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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爾布拉克


  …………

  你別打瞌睡。跑長途,我最怕旁邊的人睡覺。瞌睡,是會傳染的。

  你抽根煙吧。不會?拿筆桿子的怎麼不會抽煙?我可是抽煙的。在大城市,司機開車的時候不許抽煙,在咱們這兒可以隨便。不然,一個人坐在駕駛室裡就太憋悶了。這兒不像咱們「口裡」,一出車,千把裡不見村莊,不見人煙,跑著跑著,眼皮子就不由自主地要耷拉下來。

  你看,兩邊盡是卵石灘。這就叫戈壁。你大概原來想像戈壁是一片黃沙吧,其實不一定,這兒一望無際的盡是這種腦袋大、拳頭大的鵝卵石。過了戈壁,前面就進山了。這兒的天山,也不是你在電影裡看見的那樣。這一段,全是光禿禿的石頭,像鐵打的一般。我們要順著幹溝進山。幹溝,你聽聽這名字!這條溝不但沒有水,連你的眼淚很還沒流出眼眶都會一下子蒸發了;那兒沒有草、沒有樹,連小鳥跟螞蟻也沒有,和月球上一模一樣。一會兒你就看見了。在那裡面開半天車,怎麼能叫人不瞌睡?

  你在全國跑了不少地方吧?可是你不到新疆,就不知道我們國家有多大。維吾爾族人常說,在新疆、要飯的都得騎頭毛驢,不然他在這個村要了吃的,還沒走到那個村就餓死了。這當然說的是舊社會,可這話真形象。

  我開車,愛帶個人。有時候,我遇到路邊靠兩條腿趕路的人,總要把車速放慢一點,看看他想不想搭車。你著,在這一片荒無人煙的戈壁上,前面是氣象森嚴的大山,兩邊是雲層很低的天,要是看見一個孤孤單單的人在這種路上吭哧吭哧地走,心裡不知怎麼就會又憐惜他,又敬佩他。我們坐在車上不覺得,在地上,你就會知道,這麼長的路,靠兩條腿一步一步地拽過來是什麼滋味。

  帶個人在我身邊,他不孤單了,我也不孤單了、我們開長途貨車的,跟機器打交道的時候多,跟人打交道的時候少。在路上,跟熟人錯車的時候,也是還沒等笑一笑、車就唰地一下子過去了。機器呢,還不如牲口。我小時候在老家趕過驢車,毛驢儘管強,可是個牲靈,悶起來你還可以跟它聊一會兒。它吧搭吧搭耳朵,好像還挺懂人話似的。汽車不是個活物——它要活了,你可麻煩了——跟它待的時間一久,人就會感到莫名其妙的寂寞無聊。所以咱們開車的到了站,下了車、都愛說說笑笑,罵罵咧咧。他哪是要罵人呢,他是要練習著說話哩。人是應該跟人待在一起的。

  前幾年,咱們車隊來了個隊長,嚴厲禁止咱們司機帶人。說什麼在朝鮮戰場上,美帝國主義派來好些南朝鮮的女特務,盡裝成「阿媽妮」來搭志願軍的車,上了車,就把司機捅了。這是啥時候的事!我一聽膩味:咱們有些官,總愛把戰爭年代的事拿到和平環境裡來嚇唬人。這樣的官還不一定上過戰場,打過仗,吃過苦的人都知道疼借人。果不其然,後來他老收人家的煙酒給人拉私貨,上面把他撤掉了。

  你別看讓人搭車是件小事。他招呼,你停下,他上來,就這一眨眼的功夫,他的心裡就會想:咱們國家還是好人多哇!你呢,一看見他那副笑臉,心裡也會暖乎乎的,開車也有勁了,人也不困了。我倒不是個愛聊天的人,只要旁邊有個人我就覺得不孤單了。今天是遇著你,我的話才多了點。我愛跟知識分子打交道。

  我是怎麼到新疆來的?那說來話長了。其實呢,我也應該算是回鄉知識青年。聽我口音,你可以知道我是河南人。我在老家的縣上念到了初中畢業。那時候,我的理想可多啦。在電影上看到解放軍想當解放軍,看到了醫生想當醫生,看了一本小說,就想當作家。反正什麼都想過,就是沒想到將來要開一輩子車。初三那一年,我在牆報上寫了一首詩,有這麼兩句:

  我的理想像天上的一片繁星,

  在我的頭頂上閃耀。

  還不錯?你別笑話我。不過那時我才十七歲,老師也說,一個農村娃娃能有這樣的才情,將來一定有出息。

  誰知道,到了六0年,家裡困難了,爹媽連飯也吃不飽,我這個「有出息的農村娃娃」也不願念書了,乾脆回家養老人吧。可是,回到家,三個人捆在一起挨餓,爹媽就我這麼一個兒子,老兩口哭在一塊堆,跟我說:「娃,你走吧,到外面尋個活路吧。念了九年書,哪兒找不到一碗飯吃?」咱們河南人生活能力最強,自古以來,走州串縣、闖蕩江湖的,數咱們河南人多。但凡老家有個天災人禍,腳一跺,就往外省跑了。這時候,有個鄉親從新疆給我家郵信來說:新疆好,新疆不但能找上工作,還能吃上飽飯。新疆,我還有印象,「我們新疆好地方呀」這個歌我在學校就學過。這樣,我就決定到新疆來了。

  當時,戶口控制得很嚴,村頭路口,到處刷著抓流竄犯的標語,要離開老家,就跟去做賊娃子一樣。我們等了個沒有月亮的夜晚摸出門。我爹把我送了十裡路,走出公社的地界,再也走不動了,趷蹴在路旁邊光喘氣。我從包袱裡掏出我媽悄悄地包上的兩塊玉米麵餅子,又悄悄地塞到他懷裡。「爹,你回吧。」我說,「我認識路,我帶著地圖來著。到了那兒,找到了工作,就給您郵錢回來。」

  年輕人不戀家,儘管餓著肚子,翅膀還挺硬,總想撲騰撲騰往外飛。那時候,我連一滴眼淚也沒有,一心以為有個遠大的前程在等著我,一點也體會不到爹媽那時是什麼心情。這種心情,隨著自己年紀越來越大,體會才越來越深。可是,現在要我回想我爹、我媽最後跟我說的是句什麼話,他們最後的模樣是啥,全都想不起來了,只記得我爹趷蹴在路邊的那團黑影。過去,在夜裡開車,孤孤單單地一個人,我跟前老出現這團黑影,就在車燈前面的公路旁邊趷蹴著。那團黑影像通行證一樣粘在擋風玻璃上,車開到哪兒跟到哪兒,你別想抹掉它。

  有時候,我也自己原諒自己,想到那天晚上要是我媽送我,娘兒倆興許會在路邊說些親熱話。我爹是個不吭聲的莊稼人,我又是個不愛說話的小夥子,兒子跟爹總沒跟媽親……唉,就這樣,爹媽養了我十八年,最後分手的時候,我竟連一句親熱的話都投給爹媽撂下……

  好了,往下說吧!

  我就這麼到新疆來的。那年,火車剛通到尾亞。尾亞哪有現在這麼氣派,當時只有十來間破舊的土坯房房,蓋在一片黃沙灘上。土坯房房周圍搭著帳篷,跟豪古人開『那達慕」大會一樣,一座連著一座,裡三層外三層。尾亞是終點站,來新疆的人全湧在這裡,汽車雖然不停地往西送,可火車又不停地從「口裡」往這兒拉,走了穿紅的,來了穿綠的,男男女女,擠來擠去,這片帳篷中間經常有幾千人。把白皚皚的雪踩得烏七八糟的。

  來的是些什麼人呢?有正式調幹來的,有畢業分配來的,有隨廠內遷來的,而多數卻是那時候要抓的所謂「流竄犯」,就是後來所說的「盲流」。眼下呢,咱們這些人都有好聽的稱呼了,叫「自願支邊人員」。這也算是平反吧。老實告訴你,新疆現在建設得這樣好,這些「盲流」或說是「自願支邊人員」可起了大作用啦。現在,我就知道好些這樣跑來的人當了模範,立了功,受了獎;有的搞了發明創造,成了專家、工程師,還有在生產建設兵團當到團一級領導的。

  咱們這些「盲流」是見面熟,剛湊到一塊兒,就像認識了半輩子似的,三句話兩句話就把各人知道的情況交流了。那些帳篷,原來都是生產建設兵團的各師團和各單位、工廠派駐尾亞的招工處。招工的對象當然就是我這樣沒有職業的「盲流」。那時候,尾亞像個大自由市場,那個熱鬧勁兒,跟上海的南京路差不多。這兒喊:「喂,喂!到我們這兒來呀!我們這兒工資高、口糧多,過了這村可沒這店啦!」那兒叫:「喂,喂!來咱們這兒吧!咱們這兒的牛奶當水喝,一個蘋果有你腦袋大,錯過這機會可沒後悔藥給你吃呀!」還有嚷嚷的更絕:「喂,喂!不吃肉的土鼈別到咱們這兒來呀!住上大樓頭暈的土包子別到咱們這兒來呀!嫌鈔票扎手的冤大頭別到咱們這兒來呀!」好像一到他們那兒,就能吃上大肉,住上高樓,成把成把的人民幣往口袋裡揣似的。

  在火車上,我還擔心沒有證明不好找工作。到了尾亞,老「盲流」告訴我,沒有公社的遷移證,有選民證也行;沒有選民證,拿封新疆哪個親戚朋友給你的信也可以。最不濟的單位,就是那些喊得最響、說得天花亂墜的招工處,那都是招到最苦的地方去幹最重的體力活的。那些招工處,只要看人不缺胳膊斷腿,眼睛鼻子也全,「海麥斯」(海發斯,維吾爾語,統統、全部的意思。)收下,什麼證明不證明的!

  這老「盲流」有四十多歲,身上披一件像掛著豬板油一樣的爛棉襖。他自己說他精通醫道,想找個對口的專業,才沒有輕易跑到那叫喚的招工處登記。我看他有點文化,就掏出我的初中畢業證書給他看。他眼睛一亮,說「你這可是個寶貝。就憑你這個,起碼也得讓你當個科員。你別到那喊叫的招工處去。」他指給我一個帳篷,叫我到那兒去找工作。

  那個帳篷前面果然清靜,門口的篷布上貼著一張白紙,寫著「新疆文教廳尾亞辦事處」幾個墨筆字。辦事員也斯斯文文的,跟那些大喊大叫、滿嘴唾沫橫飛的人不一樣。帳篷裡升著一個大汽油桶改裝成的爐子,放著一張沒上漆的白木條凳,坐著一排前來找工作的人。負責登記的幹部是個胖子,坐在也是沒上漆的辦公桌後面。那時候,長得胖的人可說是絕無僅有,所以他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其實,到這兒找工作的人也不全有證明。要是沒有證明,胖子就進行口試。提的問題是根據來人自己的文化程度臨時定的,什麼「世界上有幾大洲、幾大洋」啦,「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什麼性質的國家」啦,「元素週期表是誰發明的」啦,「『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是什麼意思」啦,等等。我聽聽,我都能答得上來。這胖子是陝西人,挺有學問,人也和氣。挨著我的時候,我把畢業證書遞了上去。胖子一看很高興,光問了我老家有什麼人,什麼時候來的,有誰跟我一起來的,馬上就在登記薄上寫了我的名字,叫我明天一早到這兒來集合,坐汽車上烏魯木齊去。

  從帳篷裡出來,我那個興奮就別提了。我張開翅膀,在尾亞這一大片帳篷中間自由地飛呀飛的。科員當然更好,教員也不錯,蘇聯有個電影,叫《鄉村女教師》,我在中學裡看了兩遍,還挺受感動的。那時候,因為電影裡的這個教師是女的,所以和自己的理想沒掛上號,現在,生活一下子給我揭示了這樣的前途,我才想起來,原來我的理想一直是當教師。我想像到我老了,也和那個女教師一樣,白髮蒼蒼,戴著眼鏡,周圍圍了一群科學家、作家、軍官,這些全是我教過的學生……

  正在我一邊飛翔,一邊胡思亂想的時候,碰上了兩個姑娘。這兩個姑娘歲數跟我差不多,穿著打扮也帶著那麼點學生味兒,兩個人紮了四條小辮子。他們在我跟老「盲流」聊天的時候就注意上我了,這時候就過來搭訕。原來她們也是河南人老家跟我們公社相距不到一百公里,這一聽口音就聽出來。姑娘問我找到工作了嗎,我說找到了,還挺好,喜不自禁地把經過都告訴了她們,還吹牛說,那胖子很看得起我,連考都沒有考。她們卻發愁說她們找不到好工作,幹體力活又幹不動,怕還沒幹兩下子就倒在工地上。這是實話,我看她們黃皮寡瘦的哪有現在十八、九歲的姑娘這樣光采,我就隨口說了句:那你們也到那個帳篷去試試看,當個小教員吧。

  這天,我在土坯房的客店裡落了腳。這客店也不知是公家開的還是維吾爾私人開的:兩溜大炕,中間一堵直冒涼氣的火牆,被子枕頭全沒有,還要三塊錢一晚上。就這,還得靠你的力氣像瓶塞兒一樣死命往裡擠。我好不容易往下蹭到炕面上,才摸到炕面上還鋪著氊子。開店的總算有點良心。

  在客店裡,我才知道,有人換了好幾次工作了,到處碰運氣,哪兒待遇好就往哪兒跑。那些老「盲流」蹲在炕頭上,背靠著火牆一面抽莫合煙,一面繪聲繪色地聊他們的經歷。聽他們的口氣,全新疆沒有他們沒去過的地方。記者同志,我告訴你,那時候的新疆真是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和我們「口裡」那種走一步也得開三張路條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我跟你說的這些,別說你在小說電影裡沒見過,恐怕你想像都想像不到。你們是從家門到學校門,從學校門到機關門,習慣了循規蹈矩的一套的。我再跟你說,新疆原來是中國落後的地方,而這三十年變化這麼大,是跟這種開放的勞動政策分不開的。要是新疆那時候也和「口裡」一樣,把尋活路的人都當成「流竄犯」,光認紙條條不認人才,那麼,現在好些地方還是戈璧灘哩!

  好,咱們接著往下說。

  第二天一早起來,我想,頭天去得給人個好印象,從今天起我就是教師啦,於是花了三毛錢,買了一小藍邊碗涼水擦了擦臉。待我跑到那帳篷,被招去的人已經一個個扳著車幫子往車上爬了。胖子在車旁邊拿著本本子點數,可是,一見我,竟沉下臉發開了脾氣。「去去去!」他說,「看你樣子挺老實,原來也搞邪門歪道。這兒不要你,你上別處去吧!」

  「咋啦?」我吃了一驚,「我咋啦……」

  「咋啦?」他學著我的口音。「一個年輕人,帶著兩個姑娘四處亂跑,像啥樣子?你們是啥關係?昨天問你,你還說你是一個人來的哩。一點不老實!」

  我分辯說:「那兩個姑娘不是我帶來的。不信,你考考我好了。」

  「還考什麼?」他生氣地一甩手,「都說是初中畢業生,可問個簡單的四則運算都不知道,還把高爾基當成中國人。簡直是瞎胡鬧!」

  知識分子都有個拗勁兒,那胖子脾氣更拗。興許是那兩個姑娘拿我的牌子騙了他,把他惹火了,這會兒非一頭撞在南牆上,怎麼說都拉不回來。

  車開動了,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沙上地上。胖子還從駕駛室裡鑽出半拉身子,巴掌拍著車門朝我喊「小夥子,當教師,老實正派是頭一條。不正派,你有多大的學問都不行!」

  白高興了一場,當老師的美夢破滅了,那些科學家、作家、軍官都從我身邊跑掉了,胖子也跑掉了,車輪打起爛泥濺到我身上。我垂頭喪氣地轉過身,卻看見那兩個姑娘正在一座帳篷旁邊怯生生地望著我哩。

  「你們是咋搞的!你看,都是你們……」我把一肚子怨氣發在她們身上。

  兩個姑娘擠在一塊堆,低著腦袋說:「咱們沒辦法,……咱們小學還沒畢業,胖子要考我們,我們說不用考了,我們眼你是同學,一塊兒初中畢了業,是你帶著咱們上這兒來的。後來,沒想到……」

  我看她們眼淚汪汪的樣子,知道她們也知錯了。人掉在水裡的時候,連根稻草也要抓一下,她們決不是有意坑害我。我再沒說啥,拔起腿就朝那大喊大叫的帳篷走。

  「喂,喂,」姑娘叫住我。「乾脆,你帶上咱們倆吧。咱們都是老鄉,你又是個好人,你到哪兒咱倆也到哪兒。」

  我說,「不行。再是個好人,人家看我年紀輕輕的帶著兩個姑娘也犯疑心,你們沒瞧見剛剛那個胖子朝我喊,這不就是個例子?」

  「那咋辦呢?」姑娘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咱們錢也花完了,這兒沒一個熟人,回又回不去」

  我一看她們掉下眼淚,心裡又不落忍了,好歹是老鄉哩。我說:「好了,你們別哭了。在沒找到工作的時候,咱們仨就在一塊兒吧,我還有幾件衣服哩。」

  我跟你說過,爹媽就我一個兒子,所以咱們家雖然是莊稼人,我的衣服可不缺。農業社興旺的那兩年,家裡有點錢就給我置衣裳,爹媽一心想把我打扮得像個人樣兒,送到學校去。唉,想起來,要是咱們國家按五六年那樣發展下去,興許我規在已經當了大學講師了哩。

  我不說了嘛,那時候的尾亞像個自由市場。帳蓬前面喊叫著招工,帳篷周圍就搞小買賣。賣的都是隨身帶的東西,也有倒騰糧票的。當然,幹這種事的全是我這樣的「盲流」,有職業的幹部工人誰搞這個?賣東西的時候不用擺攤也不用喊叫,把東西拎在手上就行了,一會兒就有人過來問你。我先揀冬天不穿的衣服賣,一條藍卡嘰褲子跟一件新新的白布襯衫,才賣了十塊錢。六O年的錢不經花,一碗茶水三毛錢,一碗稀稀的麵條一塊錢,一塊茶杯蓋大的玉米餅子要五毛三個人吃了一天,把褲子跟襯衫全吃光了。

  晚上我回到土坯房的小客店,兩個姑娘也不知在那兒趷蹴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她倆紅著眼晴來找我,說:「咱們把你的好差事給蹬了,就夠對不起你的,再這麼花你的錢,心裡更過意不去。咱倆商量好了,就到招幹體力活的帳篷去報名算了,反正咱倆也沒啥別的能耐。」

  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她們既然自己願意去幹體力活,我只好說:「那你們就去吧。幹不動重的幹個輕省的,悠著自己的力氣。反正總比老家好,還能吃上一口飽飯。」

  她們去報了名,當天下午就坐上大卡車走了。我又賣了件襯衫,跑到她們的汽車那兒,給了她們每人兩塊錢。那汽車旁邊還在喊叫:「來咱們這兒呀,牛奶當水喝呀……」而她們倆在車上卻眼淚刷刷地往下流,我在車下也禁不住難過起來,好像咱們真是同學,真是一塊兒到這人生地不熟的邊疆來的……

  我們開車的司機能在全疆到處跑。好多年以後,有一次我的車停在庫爾勒的街上,前面有一輛卡車在往下卸香梨,那個在車上搬筐子的婦女,我越看越面熟,好半天才想起來,那就是我的老鄉,兩個姑娘當中的一個。她幹活挺麻利,人也比過去胖多了,肯定是結了婚,還生了娃娃,一舉一動都透出能主事兒的潑辣勁兒。我盯住看了一會兒,可沒好意思跟她打招呼。我把車開過去的時候瞟了一眼,那車是農二師一個團場的。大概她倆都在農二師的哪個團場當了農工了吧。

  我呢,當時還留在尾亞。老「盲流」的話把我的胃口調高了。自以為當不成科員,當不成教師,別的需要文化的工作還多得很,總不能跟那兩個小學還沒畢業的姑娘一樣,也去幹體力活吧。晚上,我也湊到一堆「盲流」跟前去聊天。你別說,出門人都有義俠心腸,在外面跑的「盲流」儘管自己經了三災八難,對別人的事卻都挺熱心。大夥兒聽了我的情況,把畢業證書傳來傳去地看了看,七嘴八舌地給我出了好多主意,最後一致慫恿我到哈密去,說在哈密能找到會計這一類的工作。

  會計也不錯!我在中學還學過珠算,於是決定上哈密。

  那時候,尾亞的班車擠得要命,一星期之內別想買到往西去的汽車票。我等不起,兜裡只剩下幾塊錢,衣裳也沒啥可賣的了。我照「盲流」教我的辦法,去尋輛貨車捎個腳。

  停車場在這個帳篷城市的西邊。黃沙灘上橫七豎八盡是車軲轆印,一灘灘油蹟把雪染得烏黑;汽車停得也雜亂無章,約摸有一百多輛,誰愛停在哪兒就停在哪兒。有的車門鎖著,有的司機在車上忙活;有的司機面目和善,有的司機臉上挺橫。那天清早我在車場轉悠了半天,總不好意思向司機開口。太陽爬高了。汽車一輛一輛開動了,我還在畏畏縮縮。正在這當兒,我突然聽到一輛油罐車的司機說的是咱家鄉話,我就站在他車旁邊看著,像對他修車感到興趣一樣。

  記者同志,中國人的家鄉觀念真是根深蒂固,那兩個姑娘因為聽見我說話,才盯上了我,這會兒,我也是聽見這個司機的家鄉話才盯上了他。過了一會,跟司機說話的那個幹部走了,司機也把車檢修好了。他把車蓋蓋上轉過臉發現了我,朝我喊「喂,小夥子,把地上那捅水給我遞上來。」

  我把水遞上去,巴結地問「大伯,您這車往哪兒開呀?」

  這司機慈眉善目,臉紅撲撲的。他一聽我的口音就笑了。「謔,咱們還是老鄉哇!你要往哪兒去呀?」我說我要去哈密。他說他上烏魯木齊,正好可以捎我一段。他說他開的這車不許抽煙,剛剛那個交通廳的幹部要他帶個從「口裡」來的「外調」人員,他想,搞政工的外調人員成天翻人檔案,思謀著怎麼整人,准是個愛抽煙的,還不如把我這個不抽煙的小夥子捎上哩,何況又是老鄉。

  他加好了水,從保險杠上跳下來,叫我趕緊去拿行李。我把小包袱向他晃了晃,說家當全在這兒啦。他又笑了笑,打開車門,摸了摸我腦袋,說了聲:「走吧!」

  咱們車走上大路,就看到那個交通廳的幹部領著一個提黑皮包的人邊跑邊朝我們叫喚……

  不瞞你說,這司機就是我的師父。在車上,我把咱們老家的情況告訴他。他聽著直搖頭歎氣,說全是「大躍進」搞壞的。誰都知道,「太躍進」那陣子,就數咱們老家吹得邪火。他又問我去哈密找誰,有哪門親戚在那兒。我一五一十把我的想法說了,又掏出畢業證書給他看。他說別看不起體力勞動,世界就是工人創造的,所以當工人最光榮。他四七年在老家參軍以後就開車,四九年進了疆,上面叫他當幹部他還不當,轉了業,照舊開他的車。他跟我一路聊得挺對脾氣,還沒到哈密,就決定收我當他徒弟了。

  這樣,車經過哈密,我就沒下車,跟他一塊兒直奔了烏魯木齊。

  這會兒,我師父早退休了。今年他整七十歲,在家成天養個花,弄個草。我經常去看他老人家。他說,你來看我啥也別帶,要有好花,給我討換一盆來。你看見你背後那棵君子蘭沒有?這就是我昨天從一個東北老客手裡面,花了五十塊錢買的。明天給他送去,他一準喜歡!

  我說的這些你不厭煩吧?你們記者愛寫大人物、英雄模範。我這一輩子沒幹過大事,平平凡凡。雖說也受過表揚,得過獎狀,不過那都是咱公司內部的,連《新疆日報》也沒上過。我說的這些,我知道你是不會寫的,寫了也沒哪家報紙登,我只是給你提提神罷了。

  你坐好,前面一拐彎就上山了……

  ……從此,我開上了車。日子就跟車軲轆一樣,轉得飛快;而且是,好日子就像加足了油門的軲轆,一小時八十邁,煩心的日子就像陷到泥坑裡的軲轆,光打轉轉不出來。不管怎麼樣吧,反正一晃就是二十來年。這期間,車也換了好幾輛了。我開的頭一輛是蘇聯的「嘎斯」,後來換了咱們的「解放」,捷克的「司柯達」我也開過,我還開過羅馬尼亞車,這輛「日野」是最近才換給我的。

  汽車的歲數不是按年代,而是按它跑的里程來算的,我覺得人的年紀也應該是這樣。有人活了五、六十歲,平平安安,沒吃過苦、受過難,其實應該說還年輕得很哩,有人從年輕的時候就吃苦,長到三、四十歲又經歷了不少事,那就應該說他很老了。記者同志,你別看一些平平凡凡的小人物,只要是吃過苦的,哪一個人都有夠你寫一部小說的材料。

  就拿我這個開車的來說吧,早先通商的時候,我還到過蘇聯、阿富汗,又到過巴基斯坦。尤其是在幫助巴基斯坦修公路那陣子,幾次事故都差點把我命送掉。在還沒有修好公路的外國崇山峻嶺上開車,真比駕駛宇宙飛船還難!咱們新疆內部呢,那些年哪有這麼平的公路?不是搓板,就是大荒灘。遇上颳風下雨,你一個人掉在路上,叫你哭都哭不出眼淚來。到了冬天,一下雪,公路就像條河一樣,結了一層砸也砸不碎的冰淩。車開到海拔三、四千米高的天山,一上一下,方向盤左一打右一打,每走一米都是鬼門關,鬧不好就連人帶車滑到萬丈深崖下面去。這樣的公路,我在蘇聯、阿富汗沒見過,翻翻資料,別的國家也沒有。人家碰上下雪,都先用清雪機把雪清了,不清雪司機就不開車。所以說,誰是英雄?我看我們中國人都夠英雄的!

  好了,咱別自吹自擂了,說說自己的生活吧。

  我對自己的生活沒什麼抱怨的。一個莊稼人的娃娃,如今開上了大汽車,國家把好幾萬塊錢的東西交給我,光這一點就讓我知道了自己的分量。那些年講出身歷史,咱們車隊還數我清白,所以老讓我出外勤,跑國際公路。我也兢兢業業,生怕辜負了領導對我的信任。可是內心呢,在好長時間裡,總有個冰疙瘩化不開。

  我爹我媽,就在第二年春天修水利的時候死在工地上了。我舅來信說,我媽臨死的時候老喚我的小名,死了以後,從她兜裡還翻出來我給她寄去的兩張匯票。原來她都沒上郵局去取——糧店跟市場上沒糧食,我就是寄回去成把的鈔票也白搭。我舅把這筆錢給她打了口薄木棺材,又把我爹的墳修了修。六四年,我攢了一筆錢回老家,二老雙親的墳上已經長滿了青草,那年栽的楊樹都有胳膊粗了。

  我看了看那天夜裡離開家走的小路,看了看我爹那晚上趷蹴的地方,後來都變了模樣了:小路變成了大路,鋪上了石子,我爹趷蹴的那個路邊如今正是路當中,拖拉機在上面過來過去的。我師父說得不錯:車是要往前開的,兩眼老要盯著前方,偶爾在反望鏡裡朝後面瞧瞧可以,要是一個勁兒往後看,車非開翻不行!所以我還是回來照舊開我的車。

  話雖是這樣說,可世界上再沒有我的親人了,心裡總覺著說不出的孤單。司機跟司機見面的機會少,我收了車他走了,他收了車我又走了,我跟我師父也很難有一塊兒待兩天的時候。以後,又開始了「文化大革命」,連熟人在一塊兒也不敢說知心話,弄得誰也不相信誰了。見了生人,那兩眼更是瞪得像烏眼雞似的,先要惦量這是不是階級敵人?是啥出身成份?哪像現在我跟你這個剛認識的人就能隨便說知心話!人跟人的關係,還不如六O年困難時期親密。記者同志,你說什麼最叫人痛苦?照我看,人跟人的心不能交往最難受。早晨起來,先穿內衣,再套毛衣,又加棉襖,棉襖外面還要來件無形的盔甲把自己裝裹起來,這才出門。每個人都縮在自己那件無形的盔甲裡面,所以一個單位的人儘管多,可都互相熱乎不起來。

  那幾年,我老是悶聲不響的。有一次,師父見了我,說:「你也該考慮結婚啦,都二十六、七,奔三十的啦。有了家,有個知疼問暖的人,興許情緒會好起來。」我一想,也對!咱就準備結婚吧。

  在新疆,尋個女人不容易,這兒男的多、女的少,得慢慢碰機會。幸好咱們開車的四處跑。不久,在達阪城的食堂裡,咱們公司的幾個開車的碰到了一起,吃飯中間聊起了這事,一個司機猛地一拍大腿說:「有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這達阪城就有個剛來的陝北姑娘,我替你說說去。」別人也都瞎起哄,還有個開車的唱起哈薩克民歌:

  達阪城的姑娘辮子長呀,

  兩個眼睛真漂亮!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給別人,

  一定要你嫁給我……

  唱得我心裡癢癢的。好!咱們去看看。

  這姑娘是米脂人,那年陝北鬧災荒,她跟我六O年一樣,也是因為老家沒吃的才跑出來的。「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這句陝西的口語和維吾爾人說的「達阪城的姑娘一枝花」一樣,是盡人皆知的。姑娘二十剛出頭,還是個完小畢業生,長得的確不錯,雖然辮子不長,兩個眼睛睜的挺大。她姨媽在路口擺個茶攤,生活很困難,但也沒提別的條件,光要求給姑娘報上戶口、安上糧食關係。聽老太婆的口氣,她和姑娘並不親,只想把吃閒飯的侄女兒早點推出去。

  這事對我來說不難。領導上一直看得起我,因為不管那派掌權,他都得用我的技術,給我的家屬報個戶口,安個糧食關係還在話下?我們一塊兒去的幾個司機一合計,就跟她姨媽說定了。

  回來以後,師父對這件事很不以為然。他搖著腦袋說:「你不知她的底細,哪能這麼隨便?這是一輩子的事哩。你別著急,讓我慢慢給你找。」我說:「我這些年四處跑,看的人多了,也有了點看人的經驗。這姑娘一臉正氣,不是個輕狂的樣子。我看就是她吧。」其實呢,因為我多少年都沒想到要結婚,一個人悶悶地過日子,經師父給我一點悟,我才發覺結婚是頭等大事,一心想早點把這事辦了,所以這次就沒聽師父的話,跟她結了婚。

  我看你還年輕,結了婚沒有?沒有,好,那我跟你說說這夫妻之道。我結了兩次婚,可以說有那麼一點經驗。

  夫妻兩個人過平平常常的日子,生活當中沒有什麼大事來考驗雙方的感情,那就得憑衣食住上的一舉一動,眼睛神態上的一點一滴來看人的內心。這裡面沒有學問,只能靠你的感覺,拿你們知識分子的話來說,就是一種「直覺」吧。她對你是真心的,就是刷你兩巴掌你也能感到她手掌心是熱乎乎的;她要是對你虛情假意,就是成天把你摟在懷裡喊乖乖,你也會感到她的懷窩冰冰涼。在社會上,好人能夠裝得出來,假積極也能騙張獎狀、撈個黨票,唯獨在家庭裡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過日子,晚上還要同床共枕,感情的好壞是絕對糊弄不了對方的。有的家庭,你別看他們的碟子碗經常磕碰,要仔細觀察他們相互之間的眼睛神態,興許還是有情有意的一對哩。有的家庭,拿書上的話來說兩口子「相敬如賓」,可沒准正在同床異夢。

  這陝北姑娘是個好姑娘,人勤快,針線鍋灶都能拿得起,放得下,跟鄰居沒有一句閒話,從不惹事生非。每個月交給她的錢,怎麼花的,一五一十她都記在小本子上。我收車回去,熱飯熱菜總在桌上等著我;衣裳髒了,破了,不等我說話,早給我收掇好了。可要說感情呢,那是絕對的沒有!

  咱們新疆,先結婚,後戀愛的事多了!你不信你問問那些生產建設兵團的師長、團長,哪個人的老婆不是五三、五四年從山東、河北、安徽招來的大姑娘?就是王震老總對這些打了十幾年仗老戰士的關懷。他們也沒有經過戀愛,來了就結婚,可人家過得全挺好,「文化大革命」裡面。都沒有一個老婆甩掉自己的「走資派」的。感情,是能夠在結婚以後培養的。

  我也學著培養感情。那些年,你也知道,外頭亂哄哄的,想為國家多出力都出不上,只好一心建設自己的小家庭。我打了不少家具,啥捷克式的,波蘭式的,漆得油光鋥亮;還有小沙發、落地燈。反正我出車巴基斯坦的時候攢了一筆錢,每個月的工資也足夠兩口人花的。

  可是,她對我的態度,卻始終像一個傭人對主人的態度,甚至比這還不如。雇來的保姆有時還跟主人笑一笑,她臉上連一絲絲的笑容都看不出來。打的這些家具她從來不認為是她的,我在家不在家,她都不坐坐沙發;我給她買的衣裳,她一件也不穿。我看得出,這不是為了節約,她是有意要跟我拉開距離。碰上我休假,或是收了車回來,兩口子在房裡的時候,她不是想方設法地幹些不必要幹的事,就像受氣包一樣,一個人搬個小板凳坐得遠遠的;兩個大眼睛裡空蕩蕩的,把一聲歎息勻成很長很長的呼吸,悄悄地吐出去。我拉她出去看個電影,她就把脊背對著我:「看啥?老是《沙家浜》《威虎山》!」這話也對,那咱們就聊天吧。可除了家務上必要的事,她跟我別說有一句帶點感情的話,連一句多餘的話都不說。記者同志,不怕你笑話,夫妻兩人,總要親熱親熱吧。在這時候,她就跟個死人穿壽衣時一樣任人擺佈,一點反應也沒有,搞得我又喪氣,又心寒。

  總之,她把人人穿的那件無形的盔甲也穿到家裡來,連晚上睡在我旁邊也不脫。你說這叫我氣悶不氣悶?你看,我是瞎子、麻子呢,還是五官不正呢?哦,你別拿我開心,我怎麼能比得上達式常,人家是最佳男演員哩。不過,我二十七八歲那陣子,自己覺得外表還能看得過去,脾性也好,為人也沒幹過虧心事。那麼,這是什麼原因呢?看起來她又不是天生的冷冰冰的脾性。我成天苦思冥想。老實說,這不由得我不想。我告訴你,家庭的苦惱要比政治上、經濟上的挫折和困難更折磨人。要是在政治上挨了鬥,但有個和和美美的家,回來也能尋點安慰;家裡窮,可老婆好,一家人也會過得高高興興的。現在我碰上了這樣的老婆,簡直比我單身漢時候還苦惱。不瞞你說,我抽煙就是那期間學會的。不但抽煙,連酒也喝上了。當然,每次不超過二百克,因為咱還要開車。

  就這樣,咱們過了小半年。後來,我慢慢發覺,街坊鄰里的大嫂大嬸見了我,老是帶著一臉憐惜我的樣子,神情都有點特別。剛結婚的時候,我收車回來,進了家屬大院,婦女們經常攔住我。拿我們小兩口的事開玩笑。這些老娘兒們,什麼見不得人的事都能說得出口。現在,跟我打起招呼來卻是吞吞吐吐的,在我面前提都不提我老婆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咱們雖然感情冷淡,可從來沒有吵過一句呀!

  好,有一次,咱們車隊到伊犁,卸了貨,晚上都住在綠洲飯店。咱們幾個開車的湊起來,買了幾十串烤羊肉兩瓶伊犁大麯,一邊喝一邊聊。你知道,那時候誰也不敢聊正經事,只有瞎扯淡,說女人最保險。酒喝到半截,大家聊得高興了,那個在達阪城唱哈薩克民歌的司機又扯開嗓子唱起了陝北的《信天遊》:

  提起個家來家有名,

  家住在米脂三十裡鋪村。

  四妹妹和了個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三哥哥當兵咳坡裡下,

  四妹妹埂畔上灰塌塌;

  有心上前說上一句話,

  又怕人笑話……

  於是,大傢伙兒又說到了全中國就數陝北的姑娘最風流,最有情有義,「和」上了一個「哥哥」,那就至死不渝。這時,幾個人都拿我來開心,因為我老婆正是米脂人。正在起哄的當兒,有個喝得醉醺醺的小青年冒出這麼一句:「咳!你要當心哩,只怕你那四妹妹的三哥哥不是你,另有別人哩……」

  這句話一說,酒場上頓時冷下來,別的司機卻悄悄給那小青年使眼色。小青年似乎也知道說錯了話,光低著頭吃羊肉串,不吱聲了。

  這話裡准有話。不管別人再拿什麼玩笑打岔,我也沒興致了。一會兒,那小青年上廁所,我也跟了出去。

  在走廊上,我拽住他的胳膊,問:「你剛剛說那話是啥意思?你別怕,這裡沒你的事。」

  小青年臉漲得通紅,支支唔唔地說:「我沒說啥,那是玩笑……」

  這時候,一個年紀大的司機也跟了出來,說:「既然把話捅出來了,咱們都說開,別叫他鑽在悶葫蘆裡了。走,咱們進房子裡說。」

  這樣,幾個司機把大家知道的情況告訴了我。原來,三個多月前,從陝北來了個小夥子到我家裡找她,鄰居不知道他們是什麼關係,光聽見他們倆在屋裡哭,聲音很低,但挺傷心。咱們公司的家屬大院是一排排平房,百十戶人家,沒有單門獨院,誰家裡有個動靜都瞞不住別人。司機家屬有好些不上班,婦女們來回串門子,少不了說張家長、李家短,而且她們交際廣,又愛打聽,公安局的偵緝隊也比不過她們,不久,她們就收集來了不少情報:這小夥子跟她是同一個村的,剛復員的義務兵,這次特地千里迢迢來尋她,他們之間原先准有什麼瓜葛。現在小夥子在家屬大院斜對面的畜產公司找了個燒鍋爐的臨時工幹。我不在家的時候經常到我家。一去,兩個人就關起門來說悄悄話。

  「你別冒失,也別難過。」司機們勸我,「咱們瞞著你,是因為看你們兩口子過得不錯,弄不好倒成了挑撥你們的夫妻關係了。再呢,你又是個心思很深的人,咱們怕說錯了鬧出大事來。」

  我聽了,喉嚨裡像堵著塊什麼,強忍著眼淚說:「我謝謝大夥兒的好意,其實你們應該早告訴我的。我們兩口子的日子不是像你們外表看風的那樣,我是窩窩囊囊地過了小半年的……」

  開車的聽了我說的情況,都非常氣憤。有的說把那陝北小夥子逮住揍一頓,再趕回老家。有的說,沒那麼便宜,應該送到公安局。年紀大的說,這事別張揚,把小夥子趕走算了,以後她生下個娃娃,興許她能安安生生地跟我過日子。

  我腦子裡亂哄哄的,就跟萬花筒一樣,拼出來幾千幾萬的花樣:歹毒的、善良的、陰險的、光明磊落……都有,可最後還是沒有拿定主意。

  回到家,我更仔細地觀察她。可她還是跟往常一樣,拿書上的話說,是「豔若桃李,冷若冰霜。」花的錢有板有眼,東西整理得井井有條,我想責怪她,都找不到一點茬子,有心把事捅破,又尋不出一句恰當的話開頭。

  後來,因為車要檢修,我在家待了幾天。修完車,該出車了,我剛開出車庫,就發覺變速箱裡有毛病,一換檔嘎嘎地響。那時候修理工不負責任,壞車修不好,好車倒能修壞,還得司機親自動手。這天我就沒出去,修了一上午車。中午,我提著借修理工的扳子回到家,一進門,她正跟那小夥子在一起。

  她坐在床上,小夥子坐在她旁邊的小板凳上,兩個人都低著腦袋,愁眉苦臉地好像在想什麼辦法。見我陡然進來,他們倏地站起來。小夥子一臉驚慌失措的樣子,她倒顯得很鎮靜,一步跨到我和小夥子中間,與其說她用她的身子擋住小夥子,倒不如說她用她臉上的表情向我表示:「你看著辦吧!要打要罵都沖著我來!」

  說實話,儘管我腦子亂哄哄的時候,也有把他們抓住狠狠地揍一頓的想法,但到了關鍵時刻,我只氣得渾身發抖。唉,記者同志,一個人突然遇到一件從沒經過的侮辱,雖然他有道理,也會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小夥子趁我愣神的當兒,颼地從她身後跑了。她這才朝床上一坐,一臉橫下一條心的堅決勁兒。

  我牙齒打著牙齒,連連問她:「這是誰?這小夥子是誰?」

  她先是一聲也不言喘,慢慢地,兩行眼淚從她一對大眼睛裡簌簌地往下直流,滴滴答答掉在她前襟上。她也不低頭,也不別過臉去,也不出聲,就這麼坐著淌眼淚。

  我這個人心軟,見不得別人淌眼淚。她一哭,就把我的火給澆熄了。我把扳子往旮旯裡一撂,一屁股坐在沙發上。我只想著她能說出一句騙我的話,說這是她的兄弟,或者是她的鄉黨,那也就算了。那老司機說的對,把那小夥子好好打發走,然後跟她生個娃娃,以後,就跟大家一樣過日子吧。

  但是,她沒跟我說謊,仍然兩眼垂淚,一言不發。我目光失神,兩手拄著腦袋,幹坐在那裡。看看嶄新的家具,看看式樣新穎的沙發跟落地燈,慢慢感覺到:兩口子沒有感情,家裡所有擦得油光銀亮的東西全跟冰一樣,發出來的光都冰得疹人。這些東西算什麼?就是將來有個娃娃,又怎麼樣?家裡娃娃一大幫的司機,為了兩口子不和而在外面胡鬧的、經常喝得醉醺醺的,我見得多了。司機的工作好,收入高,政治上又沒有誰整他,為什麼還有些人酗酒肇事?你去調查調查,多半是為了家庭問題。

  既然她不說話,我就去找那小夥子。不管怎麼樣,事情我總得搞清楚。我飯也沒吃——這時候誰還咽得下一口飯,一甩手走了。

  小夥子在畜產公司的鍋爐房旁邊,緊靠著大煙囪用土坯砌了兩面牆,蓋了一間土房房。這間房子又像是三角形的,又像是月牙形的,可利用了煙囪的熱氣,還挺暖和。這房子簡直就是建築上的一個新創造。

  小夥子不是個窩囊人。見我推開搖搖晃晃的紙板門進來,好像早知道我要來找他似的,挺客氣地又是讓坐,又是倒茶。「伸手不打笑臉人」,我能怎麼樣呢?總不能一進門就揍人家吧,只好坐下來聽他說話。

  小夥子說,他們倆自小就在一個村長大的,七八歲開始就一塊兒上山扒柴,一塊兒上的學校,十七八的時候,兩人訂了終身,家裡大人也同意的。以後他參了軍,說好復員回來就結婚。可是這期間家鄉鬧災荒,她爹又得病死了,他家也是自顧不暇,這姑娘只好到「口外」來投姨媽。她姨媽明知道他們有這檔事兒,可是看我的工作好,工資高,又能報上戶口,就硬逼著她嫁給我。姑娘呢,眼看姨媽家呆不成了,未婚夫又遠在千里之外,一時失去了主張,就跟我結了婚。然而,姑娘跟他說,她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他。

  小夥子說:「咱們都是年輕人,我坦白地跟你說吧,我來是要她跟你離婚,把她尋回我身邊的,或是回家,或是就在新疆找個工作——來這三個月,我也看了新疆好活人。她呢,雖然跟你沒有感情,可她說你是個好人,又不忍傷你,這就兩頭為難了。最近,我也有點看開了,既然咱們仨都錯了,我就退出算了。可我要跟你說的是:一,咱們沒背著你幹那見不得人的事。二,我和她訂婚在前,你和她結婚在後;咱們倆在一塊兒十七、八年,你和她只生活了半年。你們倆是在沒有感情的情況下結的婚,就現在,你們倆又有多深的感情呢?而咱們倆是在有感情的情況下訂的婚,在部隊的三年,我每天都想著她;所以說,你要叫我一時拋開她不想,也是不可能的。你要能理解這點,那就能原諒我。要不原諒,那你就揍我一頓,可我也不會不還手,因為我沒做那虧心事,我還覺著我滿有道理哩!」

  總之,小夥子絮絮叨叨說的是這樣的話。一面說,一面還從枕頭底下掏出她過去做的肚兜、荷包、布鞋、襪底來證明她對他的感情。大概這是他們陝北人定情的信物吧。我聽著小夥子的話,看著這一攤花花哨哨的東西,心裡酸溜溜的——她一件也沒給我做過。可知道她還認為我是個好人,心裡又暖暖的——這是她背著我說的真心話。我沒把她看錯,她果真不是個輕狂的女人,而是個有情有義的正經女人。可惜的是,她的情義不在我身上。

  不過,我的氣還沒全消下去。我說,「你說你們沒背著我做那見不得人的事,為啥你一見我就跑?」

  小夥子紅著臉說:「你手上拿著頭號扳子,我怕你在氣頭上鬧出事來。」

  我說:「你跑了,你就不怕我揍她?還說跟她有感情哩!」

  小夥子低著腦袋嗜嘟噥說:「那陣子,我正在門外站著哩……」

  正說著話,她急急忙忙地推門進來了,大概她以為咱們兩個男人打起來了吧。看見咱們好端端地坐著,松了一口氣,可又靠著煙囪哭了起來。這次哭出了聲音,哭得挺傷心。

  我和小夥子都不吱聲了,小土房房裡光聽見她的哭聲,聽著聽著,我突然想起尾亞那兩個姑娘。要是那兩個姑娘遇著她這種情況,又會怎麼樣呢?我看還是跟她一樣沒有主張,湊湊合合跟隨便哪個人結了婚,先安下身來再說。她有什麼錯呢?她也沒有錯。不知怎麼,這時候,亂哄哄的腦子裡卻光想著尾亞那時候的情景。

  停了好半天,我終於說:「算了,你別哭了,事情已經搞成這個樣子。現在很明白:我跟他,這兩個人中間你只能跟一個。你現在就決定吧,究竟你跟誰?」

  她還是哭,不說話。我看這一刻她把一輩子的眼淚都淌幹了。過了一會兒,小夥子也嗚嗚咽咽地叫著她的小名說:「你還是跟他過吧。到這裡來,我看見你生活好了,也就放心了。你還咱倆沒緣份,白好了一場,過去的就過去了吧。」

  小夥子的話剛說罷,她哭得更厲害了,可以說是嚎陶大哭起來。這不就等於表態了?何必再折磨她呢?我心裡更憐惜她了,只怪自己沒這個福份。我說:

  「她的態度很明白了。跟我過,她難受,我難受,你也難受。我跟你們一樣,也是從『口裡』盲流來的。這種事,我見的多了,只怨自己老家沒搞好。可咱們中國大得很,只要你們肯下力,沒有絕人之路,在這兒,你們生活會好起來的。你們倆一塊兒過吧。」

  我說完這話,她不嚎了,抽抽搭搭地,情緒慢慢平靜下來。儘管當時我有種好像卸了挑子的輕鬆的感覺,可是想到自己竟然不能得到這姑娘的感情,想到自己的孤單,心裡又委屈,又淒涼,也不禁流下了眼淚。咱們三個,就在這小土房房裡一齊哭。

  我跟她很快就辦開了。這當兒,說啥話的都有,我全沒有聽。事情落到自己的頭上,得自己拿主意。她收拾完自己的東西臨走的那天下午,磨磨蹭蹭地不出門,給我做完最後一頓晚飯,她低聲細語地說:

  「要不,我就在這兒再睡一晚上吧。」

  這是她跟我說的唯一一句帶感情的話。我懂得她的意思。唉,農村的女人,只有用這個來表示她的感激。可這也僅僅是感激而已。我說:「算了,你走吧。我圖的是人心,不是這個。你好好跟他過吧,別再分心了。以後,咱們雖不是夫妻,還是朋友,有什麼困難儘管來找我……」

  可這兩口子真能幹。早幾年,就住在那三角形不是三角形,月牙形不是月牙形的土房房裡脫土坯賣錢。這三年允許私人營業以後,兩口子擺了個小吃攤,專賣陝北小吃。有澇糟,有羊肉水餃——他們叫扁食,要吃便下鍋,調著辣子醋水,有羊肉餡餅、棗兒餡餅,還有油炫烙;有蕎面碗砣,看去黑巴巴的,說要一碗,她便削成片,調上羊肝湯和蒜泥遞過來。我看他們的生意比維吾爾人的烤肉攤還好,眼下已經存了好幾千塊錢了。當然,我沒少吃他們的。我不要,可他們知道我收了車就往我這兒送。現在,咱們兩家經常來往。我愛人每次來烏魯木齊,都要吃她的蕎面碗砣。我勸你也去嘗一嘗,真不錯!他們的攤就擺在兵團開的「百花村」旁邊。

  好,別扯遠了,咱再接著前面說吧。

  我師父從「口裡」開會回來,知道了這事,特地叫師娘炒了幾個菜,把我叫去。他說:「我眼睛沒有看錯,在路上撿著了你這樣一個徒弟。你做得對,做人就應該這樣!」

  我喝了兩杯酒,眼睛紅了。不知怎麼,我心裡總覺得委屈。我師父又說:「你別難過。她本來就是屬￿別人的,不是屬￿你的,你不過是還給了別人罷了。你要認為她本來是你的,是你讓出去的,那就錯了。」

  我說:「我想的不是這個,我總覺得我好心沒個好報。」

  師父說:「這你就更錯了。存著好心想圖好報,那好心也不是真的。做人哪能跟做買賣一樣!」

  我師父說得對。他當初收我這個走投無路的「盲流」當徒弟的時候,何嘗想著我會報答他呢?開車的不像工廠的工人,我們出了師就各奔東西。他的徒弟不少,全新疆都有,有的到烏魯木齊還來看看他,有的人出了師就奓起翅膀飛了,連面也不照。他從不在乎這個,誰來誰不來,隨他們的便。想想師父,我的心也平靜了,也不覺得委屈了。

  可是,記者同志,我跟你說,有過家和從來沒有家可大不一樣。過去,不管她怎麼樣,我收了車總有口熱飯熱水,衣裳老是乾乾淨淨的,人也顯得精神麻利她一走,我成天沒著沒落,心裡空蕩蕩的,不知幹什麼好,好像變得萎靡不振了。唉,記者同志,你知道咱們開長途車的過的生活麼?一年四季老在外面跑,住旅店的時候比在家的時候多。今天跟這夥人一屋睡,明天跟另一夥人睡一屋;旅店的被子又黑又粘,蓋哪一頭都有一股腳臭味。有家的司機都有個盼頭在外面遭點罪不算啥,收了車就回家啦!而我呢,回到家也是冷鍋冷灶,還要去下小館才能吃上熱飯。在路上,我經常看到有的司機停下車來,向路邊的農民買大蒜、辣椒、買雞蛋,心裡又羡慕、又嫉妒。瞧!這是個有家的人。我就是在路上買上好東西、買上新鮮疏菜也沒地方送。

  我懊悔麼?也說不上懊悔。有時收車回來,看到他們兩口子就在鍋爐房前面的空場上脫土坯。兩個人滿頭是汗,又滿臉是笑,朝著我的車子招手。我就感到又暖和,又辛酸,說不上啥滋味,不過不是懊悔。

  以後,日子長了,也就慢慢淡忘了,生活也漸漸習慣了。記者同志,咱們開車的有個好處:可以多見世面,同時,新疆又是個好地方。春天到了,駕著車沿著賽裡木湖跑,看著碧藍碧藍的湖水,看著剛飛來的大白天鵝,看著長滿吉爾吉斯針茅草和馬藺山坡,還有山溝裡挺拔的塔松,心裡什麼憂傷的事也沒有了。到了夏天,第一次能打開窗子跑車的時候,讓天山上的風一吹,人馬上又充滿了希望,又有了勁頭了……

  哦,咱們上到山頂,該下山了。上山容易下山難……不過你別怕,這一條路線我跑得熟熟的……

  你還要聽我講?我第二次是怎樣結婚的?好吧,只要你不打瞌睡就行。那說來也有點意思,那是在我根本沒想到要結婚的時候……

  兩年以後,有一次,我就在這趟線上跑車。那天,風很大,沙石打得玻璃刷刷地響,五米之外不見人。車過庫米什,進了榆樹溝,太陽已經在山背後了。榆樹溝兩邊是懸崖絕壁,中間一溜泉水,沿著泉水瀝瀝拉拉地長著許多榆樹。不知它們有多少年了,很大很大,樹幹彎彎曲曲,上面長滿癤疤,一棵棵都千奇百怪的。樹冠被風吹得搖來擺去,像喝醉了酒一樣。可是這裡風畢竟小得多,有水有樹,沒有飛砂,能見度很好。

  我順著風往前慢慢地滑。遠遠地,看見一個蒙著灰頭巾的婦女摟著孩子坐在路邊上。婦女穿著棉大衣,用衣襟包著孩子,顯得臃腫,看不出她多大歲數,身邊還有兩個提包。我以為她要搭車,把車速放慢了一點。可是,當我開到她旁邊的時候,她並沒有伸出手來招呼,只向我的車窗裡瞥了一眼。

  我開了過去。但是,她的眼光像刺眼的閃光燈在我臉上閃了一下,使我的眼蒙子上老印著她那副表情。那是一種什麼眼光呢?又是懷疑、害怕,又是希望、要求。車子已經跑出去好幾十米,我心裡還不安寧,好像她是我車上掉下去的一包貨,不把她帶上就不能往前跑。

  我把車停了下來。打開門,好大的風!差點把車門掀掉。我捂著帽子,頂著風跑過去,問她「你要上哪兒去呀?」

  她說她要去肖爾布拉克。我說:「哪你還等啥呀?上來吧。」

  她畏畏縮縮地打量著我。這時候,我才發現她是個上海「知青」。她穿的不是普通的棉大衣,而是那時候挺時興的鐵灰色風雪衣,蒙著大半拉臉的圍巾也是拉毛的。懷裡的孩子那時只有四歲,白嫩的小臉蛋凍得青紫青紫的,埋在他媽的風雪衣裡,用驚惶的大眼睛怔怔地盯著我。

  這時,溝口外又來了一陣風,從溝底下穿過去,把老榆樹刮得呼呼叫。我沒穿大衣,冷得索索發抖,連聲催她上車。她還是猶猶豫豫的,反而把孩子摟得更緊了一點,好像我要搶她似的。

  我知道她為什麼不上車。唉,記者同志,不瞞你說咱們司機裡也有敗類,把搭車的單身婦女拉到中途尋個山坳坳或大戈壁,說是車拋了錨,賴著不走,讓女的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只好讓他占個便宜,滿足他的淫念。還有的司機愛帶個姑娘媳婦,他倒沒十分壞的心,就圖在路上說個笑、逗個樂。上海「知青」都是機靈人。他們探親回南疆,一般都在大河沿下火車,為了省錢,然後就一截一截搭便車。要是一對夫妻或有一夥人,他們總是叫女的在大路上攔車。車停了,男人才從藏著的溝裡爬出來。這就說明咱們司機在上海「知青」眼裡是什麼人了。這個女「知青」,准是在等班車或是等個年紀大的司機開的車,要不就是等駕駛室裡還有別的女人的車。對我這樣一個單獨駕車的年輕人,她是不放心的。

  風刮得越來越猛,太陽完全沉到山下面去了,搖來晃去的榆樹枝變成了黑朦朦的一片。她錯過了我的車就很難搭上車了。我趕忙從工作服裡掏出駕駛執照,在她眼前拍了拍,說「你要不相信我,把駕駛執照拿去押在你那兒好了。最後一趟班車也過去了,再等別的車還不一定帶你,而且後面也沒啥車了,我知道的。你不顧惜自己,也得顧惜孩子,看他凍得啥樣子!快上車吧。」

  她沒有拿我的執照,焦急地看了看孩子,又眯起眼睛看了看我,總算帶著無可奈何的神情站了起來。我幫她拎著提包,急急忙忙把他們推進駕駛室。

  我帶過很多人,也捎過三四歲、四五歲的孩子。這樣大的孩子在駕駛室裡沒個老實勁,不是摸摸變速杆,就是動動儀錶盤,要不就瞅著窗外亂喊亂叫。奇怪,這孩子卻一聲也不言喘,躺在他媽懷裡一動不動。走了一會兒,窗外的天一下子黑了,新疆就是這樣,天說黑就黑。這時,孩子開始劇烈地咳嗽起來。那婦女也驚慌了,不停地摩挲著孩子,翻過來掉過去地把他包嚴實。我抬起腳鬆開油門,聽了聽,那孩子喘得很厲害。我伸過手去一摸,孩子的腦門子熱得燙手!

  「哎呀,不好!」我說,「這孩子病了!」

  那婦女沒有跟我搭話,突然小聲嚶嚶地哭開了。

  孩子喘著,婦女哭著,我心急火燎地加大油門。前面,烏什塔拉星星點點的燈光出現在山坳裡。烏什塔拉是個只有三五戶人家的小鎮,晚上跑路的車一般都在這裡過夜。可是我沒有停,刷地一下從這個只有幾幢土房房和一排招待所的小鎮穿了過去。

  「停車!停車!」那上海女「知青」猛地大聲驚叫起來,一邊用力拍著車門。

  我說「你別怕。現在咱們得趕緊找醫院。烏什塔拉我比你熟悉,這兒連個赤腳醫生都沒有。」

  婦女連哭帶喊,還騰出手來拉住我的胳膊。「你別管!你別管!我要你停車,我要你停車!」

  我一隻胳膊被她拽住了,只好用一隻手掌著方向盤。前面又是個拐彎,我緊張地說「你別怕!我告訴你別怕,我不是個壞人真的,我不是個壞人……」我懊悔我那些獎狀沒有帶在身邊,不然也可以對付一下。

  「不!不!」婦女還是驚恐地叫著,「你要把我拉到哪兒去?我求求你,你停下來!我求求你,你停下來!……」

  拐彎快到了。那彎子的一邊是山,一邊是深溝,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我掙扎著想把胳膊抽出來,她還是死拽住不放,好像拉住我的胳膊就把車拉住了一樣。我惱火地吼道:

  「我不知道在烏什塔拉休息呀?!你不累,我還累哩!我現在要把你們拉到焉耆去找醫院……我求求你,你鬆手……你鬆手,我拿個東西給你看!」

  婦女大概在燈光裡也看出了前面的危險,把手鬆開了。我順利地拐過彎,從車座下掏出一個白磁茶缸,嘴唇哆哆嗦嗦地說:「喏,你看,這是我的獎品……我跟你說,我不是壞人。你放心吧,你把孩子抱好……我求求你,你別鬧騰了。」

  我當時的行為一定非常可笑。這白磁茶缸能證明什麼呢?上面光用紅漆寫了個「獎」字。這種東西幾乎人人都有,什麼也證明不了。但是,也不知道是這白磁茶缸居然發揮了作用,還是這女「知青」在這會兒只好聽天由命,她終於安靜下來,緊緊地摟著又咳又喘的孩子,讓我把車平安地開到焉耆。

  那時候的醫院,不用我說你也知道,半夜裡想找個大夫比海底撈針還難。我把車在空蕩蕩的焉耆大街開來開去,轉了一家醫院和兩家診療所。房子裡都亮著燈,值班的卻不見,叫破嗓子也沒人應,反而耽誤了將近一小時。

  「媽的!走!」我氣呼呼地爬進駕駛室。「上庫爾勒!那兒有一個我認識的大夫。」

  這當兒,孩子的呼吸微弱下來,額頭上滾燙,身上還打著冷戰,已經處在昏迷狀態。婦女直淌眼淚,藍色的路燈照著她亮晶晶的淚花。她一點主意也沒有了,只好由著我的主張。

  我加大油門,飛也似地撲向庫爾勒。一路上,只聽見風在縫隙裡尖厲地叫,眼前的公路像立起來了一般,往我們面前直挺挺地倒下來;公路兩邊黑漆漆的陰影一閃而過。路上已經沒有車,誰也不妨礙我把行車速度加快到最大限度。我還從來沒有開過這麼快的車,只覺得前車輪在我手掌心裡蹦蹦地跳,好像隨時會飛出去一樣。我煙也顧不上抽了,兩手捏得汗都冒出來,深怕駕駛盤從手中滑掉。

  車翻越了賀拉山,到了孔雀河邊,水箱裡的水沸騰了,車子嘶嘶地直叫,像一匹被追趕得喘不過來氣的馬。我跳下車,一面說:「你別怕,別怕,前面就到庫爾勒了。」一面拿出榔頭,敲碎了一塊冰,把冰沫子撒在散熱器上。

  我深更半夜把車停在這荒郊野外,婦女又露出害怕的樣子,在車座上摟著孩子縮成一團。我沒有滅大燈,幹這些事儘量離她遠一點。等我上了車,婦女好像松了口氣,第一次用依賴的語調小聲問:「到庫爾勒能找到醫生嗎?」

  我說:「能!」

  記者同志,人只要取得了別人的信任,就有股力量催他非要把那事情辦成不可。我心裡想,就是醫生鑽到炕洞裡,我也要把他揪出來!

  車到庫爾勒,已經是淩晨了。我沒有開向醫院,直奔到我認識的那醫生家去拍門。

  「誰呀?誰呀?」拍了半天,醫生醒了,好不高興地問。

  我說:「我呀!你忘啦?……」

  這醫生是四川人,去年探親回來,又是棕箱竹籃,又是木器家具,撂在大河沿找不到車,眼看要變天了,急得團團轉。那次是我幫他拉回家的。當時他千恩萬謝,一定要給我點什麼,我沒有拿,他就說,以後有事找他,他絕對幫忙。這回果然用上他了。

  醫生穿好衣裳開開門,迷迷胡胡地:「是哪個的娃兒?是你的娃兒麼?」

  我看了看坐在車上的婦女,說「不錯,是我的!你快點吧!」

  這一下,醫生清醒了,抖擻起精神,忙著找值班的,找護士,找司藥,終於把他們母子安頓在病房裡。

  沒有我的事了。我把車開到「二招」,放了水,尋個房間打了個盹。天一亮我就上了去阿克蘇的大路。

  一個星期後,我從喀什回來。我想,雖然不是我的事,也應該去謝謝那個醫生。我提了五十斤有名的阿克蘇香稻米,跑到醫生家去。

  矮個子醫生一見我,就指著我鼻子笑開了。「你搞的啥子名堂喲!」他說,「那上海『埃亞拉』(埃亞拉:維吾爾語,婦女的意思。)說根本不認識你,還要當人家娃兒的爸爸哩!人說『車船店腳牙,不死也該殺』,你也是沒有一句實話,害得我那晚上連覺也沒睡好。」

  我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又問孩子後來怎麼樣了。

  醫生笑著打趣我:「你的娃兒好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卸了車,晚上沒事,聽著招待所裡的人亂拉胡琴、亂唱「樣板戲」,心裡也好像那胡琴的弦子一樣瞎跑調,總也靜不下來。乾脆,去看看孩子吧。

  我提著兩筒罐頭走進病房,一眼就看見她坐在孩子旁邊。孩子躺在床上,正指手劃腳地跟她咿呀咿呀地說話。這時,我才看清她。她並不是「羊杠子」,頂多只有二十六、七歲,一對大眼睛,臉皮黃黃的,神情帶著一點憂傷。當她俯下身看著孩子的時候,我發現她是個很溫柔善良的女人,和那晚上發瘋似地拽著我胳膊時完全不一樣。

  她抬頭看見我站在床前,眼睛忽然一亮,不好意思地說:「那晚上對不起你。我是……吃虧吃怕了。」

  我說:「沒有啥!孩子怎麼樣了?」

  她說:「孩子是急性肺炎,醫生說晚來一步就完了。那晚上虧得你……」

  她一臉感激的樣子,眼睛裡也潮潮的。我倒難為情了,就低下頭來逗孩子。

  這小男孩顯然是在上海長大的,說一口上海話,細皮白肉,長得跟他媽一模一樣。玩了一會兒,我問他:「你長大了想幹什麼?」

  孩子一字一板地說:「我、姆、媽、叫、我、長、大、了、當、叔、叔、格、樣、的、司、機!」

  我的鼻子裡像一下子滴進了醋,眼睛倏地被淚水蒙住了。為了不使眼淚流下來,我別過頭去,假裝哈哈大笑了幾聲。這孩子的話比任何獎狀、表揚都使我感動。這時,好像有一隻細嫩柔軟的小手在揉我的心,把我心裡所有的話都擠了出來,一股腦兒湧在我的喉嚨上,反叫我說不出口。

  孩子用小手指頭勾著我的手指頭,問這問那。我胡亂地應承著,心裡卻產生了一種對這孩子不可推卸的責任感,好像他就是我的兒子。是的,他就是我兒子!他將來會遇著什麼事呢?他從黃浦江邊的大城市一下子跑到這滴水貴如油的戈壁灘能習慣嗎?上海「知青」的生活我清楚。頭一批來新疆的上海「知青」就是我們車隊拉的,全是十七、八的姑娘小夥子。他們在車上舉著紅旗,唱呀笑呀,見了硝鹼地說夏天也下雪,見了毛驢也高興得不得了。第二年,他們有回家探親的,坐在我的車上就哭開了。後來,搞了七、八年,「知青」都不年輕了,像她這樣的,在人眼裡已經成了「羊杠子」,但是住的還是地窩子,吃的還是老鹹菜,喝的還是澇壩裡的積水……唉,這些情況我不說你當記者的也比我瞭解。那時候,我也沒到有個「四人幫」,更想不到會打倒「四人幫」,以為他們的日子只會這麼捱下去,那麼,這孩子在這裡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你們不是去肖爾布拉克麼?」我說,「明天我送你們去!」

  她的臉紅了,低著頭說,「順路麼?哪能再麻煩你……」

  我說:「順路不順路你就別管了。明天你收拾好東西等我。」

  實際上,是這小傢伙用他那小手指頭把我的心勾住了。我想隨著他去見見他爸爸,跟他爸爸交個朋友,以後他們有什麼困難我能照應一下。

  第二天,我跟一個同志換了貨,讓他拉著博湖出的葦席回烏魯木齊,我拉一車化肥向南,向尉犁。

  我去醫院接她。他們已經收抬好了。她圓圓的臉裹在拉毛圍巾裡笑著,眼睛挺亮挺亮。孩子伸出手來要我抱,在我懷裡,又回過頭去跟護士說「阿姨再見」。啊,這一天的太陽多麼好!我從來也沒有過這麼高興的一天,好像是我把剛生了孩子的老婆和剛生下來的兒子從醫院接回家似的。

  上了路,孩子更活潑了。果然和別的孩子一樣,一會兒摸摸變速杆,一會兒摸摸儀錶盤;他從來沒有坐過大卡車,看見什麼都新鮮,嘴裡不停地問些天真的話。我第一次覺得這小小的駕駛室裡這樣有生氣,也和孩子一樣,第一次發覺我天天摸的這些東西竟這樣有意思。這天,馬達也轉得特別歡暢,簡直像在唱歌硬繃繃的座墊的彈性也特別好起來,稍微一彈就會把我的頭彈到車棚上去。

  十點多鐘,到了群克。卸完化肥,我買了幾個麵包,關上車門,說

  「走吧,咱們上肖爾布拉克!」

  這一條路線不知你走過沒有。這是逐漸地深入到塔里木盆地,也就是塔克拉瑪幹大沙漠邊緣去的。很多地段經常被沙子埋住,只有從車轍上才看出一點路的痕跡。這一帶的地名有的叫「艾肯布克拉」,有的叫「必爾阿塔爾布拉克」,有的叫「克孜勒布拉克」……這「布拉克」是漢話「泉水「的意思。你可別以為這兒的水多,相反,正是因為水珍責才取這樣的名字,就像甘肅乾旱山區的地名多叫「喜集水」、「營盤水」、「一滴泉」一樣,你就可想像,這條路是越走越荒涼。開始,還能看到瀝瀝拉拉的胡楊和紅柳,不一會兒,刮起了風,窗外一片黃沙,車就像在霧裡行駛,外面什麼也看不見了。

  汽車越走越慢,孩子失去了興致,躺在她懷裡睡著了。她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我說

  「來,咱們把他安頓得舒服一點。」

  我把車停下,在車座背後給孩子墊了個窩,讓他睡在裡面跟睡在搖籃裡一樣。孩子在我背後打小鼾,小鼻子小嘴呼出的小氣氣噴在我的脖子上,叫我癢癢的,別提有多舒服了。

  一望無際的黃沙,只有我們這輛車像只小蟲蟲似地爬著。這樣,外面就有一種無形的壓力,使車裡的人互相親密起來。走著走著,她細聲地歎了口氣,好像自言自語地說:

  「看,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是的,這地方可真不怎麼樣。我問:「他爸爸呢,他會到鐵幹裡克來接你們嗎?」

  她半晌沒回答,最後,忽然說道:「他沒有爸爸。」

  「啊!」我又有點驚奇,又有點意外的高興。「那麼……是怎麼回事?」

  她朝我淒涼的微微一笑,隨後皺著眉頭說:「這件事,我們家裡的人都不知道……但是,我總想告訴一個人。不說出來,我心裡老憋得慌……」

  原來,她的家庭是資本家,六四年她高中畢業,學校敲鑼打鼓地把他們送上火車,她是抱著改造自己、建設邊疆的決心到新疆來的,剛來的時候還當文化教員。可是,到了六七年,一批「造反派」奪了她們團場的大權,就把她下放到連隊勞動了。以後,當然越來越受到歧視。有一天,當了連長的「造反派」頭頭突然看得起她來,叫她拿上槍跟他一塊兒去荒灘上打黃羊。打黃羊是為了改善連隊的伙食,每個星期都打,不過只有出身好的民兵才有扛槍的資格。她當時興奮得不得了,以為自己在貧下中農眼裡算是「再教育」好了,跟著這小頭頭跑出老遠。結果被小頭頭在一片紅樹林裡欺負了。不久,她發覺自己懷了孕,但既無處控告,又沒法流產,更不好意思說出口,只好回上海生下這孩子。為了不使爸爸媽媽傷心,還扯謊說她在新疆已經結了婚。這孩子一直放在她家裡,直到前不久,上海搞「批林批孔」,又刮起什麼「紅色颱風」,把她爸爸媽媽掃地出門,趕到鄉下去,她不忍心再拖累他們,才把孩子領回來。

  她說,「我要把他養大,孩子是沒有罪的……同學們都勸我別領回來,我一定要帶。我什麼苦都吃過了,在我眼裡,已經沒有再困難的事情。」

  「那個壞傢伙呢?」我這才明白那晚上她為什麼那樣膽小,氣憤地問她。

  她苦笑了一下,說:「他早不知調到哪個團當保衛科長去。」

  生活裡常有這樣的事:你會把你的秘密告訴不相干的人,告訴陌生的人,就像我今天跟你這樣。她說得很從容,不動感情,就如同說別人的事。我知道她是說給我聽,更是說給自己聽:她既不是想引起我的同情,也不是想求得我更大的幫助,她是要把自己過去的生活捋一遍,以應付更大,更多的困難。她這種口氣就表明了這點。

  雖然她很平靜,但她的話卻在我腦子裡引出一幕一幕這樣的情景:她怎樣天真地笑著跟那個人跑,還自以為光榮地扛槍……以後,嚇得撂下槍尖聲大叫……以後,在女宿舍裡怎樣東蓋西掩,抬不起頭來……以後,怎樣來回幾千里地奔波……以後……不錯,她們現在住的還是地窩子,吃的還是老鹹菜,但是能怪他們麼?光這樣生活過來就不容易了,就夠有英雄氣概了。我別過頭看了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神很深沉。不像那晚上淚水漣漣的。我相信她能做到她說的話,在她眼裡的確是再沒有困難的事了。

  正因為這點,使我不由得產生一種對她的欽佩和憐憫的感情,我關心地問她:「那你為什麼不真結婚呢?」

  她說在他們那兒已經沒有單身的上海小夥子了,可她又不願意跟外地人結婚,儘管有很多上海姑娘嫁給了外地人。她說如果嫁給外地人,那連能夠活動回上海的一線之機都失去了。

  我大著膽子說:「我也是從『口裡』來的,我的經驗是:日子好過不好過,不在於在什麼地方,而在於跟什麼人在一起。」

  她笑了笑,說:「這話是老生常談了。」

  我說:「巴基斯坦有句諺語:『見了貓趕快跑,這是老鼠的老生常談,可對老鼠來說,卻是千真萬確的真理』。」我說:「有好些生常談,對人來說也是真理。」她朝我看了一眼,輕輕歎了口氣:「你說的也許有道理,可是真理和實際總有距離。」

  幸好,我們是空車,太陽快沉下戈壁的時候,總算爬到了肖爾布拉克。這是沙漠裡的一片綠洲,風景很好,土地也肥沃,可是全叫那些欺負她那樣的人給糟蹋了。來車旁邊接她的一群上海「知青」,男男女女都有一肚子牢騷。一個穿得邋裡邋遢的,人家叫他「美國兵」的上海小夥子,拍著我的肩膀說:

  「謝謝你啦,師傅!要在上海,總要請你上『老正興』,愛吃西餐,請你上『紅房子』。可在這兒……他兩手一攤,表示一點辦法也沒有。

  我知道我在這兒住下一定會使他們為難——吃沒吃的,住沒住的,她剛回來,也需要收拾一番。我說:「我回鐵幹裡克有事,就不殊煩你們啦。」

  孩子跑過來拉著我的手,嚷嚷說「你也住在這裡,我不讓你走!」

  我蹲下來,摸著他的頭說:「叔叔還要去拉東西哩,好多好多東西都在等著我去拉。你乖乖地跟媽媽在這裡。」

  他偏著小腦袋,想了想,又問,「你還來嗎?」我說,「我還來。」「叔叔還開著車來?」「我還開著車來。」「一定來?」「一定來。」這時,她站在孩子旁邊。我站起來,又像是對孩子,又像是對她重複了一遍:「我一定來!」

  回到烏魯木齊,她和孩子的影子老印在我腦子裡,怎麼也磨滅不掉,一天喪魂失魄的,好像心丟在肖爾布拉克了。我師父回來以後,我跑到他那兒去,把我的情況和我的心情一五一十地向他老人家端了出來。「好!」我師父一拍桌子,「你不去找她還找誰?!『肖爾布拉克』,漢話是『堿水泉』的意思。在堿水裡泡過的資本家小姐,比金子還寶貴!」

  我買了好些年貨,又特地買了好幾輛不同的玩具汽車,搭上同志的車,在大年三十終於趕到鐵幹裡克。我頂風冒雪走到肖爾布拉克,推門進她「家」的時候,正是他們上海人吃「年夜飯」的時候……

  後來,她老要反反復複地迫問我「你為什麼要愛我呢?」

  我說:「我總覺得,愛,是說不出米『為什麼』的。我挺愛看評劇,可《劉巧兒》裡的一段唱詞我卻聽得不順耳。什麼『我愛他,能寫能算,能勞動,回家來,他能給我做先生』。愛,哪會有這樣冷靜的分析,哪能這樣稱斤論兩。不瞞你說,我結過一次婚……」我把我跟那陝北姑娘的前前後後告訴了她。我說:「客觀地看,不論從哪方面來說,我都比那陝北小夥子強。可那姑娘偏偏不愛我,偏偏願意跟那小夥子受苦。住在窩棚不像窩棚,窯洞不像窯洞的破房房裡,夏天脫土坯曬得臉蛻皮,冬天糊火柴盒糊得手裂口。這是為什麼?我過去也搞不懂,老納悶。現在我明白了:這就是愛情!我對你,也就和那陝北姑娘對那陝北小夥子一樣,你又怎麼能叫我說出個『為什麼』……」

  她聽了,眼睛紅紅的,真點頭說,「我也有點明白了……」好了,前面就到你要去的地方了!你在哪兒下車?……沒關係,我送你到門口……

  現在?現在當然都好了。她在肖爾布拉克中學當副校長,每年寒暑假,他們就上烏魯木齊來。我呢,領導照顧我,專跑這條路線,一個星期能回家一趟。孩子已經上中學了,不過他不再想當汽車司機了。他的理想是當作家,他說他將來要寫我和他媽媽。我說,「我和你媽媽又不是英雄,而且有好些經歷是不能寫的,寫了人家要批你,說你寫了陰暗面。」他說:「爸爸,這你就不懂了,文學的生命是真實。我認為你和媽媽都是真正的人!」嘿嘿!記者同志,我也不知道這小傢伙的話對不對。

  她爸爸前年落實政策了,又補發了工資、定息。要是不跟我結婚,她完全可以辦回上海去。有一次,我一高興,多喝了兩口,我說:「你看,你懊悔了吧,要不跟我結婚,不就回上海照樣當小姐了麼?」

  她當時沒說什麼,晚上睡在我旁邊卻嚶嚶地哭了,說:「你說的針麼話?!你不是說了嗎,『日子好過不好過,不在於在什麼地方,而在於跟什麼人在一起』。我為什麼非要回上海當小姐不可?你把人看扁了。」我知道這個玩笑開重了,哄了半夜才把她哄笑。從此,我再不喝過量了……

  啊,肖爾布拉克,肖爾布拉克!堿水泉,堿水泉,記者同志,從我這一輩子接觸的人來看,不單單在堿水裡泡過的她是寶貝,凡是吃過苦、喝過堿水的人都是咱們國家的寶貝,都有一顆金子般的心!你說是不是,記者同志?

  …………

  《文匯月刊》1983年第2期

  獲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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