。或者,她真的不相信曾經存在過這樣一段歷史。女兒笑著說:我看過一部反映那個年代的中篇小說,那篇小說裡的主要人物可是帶著憤怒的感情,帶著紅了眼的老百姓去砸了糧庫的。這篇小說還獲了獎的。
    我搖搖頭:我也讀過那部名噪一時的小說,但我總不肯相信作家寫的那就是真實的生活,至少在蒼山縣裡就沒有發生過那種事件。也絕不會發生那種事件的。
    女兒笑了:您別是把記憶中的東西藝術化了啊。您看看當代的中國人,就會知道您記憶中的是否真實了。昨天下了一場大雪,您見過有掃雪的嗎?您這些年見過有掃雪的嗎?這就是中國人啊。
    女兒挑釁的目光盯著我。我啞然。的確,我已經記不清了,從什麼時候,這個城市沒有人掃雪了。每年下雪之後,都要出幾起交通事故。市委大樓門前,雪仍舊堆得厚厚的,人們連各人自掃門前雪這句最為保守的格言也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女兒看我怔怔的,就嘲笑著問我:既然那個年代那樣饑餓,為什麼人們竟能夠自甘潦倒,聊以自斃呢?為什麼竟沒有人破門人戶,搶劫造反呢?他們分明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脅,卻竟沒有互相殘害。真是還能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嗎?
    我點頭說:基本上是這樣的。
    女兒感慨地說,那個年代的人真是老實啊。如果現在趕上一個饑餓的年代,人們還會那樣嗎?
    我看看她:你說呢?
    女兒一臉惶然:說不定,我也要加入打砸搶的行列呢。至少要把銀行搶了。
    我呆呆地,我的心疼了一下子,我看著女兒那張平靜的臉,我知道女兒說的是真話。一句非常恐怖的真話。
    我再也無心吃飯了、轉身去看窗外工窗外一片白茫茫,路上的雪還沒有化。太陽光在雪地上波快地跳舞。果然是沒有人掃雪,聽說已經出了好幾起交通事故了。昨天晚報上講,一個出租汽車司機被人殺了,屍體被埋在了雪地裡。丈夫對我講這件事的時候,口氣談淡的,好像在說一件小孩子的遊戲。我開始恐怖雪,皚皚白雪中竟掩埋著黑暗的兇殺。一種精神的民族的兇殺?
    的確,對於這樣一個年代,對於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動筆,以致於現在我坐在書桌前,口憶這一段歷史的時候,我竟懷疑我是否真的在那樣一個時候生活過。我該怎樣寫那個年代、那些人物?好像真是很難的。那一個年代那些無恨無侮餓死的人們,能否代表中國?在當今熱鬧的現實景觀中,我這樣一個回憶,顯得那樣蒼白,而且有毛病。那一場饑餓,像一場風一樣,早就刮得無影無蹤了,卻讓我保持著驚恐的記憶。那一個沒有詩情的年代,卻讓我終生高山仰止。
    我今天重提這一段歷史,不僅僅是回憶那一場恐怖的饑餓,我是重新破那個年代中那種鎮定、自若的精神秩序所震撼。我們竟是在一個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時尚中安詳地度過了那場可怕的災難。不要總是指責那一個年代吧。不要總是對那一個年代的中國百姓簡單地理解為愚不可及吧。或者說,那一個年代有著過多的悲劇和鍺誤,但是它竟是充滿了神聖的原則和偉大的人格。以致使我們每每回憶起,總感覺像是敲打一塊鋼板,
    叮噹作響,激越雄渾。
    退一萬步講,我們惱怒那個經常充滿了錯誤和悲劇的年代,但我們總不應該倒污水似的連同盆中那潔淨的嬰兒一同潑掉。我們應該珍惜自己的歷史,我們應該珍憎那種潔淨,我們應該紀念那個物質絕對危機,而精神竟絕對燦爛的年代,換句話說,我們的確不應該把那一個人格燦爛的年代,錯誤地看成精神愚昧的年代啊。
    或者那一個年代的精神原則,本身太高傲了。這使得它與我們現實中活得有滋有味的人們之間產生了悲哀的隔閡。因為那個年代的精神幾乎是處在了極致,超越了我們今天能夠合理想像的界限,對於只重視現實而不在乎歷史的當代中國人,斷定它只是野史傳說而不予置信,從而漸漸忘記了它是一個重要的關於中國曾經是怎樣活著的例證了。或者說,匆忙的當代國人,早已經被利益驅動搞得焦頭爛額,已經喪失了體會它的心境和教養了。
    我可憐的女兒啊。
    1993年的春節,我一夜無眠,我想了很多。這也許就是我這篇文章的最初衝動吧。
    志河帶上那些糧食去公社自首了。公社被驚呆了。當下就用麻繩捆了志河,又派人到糧庫找到嘴裡被堵了破布,被捆成一團的大水,一併解押到縣裡去了。縣公安局就把志河和大水拘押起來,連忙向縣委彙報。
縣委方書記聽到彙報,驚呆了。那是一個公社的種子糧啊,竟敢有人這麼膽大妄為,而且還是一個村黨支部書記帶頭幹的。反了反了。
    方書記是大伯的老部下,當他聽到是大伯的堂弟犯的案子時,很是為難地給地區掛了一個電話。大怕接了電話,聽得呆呆的,電話裡好半天沒有聲響。方書記顫顫地問:秦書記,您看這事……
    大伯猛地火了:這還用請示我嗎?這是反革命事件。懂嗎,反革命。大伯把電話摔了。
方書記放下電話,歎了口氣,就對通訊員說:你把秦志河叫到我這裡來。通訊員就去公安局帶志河來見方書記。
    兩眼沒有了一點光彩的志河被押進方書記的辦公室。彼此都認識而且熟悉。方書記點點頭坐著沒動,浮腫的雙腿已經很難使他站著說話了。他指指椅子:坐吧。
    志河一臉慚愧之色:方書記?我……我真是昏了頭啊。說罷,就垂下頭,傻傻地坐在椅子上,再無一句話了。
    方書記悶了一會兒,就問了問村裡的情況,特別問了問死人的情況。志河一一說了。方書記不時點點頭,最後看看表,就喊通訊員進來帶志河回公安局。
    志河站起身,悶悶地問了一句:這事我哥知道了吧?
    方書記點點頭。
    志河又問:他說什麼了?
    方書記哀下臉,沒有回答。對通訊員揮揮手。
    志河低下頭,轉身要走,門就開了,就聽到有人顫顫地喊了一聲:志河。
    志河口頭看,見是大娘走進來,哀哀地看著他。
    志河怔住了,幹幹地叫了一聲:大嫂……頭就低下去。
    方書記跟大嫂點點頭,吃力地站起身,走了出去。通訊員就站在了門口。屋裡只剩下了大娘和志河。大娘歎口氣:我剛剛聽說了,你怎麼會做下這等事啊。
    志河低下頭:我實在不忍看鄉親們餓死啊。
    大娘說:你也不是在黨一天半天了,現在什麼形勢啊,修正主義掐我們的脖子,老天爺鬧自然災害,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們還不能餓幾頓飯嗎?挺一挺就過去了嗎,總不會比咱們打鬼子那年月難過吧?可你怎麼能……
    志河垂淚道:大嫂。我已經知道做下錯事了,現在悔得腸子疼哩。我對不住村裡的鄉親,做下這等壞了村子名聲的事情。把這事刻在村前的石碑上吧,讓後人知道,餓死也不能去偷啊。就呆呆地轉過臉去,看著窗子,有一隻蒼蠅軟軟地趴在上面飛不動了。
    大娘歎道:志河,你何嘗是丟了村裡的臉面啊,你糊塗啊,你是丟了共產黨的臉面啊。
    志河身子一顫,呆呆地看著大娘。
    大娘看看志河:你還有什麼話要講的,家裡還有什麼話要說的嘛?
    志河就濕了眼:日後就靠給大嫂你了。
    大娘點點頭,怨怨地看了志河一眼,就低頭出來了。
    志河回了縣公安局的看守所。
    案子就報到了地區、批示很快就下來了。開除志河的黨籍。移交到法院。過了一個月,就判了志河的死刑,報省高院核准。
    槍斃志河的那天,幾個公社的人都擁到路邊看熱鬧。人們在傳說著一個可怕的故事,燕家村的支部書記砸了國家的糧庫,共產黨裡邊出了壞蛋。
    老百姓們擁擠在路上,朝著志河指指點點,有人惡惡地罵著。還有,人恨恨朝志河吐唾沫。以致開道的警車不得不幾次停下來,驅散著人們。
    沒有開公判大會,原來是要開的。後來方書記說了一句活:鄉親們都餓得走不動了,再弄到一起開會,在冷天裡凍著,怕是要死人的,於是,就沒有開會。
    燕家村沒有幾個人去看,他們頭低著,覺得志河實在是給燕家村丟了人,燕家村的鄉親們日後怎樣出去見人啊。有幾個老太太那天就在燕子廟前跪下了,饒著香,嘴裡喃喃著,似乎是在替壞蛋志河贖著什麼罪孽。
    燕家村陷浸在一片深深的羞臊之中,他們感覺他們的榮譽一下子被志河毀掉了。悲哀啊。
    我沒有去看志河,大娘不讓我去,我至今後悔,我至今猜想,那天志河一定會在囚車上四下找燕家村的鄉親們。志河一定不放心燕家村的鄉親們的。而燕家村卻沒有一個去送送他。
    槍斃志河那天,村外的太子山上,站著一個人,一動不動,一直目送著志河上了刑場。看著志河在山下的河坡上跪下,被一顆子彈結束了生命,又看著我大娘帶了幾個村裡人去替死去的志河收屍。
    那人就是我三伯。
    志河在看守所裡省下了十幾塊菜餅子和兩塊玉米餅子。兩塊玉米餅子是志河臨刑前的最後晚餐。公安局的人按照志河刑前囑咐,給大娘送了去,說是志河讓大娘帶回燕家村給孩子們吃的。大娘就帶回了村子,就讓我們幾個孩子歡天喜地不知滋味地吃了個淨光。我們哪裡知道,我們是吃的志河的上路飯啊。志河是空著肚子走上刑場的啊。
    1960年至1961年的兩度荒年裡,全縣共出過三起偷竊事件。除去燕家村這一件村幹部偷竊糧庫的事件,還有一件石家村的一個叫賀二虎的偷了生產隊的幾斤紅薯乾,被判刑五年。再一件是縣城的售貨員監守自盜,半夜值班時,偷吃了商店的餅於,大概一共吃了十幾斤,他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天被上班的職工發現,他已經躺在地上不能動,肚子像一個皮球一樣鼓鼓的,他是脹死的,任何一個世界中,都有雜質的,但不能代表這一個年代的人們的精神。至少,我想志河也是沒有劃出這個精神目的。在那個饑餓作為第一特徵的年代,這幾起偷竊事件,實在是不值得一提的了。
    近年來,蒼山縣偷竊成風,於是,防盜們成了搶手的產品。燕家村占河的兒子做防盜門成了大富。去年我回蒼山縣採訪,參觀了占河家的鐵合金工廠。那一個寬大的院子裡,堆滿了一律塗著血紅色防銹漆的防盜門,上邊還畫著秦叔寶尉遲恭的神像。占河的兒媳告訴我,他們家已經開始設計裝有防盜電子系統帶音樂門鈴的防盜門了,現在已經有了不少訂戶。我問她價錢是不是很貴?她狡滑地笑笑說:當然很貴的,因為還要裝非常豪華的進口鎖。我問:真的有人買?她告訴我,這東西現在很走俏,蒼山縣共有十幾家這樣的工廠,沒有不嫌錢的,很受一些有錢人的歡迎。她讓我在報上給他們吹一吹。就算做廣告了。我點頭答應了。
    我回到報社,沒有寫這篇稿子,我想了很多。在那個荒年裡,我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防盜門這個東西的。那真是一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年代啊。那些精緻結實的防盜門,能說明什麼呢?
    我不能不提及另一個數字。今年,蒼山縣工農業總產值,達到建國後的歷史最好水平,而這個水平的背後,是全縣偷盜成風,僅燕家村,就有二十餘人因偷盜被逮捕。1993年,全縣出現刑事案件兩千一百多件。其中盜竊案一千三百起,包括入室搶劫殺人案37起。我從這些數字的背後,看到蒼山縣於民當代的精神面貌。他們變得硬實了,兇悍了,驕橫了,他們不要任何制約了,他們重新選擇了一種行為準則,他們一個個橫眉立目,帶刀上路,大步疾行。
    我實在是無話可說了。
    燕家村似乎一下子被泄了元氣,再也打不起精神來了。志河的事情,夠燕家村人臉紅幾輩子的了。村頭的那塊石碑,不知道被誰塗上了一層黑黑。恥辱深深地擊中了燕家村人的心臟。燕家村的人在饑餓面前的鎮定,已經做到了極致,村頭的這一塊石碑,為燕家村的歷史提供了約定俗成的生命前提,沒有這一個前提,燕家村便無以構成,燕家村便無以自存。而志河這個孽障,竟然背棄了這一個生命的前提,砸碎了燕家村的生命的公理,精神的基石,他惡惡地向燕家村的心臟狠狠紮了一刀啊。燕家村人的心裡在滴血,這是比饑餓更加讓人難以承受的事情啊。
    志河死後,志河一家再也沒有出過門,任誰去喊,也不開門。後來,大娘讓人送去一些用樹葉子做成的飯團子,送到他家門口,卻也不見他家人出來取。半個月後,大伯回來,讓人砸開了他家的門,就見志河的媳婦和三個孩子都死在炕上了,是活活餓死的,他們是默默地死去的。即沒有一點點表演的意識,也沒有一點點抱怨的情緒。他們死得是那樣透徹。
    1988年,我回到S縣採訪,見到了縣裡著名的鄉鎮企業家田二喜。田二喜也是燕家村人,他盛情款待了我。酒席間,提到了那個可怕的荒年,田二喜向我說了一件鮮為人知的事情。
    那年志河弄回了糧食,他們也被喊了去,田二喜的父親田成傑不敢相信,志河肯把糧食分給他們這樣的地主分子。那時田二喜才十三歲,膽怯地跟在父親身後,志河聲音啞啞他說: 把你們家那一份拿去。
田成傑害怕他說:鄉親們都不敢要,我也不敢要。
    志河歎道:你不要管他…,他們有原則的,你們不要學他們的樣子。
    田成傑聲音弱弱地:我家是地主啊。
    志河苦笑道,那是以前的事了,你家現在也一樣挨餓哩。娃兒還小,都是鄉親哩。
    黑黑的夜色中,田成傑就賊賊地背回了那十斤玉米。
    說到這裡,田二喜哽咽了:沒有那十幾斤玉米,他們一家人活不到現在。而且,他不敢相信,志河一家會活活餓死的。他說,他父親回到家,整整哭了半夜,對全家人說,不要忘記志河,不要忘記……
    田二喜對我說:你要寫寫志河啊,那是個怎樣的年月啊。
    我含了淚:我寫我寫。

    1961年春天,災荒仍舊威脅著蒼山縣。縣委方書記萬般無奈,咬咬牙,就到燕家村找我三伯,求三伯到省軍區,找當時的省軍區的司令員趙勇求救。趙勇是三伯的老戰友,曾在蒼山縣打過遊擊。方書記是想動用三伯這個老關係,弄一些糧食回來。
   三怕聽罷方書記的意思,就歎道:部隊的日子也緊得很啊。 方書記垂淚道:我知道,我們是種糧食的,怎麼好從部隊的嘴裡掏口糧啊。可是我真是看不下去鄉親們……
    三伯長歎一聲,就隨方書記去省軍區。
    趙勇黑瘦瘦的,顯示著災年的特徵。他坐在椅子上,聽著方書記講述蒼山縣的災情。他的眉頭一直緊緊鎖著,一支接一支吸著特供的劣質煙,不時咳出黑黑的痰來。當聽到縣裡餓死了那麼多人,趙勇哭了,手顫抖著,猛地把煙在手心裡撚死,唬地站起身,對方書記擺擺手:你別說了。來人。
    一個警衛員走進來。
    趙勇說:把軍需處長給我喊來。
    不一會,瘦得像豆牙菜似的軍需處長進來了。越勇沒說話,示意他坐下。軍需處長就坐下。
    屋裡很靜。誰也不說話。趙勇就接著悶悶地抽煙。滿屋子的煙霧,只聽到趙勇不時的猛烈咳嗽聲。方書記不安地在沙發上扭動著身子,他看看三伯,只見三伯仰靠在沙發上,已經是珠淚滾滾了。
    軍需處長坐不住了,問道:司令員,有事嗎?
    趙勇不看軍需處長,眼睛閉著:我私人跟你借些糧食,你要大方一些了。
    軍需處長一震,看看三伯和方書記,方書記埋下頭,三伯一聲不吭,似乎睡著了。
    趙勇說:我請你調撥給蒼山縣五十萬斤糧食。
    軍需處長身子一怔,忽地站起來,空空的目光看著趙勇,沒說話。
    趙勇睜開限睛,看著站得筆直的軍需處長:你聽到了沒有?
    軍需處長點點頭:聽到了。
    趙勇聲音乾澀他說道:那你就去辦吧。
    軍需處長臉色就白了:司令員,這,這,軍糧動不得啊。
    趙勇硬硬地扔出一句:出了問題我趙某去頂雷。
    軍需處長還是一動不動,額上逼出許多細汗,臉更加慘白起來。
    趙勇聲音就有些沙啞:國法、天理、人情啊。我趙勇今天至少占了後兩條了。你應該記得,那裡的老百姓當年是怎樣支援革命啊。那年月為了部隊,鄉親們死了多少人啊,現在解放了……趙勇說不下去了。
    軍需處長身子微微顫了,向趙勇敬了個禮,轉身走了出去。腳步沉沉的。
    方書記再也忍不住了,站起來,浮腫的雙腿一軟,就跪在了趙勇腳下,放聲大哭起來。
    趙勇騰地火了,罵道;你這是幹球什麼嘛?
    方書記抹了一把眼淚,站起來,連聲喊道:謝謝了,謝謝了啊。
    趙勇轉過身去,眼睛盯著窗外,久久沒有回頭。窗外的樹葉已經綠了,熬過了一冬的生命似乎正在悄悄地復蘇了。
    三伯看看方書記,站起身。方書記會意,低低的聲音說:趙司令,我們回去了。
    趙勇悶聲對三伯道:老秦啊,回去代表問鄉親們好,把這個災年過去,我趙勇要到蒼山縣去看望鄉親們。這五十萬斤糧食,實在是不多啊,可是我趙勇就只有這一點能力了,讓鄉親們咬咬牙吧。說著就轉過身來,已經是滿臉的淚了。
    三伯淒然一笑,你已經盡力了。我聽人講,你家鄉的人來求你,你一斤糧食也沒給啊。
    趙勇眼睛上紅,淚又落下來,長歎一聲:我這個官,不是為家鄉當的啊。你們快走吧,不然我冷靜下來會後悔的。
    趙勇病逝於1982年,時年七十九歲。他至死也沒有到蒼山縣來看看。
    五十萬斤糧食,對於幾十萬人口的蒼山縣,無異是杯水車薪。但是,它畢竟救下了幾十萬人的生命。那個瘦成豆牙菜似的軍需處長,同時還調撥了三十萬斤飼料。軍需處長親自押解著這批糧食,和方書記一同到蒼山縣。走到縣裡,把糧食卸了,軍需處長眼睛潮潮地說:我回去了。
    方書記和三伯跟軍需處長握握手,目光哀哀地著著軍需處長遠遠地去了。
    後來聽說那個軍需處長在「文革」中被人整死,罪名是在三年困難時期,倒賣軍用糧食和飼料。他到底也沒有出這一切都是趙勇的指示。而且這批調撥糧就沒有趙勇的簽字,或者那個精明的軍需處長當時就想到了最後的結局,竟沒有讓趙勇留下一點痕跡。
    五十萬斤軍糧和三十萬斤飼料運到了蒼山縣,縣委星夜召開了緊急會議。大伯和幾個地委領導也被請來,大伯聽了方書記的彙報,就苦笑道:糧食是你們蒼山縣搞來的,可是你們不能眼睜睜看著別的縣挨餓啊。全域一盤棋嘛。
    方書記點點頭道:當然。
    於是,重新劃撥這五十萬斤糧食和三十萬斤飼料,最後分到蒼山縣頭上,只剩五萬斤糧食和三萬斤飼料。後來有人感慨他說,蒼山縣在那個時候獻出了四十五萬斤糧食和二十六萬斤飼料,近乎貢獻出了幾千個生命啊。這是何等的氣魄啊。這是一個處在極致,超越了界限,不近乎人情,近乎於愚蠢的故事,今天讀來並不會使人快樂,讓人聽後有一種難言的悲愴,讓人聽後會永遠感到今人的低下,我不得不在這個氣壯山河的數字後邊提及另一個讓我氣短的數字。1993年,蒼山縣工農業總產值,創造了歷史上的最好水平,而這一年,蒼山縣對希望工程的捐款,卻平均每人不到一角錢。而這一年的公款吃喝費用,卻平均每人一百六十元。我富裕了的蒼山啊,遠遠地走出了饑餓貧困的陰影,脫去了上布的衣著,換上現代的西裝革履,卻如何竟站在了一個十分弱小和蒙昧的人格水平上了。倉廩實而知禮儀。我幾次想起這個古老的歷史命題,果然是這樣嗎?我深深地困惑了。
    大伯帶著那四十五萬斤糧食和二十六萬斤飼料走了,只剩下了蒼山縣委一班人仍在連夜研究餘剩的糧食和飼料如何劃分。
    方書記想了想說:縣委縣政府和各區鄉的幹部都劃出去,一份也沒有,誰有意見,讓他來找我。說罷,他那浮腫的眼睛,四下掃視著會場,掃視著那一個個臉上全是菜色的幹部們。
    會場上一片寂靜,只聽到一片沉重的喘息聲。
    窗外,早春的寒風撲打著窗子,發出尖尖的嘯聲,揪得人心緊。
    方書記艱難地笑笑:散會。
    1960年至1961年,縣委和各公社的幹部們沒有吃一點額外的糧食,是否絕對,至今蒼山縣的老百姓都這麼說。西山公社的黨委秘書劉春華的老婆玉秀,是劉家村的婦女隊長,到公社開會時,因為惦記丈夫,就把自己早上的口糧--兩個菜餅子省下,給劉春華帶來了。劉春華咽得下去嘛。
    玉秀看著丈夫,轉身流著眼淚走了。劉春華的老娘和不滿一歲的兒子,就是那一年餓死的。劉春華卻硬是從每月已經減到了20斤的口糧裡,每月都省出幾斤,給了村裡的五保戶張寡婦。張寡婦由此又活到1976年。臨死前,她仍喊著劉春華的名字。是時,縣辦公室主任劉春華正在戴著高帽被紅衛兵押著批鬥呢。
    1989年,任縣委書記的劉春華,因為貪污公款三十八萬元,被判刑二十年,給他送過菜餅子的玉秀,在縣煤建公司當副經理,也因受賄索賄被判刑七年。據報上披露,劉春華家的一間空房子裡,堆滿了成箱的罐頭,高級營養品,成條成捆的高級香煙和成箱的名酒。一個為了解決工作的臨時工,為了轉正,家裡的房子拆掉變賣了,給玉秀送了禮。在寫這篇小說之前,我曾去獄中採訪過劉春華,他不認識我,我講了他當年的事蹟,他突然埋下頭,無聲地 哭了。兩肩顫抖著,像兩片寒風中的枯葉。我發現劉春華的頭髮已經白了,我一陣恍惚。想像不出當年那個每月從嘴裡省出幾斤糧食的劉春華是什麼樣子的。
    獄中的控視室裡,不時有風悠悠地吹過。我抬頭看看,是那扇小鐵窗開著呢。幾根銹蝕的鐵條威嚴地豎著,讓人感覺思維在這裡會變得單調乏味。我再看看劉春華那一頭白髮,知道這個老人將在這裡度過他的晚年了。我希望他能對我講點什麼,或者說,我暗暗希望著他能對那個年代再說些什麼。
    劉春華突然抬起頭,揮揮手,無力地說,你走吧,我什麼也不想講。說罷,就轉身回號子去了。我起身盯著他那有些駝背的身形,恍惚間似看到一片精神的廢墟。這似乎不應該是劉春華一個人的變節,一個人的異化,而是一種當代文明對生態愚昧意義上的可悲的認同與回歸。我不禁心中一陣慨歎。昔日的光榮已經成了嘲弄。文明的精神已經被這種回歸打得落荒而逃了,蒼山縣已經開始容忍邪惡,已經無視暴虐,那一度輝煌的精神已經被撕成了碎片,任大大小小的劉春華們搓捏著和踐踏著。
    這似乎不是劉春華一個人性格的轉變,背景竟是相當的深刻。深刻得讓人心中滴血。
    那天,蒼山縣委宴請了我這個記者。我是被一群政府官員擁簇著進了一家豪華的飯店的。我記得那天上了許多我沒聽說過的菜,雞鴨魚蛋都被做成了我很少見過的表情和姿態端上了桌子。五糧液和外國洋酒也前呼後擁地擠上了桌案。我看看那些紅光滿面的官員們,我估計如果再發生什麼荒年,他們是絕不會在吃上出問題的。我那天喝得多了些,席間去小解。路過後堂的時候,見到兩個老鄉正在拉泔水,整盒的米飯和肉食就呼呼地倒進了泔水桶了。其中一個年長一點的老鄉把一些整盤的米飯和饅頭倒進了一隻門袋中,我問他這樣分開做什麼用。他笑道:拿回去讓家裡人吃呢。
    我好奇地問:現在吃的還緊張嗎?
    老鄉苦苦一笑:我是那年月餓怕了,見著這糟蹋東西,心疼哩。
    我怔怔地看著他…
    老鄉自嘲地笑笑:我這人沒出息哩,沒出息。
    採訪完了劉春華,我離開了蒼山縣。路兩邊蓋起了一排排的商店和飲食店,一些招客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路邊攔截著來往的車輛。我聽說這一帶賣淫的事情很多,還常常發生搶劫的案件。這些商業建築的後面是田野,田野裡麥浪滾滾,我打開車窗,深呼吸著濃郁的麥香。我竟嗅出了一種腐爛的氣味,我閉上眼睛,車子已經走出蒼山縣很遠,我暗暗叮囑我不要回頭去看,但我還是忍不住回頭去看了,當我扭過眼睛的那一刹那,我不禁熱淚盈眶了。
    我濛濛的淚眼中,似乎看到了一片昨天的廢墟,我耳邊傳來路邊酒店中放出的搖滾的強勁音樂。是一個時下很是走紅的歌星在呼嚎著。我突然想到,也許就在這種現代人醉生夢死的喧囂中呼嚎中,昨天的廢墟才顯得雄渾,那是遼闊,那是久遠,那是高貴而悲壯的光芒,那是一片由駭俗的美引起的久久震撼的遺址。

                              (選自《北京文學 》199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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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歌原名譚同占。1954年生於河北保定。河北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曾當過工人、宣傳幹部、報社記者。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小說集《我曾讓你傻半天》等。現在河北保定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工作。系河北文學院專業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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