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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卷三 第八章

  漸近黃昏的晚年,在對燈獨坐的沉重時刻,郜明不止一次地嚴厲審視過自己的一生。在審視中,他時不時地問自己:在往昔,在那些置身革命鬥爭的非常歲月裡,他真的從未懷疑過黨嗎?真的像一個齒輪或一顆螺絲釘一樣隨著黨的機器轟隆隆運轉麼?他有沒有過迷惘的時刻?是否產生過讓齒輪停止運轉的念頭?

  有過。有過這樣的非常時刻,也有過這樣的念頭。

  1937年10月的那個早晨是不該被忘記的。當郜明和上百名政治犯站在監獄的天井裡,聽外面黨組織派來的代表作形勢報告的時候,深刻的懷疑第一次產生了。那位代表的模樣郜明至今還記得很清楚,高高瘦瘦的,約莫四十來歲,刀條臉,鼻樑上架著一副金絲眼鏡,好像姓王。獄中有個難友認識他,說這位王代表確實是共產黨人,曾當過山東省委組織部長。王代表向他們宣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全民族抗戰的指示,要求他們服從組織決定,履行手續,出獄工作。

  郜明記得,那是個陰暗潮濕的日子,看不到日頭,看不到陽光,四周一片灰濛濛的,使人感到無比壓抑。高牆電網外隱隱傳來一陣陣轟隆隆的響聲,鬧不清是交戰的炮火,還是壓抑在低空中的悶雷。是秋天了,按說不該再有雷聲。

  大家都沉默著,好長時間沒人說話,誰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外面的抗戰形勢,難友們多少是知道一些的,郜明被捕前就聽說過中央有再度實行國共合作的意向。然而,此時此刻,當這種意向真的變成現實的時候,郜明和難友們又覺著難以置信了。出於高度的革命警惕,郜明第一個本能反應是:這很可能是一場騙局,那位姓王的可能代表的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此人是要把他們拖下水。

  王代表見大家沉默著,一個個無動於衷,有些著急了,紅著眼圈說,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現在為了國共合作共赴國難的大局,同志們應該相信中共中央,相信組織,應該無條件服從黨組織的決定,出來工作,為全民族抗戰作出新貢獻。繼而,一個穿西裝的國民黨官員也講了話。官員說,中共現在已具有合法地位,隸屬于中共的紅軍即將編入國民革命軍戰鬥序列,此後大家應該擯棄前嫌,為民族之生存,國體之維持而共同奮鬥。見下面仍是一片死寂,官員又說,獄中與世隔絕,大家也許會感到突然,這並不奇怪。從今天開始,大家可以多看看報紙,看看中共有關國共合作的文告。凡願意接受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履行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之義務者,均可在草擬好的聲明上簽字,然後出獄工作。

  報告會一散,各個號子沸沸揚揚亂作了一團。獄中的種種跡象證明,那位姓王的代表和國民黨官員講的話是真的。關押政治犯的號子從那天早晨開始不再落鎖,難友們串號來往不再被禁止。看守們的態度也好多了,有些看守還私下向自己的犯人道歉,講好話,要求日後給予關照。

  當天,獄外秘密渠道的消息也傳來了,履行手續出獄,確是黨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不論感情上能否接受,能否理解,都要堅決執行,先出來再說。郜明和幾個謹慎的難友問,如果日後出問題誰負責?回答也是明確的,這是中央的決定,有問題中央負責。大家的思想這才統一了,第三天下午,當那位姓王的代表再次出現在監獄的時候,難友們不但履行了手續,而且和那位代表一起高呼起了「擁護領導抗戰的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擁護三民主義」的口號。

  誰也沒想到要呼這些口號,一切全是在倉促而激動的氣氛中自然而然完成的。那位王代表講完話,揮起手臂呼口號的時候,大家就不約而同把手臂揮了起來,跟著高呼了。就像主機運轉帶動了大大小小一系列齒輪,合理得不能再合理了。

  郜明本能地拒斥著這一切,既沒有舉手,也沒有應和。他木然地在人群中呆著,一瞬間突然覺著這世界和身邊的這群人都十分陌生,他似乎不是在實實在在的土地上立著,而是在沒根沒底的半空中飄著。

  怎麼會這樣?為什麼會這樣?郜明問自己。難道這一切都是必須的麼?難道和國民黨蔣介石進行了十年武裝鬥爭的中國共產黨不擁護這個委員長和他的國民政府,就無法完成抗戰嗎?紅軍變成國軍,和當年共產黨變成國民黨又有什麼區別?誰敢保證1927年的血淋淋政治悲劇不再重演?

  更令郜明難以接受的是,現實反差給他個人和難友們造成的屈辱感:他和他的難友們現在的身份還是囚犯,他們不是在自由世界裡,而是在監獄的圍牆電網下——蔣委員長監獄的圍牆電網下擁護蔣委員長的!這無論如何都顯得荒唐,甚至有些無恥。郜明認定獄中那些看守們正在暗中嘲笑他們,他們一定會說:瞧瞧這些共產黨分子吧!他們是喊著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口號入獄的,現在卻在擁護蔣委員長,擁護三民主義的高呼聲中走出了監獄,他們全都悔過自新了。

  他沒有悔過自新,沒有,從來都沒有。他還是被捕時的那個他,當年他振臂呼出的「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中華蘇維埃萬歲」的口號依然在他腦海裡不斷盤旋,郜明覺得,他只要一張嘴,這些盤旋的聲音就會在這混濁的空氣中震顫。

  可悲的是,黨不再需要這些激情的階級鬥爭的高亢聲音。党的機器發生了變向運轉,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了,階級矛盾必須調和,而不是激化。他只要隸屬於這部黨的機器,就不能不隨著向同一個方向轉動,不管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不管他個人的感情能不能接受。說穿了,他個人的感情是微不足道的,黨的選擇則是至高無上的,他作為一個黨員,只能也必須服從於黨的利益選擇。

  當天黃昏時刻,郜明強忍住悲憤的淚水,拖著沉重的腳步走出了監獄的大門,出去後根本沒按照規定找黨組織報到。他第一次面對著喧鬧的世界,面對可能出現的千萬種選擇問自己:離開了黨的機器和黨的決定,他能否活得更好一些?他生命的存在是否會更有意義?

  在那短暫的幾天裡,郜明的思維離開了黨的軌道,在一片迷亂的星空中亂飛亂撞。其結果是不斷撞痛自己的心,也撞痛了淩鳳。他想做一個好丈夫,為淩鳳,也為自己好好活著,淩鳳卻不領情,偏說他病了——得了消沉病。淩鳳給他開的藥方是,趕快找黨組織報到,接受新的工作任務,在實實在在的工作中適應新的形勢,跟上黨的新路線。

  在妻子淩鳳的一再催促下,郜明才找組織報了到,參加了三天的形勢教育和政治學習,然後被派到他所熟悉的清浦市從事國共合作的抗日救亡工作。於是,他帶著深刻的懷疑和憂慮,又和當年的老對手安忠良打上了交道。

  這是1937年10月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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