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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打開的書

　　記得從懂事起，我便置身在一個四壁是書的房間裡。古今中外，應有盡有，那是父親的財富，但我卻很少讀它們。我喜歡讀小朋友們淺顯的書。那些童話。我喜歡無憂無慮。玩兒。我從未想過當作家，像我父親那樣。我覺得那一定是個很沉重的事情。四季都不得安寧，沒有休息日，像飛轉的輪子一樣永遠不能停下來的生活是可怕的。

　　後來，我在十二歲的時候開始經歷磨難。那是一種生命的創痛，是我無力逃避的苦難。打倒父親的大字報像影子般四處追逐著我，我覺得心頭壓著烏雲，始終抬不起頭來。從那時起，我便開始真心真意地寫日記。我每天都寫。一頁一頁地寫，寫我的心情和苦難，寫我如何傾慕那些戴著紅袖章的勇士們。後來，我發現在這樣的寫作中我不再憂傷。我獲得了一種解脫，因而變得輕鬆起來，不再心事重重。漫長的持之以恆的日記使我的生活變得豐富。我捕捉每一個瞬間所傳導給我的內心感受，我因此變得敏感而細碎。這是後來我的男友最最不滿意我的地方，而他的方式很簡潔。他試圖改變我，但在改變的途中，他說他已很累而且很無望。

　　我便是這樣長久地記下去。一個一個的日記本摞上去。越摞越高。那是我真正的生活，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寫日記實在是沒有任何功利意味的，如果非說有，那就是對生命本身的一種功利。因為它調整了我生存的平衡。其重要的程度，是我如果不能用日記排遣我內心苦痛的話，我便不敢相信我能平安無事地活到今天，我的日記的確不含功利，因它們不是作品，不可以拿去發表賺錢，不可以公諸於世以展示精神的境界。

　　我的有些日記寫得很好，常常感動我自己。慢慢地我在日記中成熟並文通宇順神采飛揚起來。也許就是日記培養和造就了我，這種經年累月的寫作方式，使我終於在恢復高考的那一年，以最優異的作文成績考上了南開大學中文系。

　　四年中我讀了很多很多的書，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讀書筆記。就是從那時開始，我萌生出想當一名作家的願望。我並且相信我能成功。我充滿自信。我回顧往事的時候，發現其實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最後全都做到了。譬如我想在八年的工作生活之後考上大學，我便考上了；譬如我想成為大學裡最優秀的學生，我也做到了。那麼，如果日後我想成為一名作家呢？而且成為一個好的作家呢？

　　於是，當我女兒開始咿呀學語的時候，我便開始了寫作這件事。那是1985年的前後。我已過了三十歲。

　　開始寫作的時候，我沒有負擔。我這人天生散漫，聽憑自然。有些人說我這些年奮鬥得很苦，這是因為他們並不瞭解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可以一天十二個小時全讀書，那是因為我喜歡。但如果我不想讀了，我便會立刻放下書去逛大街；或者在緊張的考試前，我反而會耗時一兩個小時去寫日記。我知道我無論做什麼，其實都是出於一種自然的需要。寫作亦是如此。開始的時候，我並沒有寫小說。因為我的編輯職業，促使我努力用嚴謹科學的態度去思維。於是，我以邏輯的又很美麗的文字，寫了很多批評的文章並得以連續發表。這樣的一種行為方式無疑幫助了我，至少，它帶給了我一種看待事物的眼光，這眼光使我通向深刻。我在文學批評的行當中運作了很久。我擁有了自己讀作品、分析作品、並透過作品觀照作家靈魂的方式。我理解了他們各自不同的追求和思考，我分辨得出什麼是創新，什麼是仿效，什麼是真誠，什麼是虛偽。我開始以我的文字向學者型作家的目標努力。

　　然後，在恍惚之間，有一天我倏然意識到，一些更美麗更感人的文字和情感，我不能把它們用到那些批評的文章中去，我覺得遺憾。一種骨鯁在喉的壓抑。後來我便不再等待。我想我或許試著寫寫散文或小說。後來我就真的寫了。

　　我的《河東寨》發表在1986年6月號的《上海文學》上。那是我很珍愛的一篇小說，也是給我定位的一篇小說。從此人們把我看做是「先鋒」或「新潮」。這是個只有兩萬五千字的十分嚴肅的小說。這是個北方漁村的故事。有一片蒼茫的海，一個藍眼睛的小姑娘，一座文革中的荒涼的島，一個神秘的墳塚，那麼簡單而我卻寫了那麼久。很多個下午，我獨自一個人同這些美麗而淒婉的意象糾纏著、搏鬥著，那情景真可以稱做是昏天黑地。後來這篇小說發表了。有人說好，但有人說太艱澀，讀起來很累很沉重。而我則對所有的評論無言以對。小說中的那些意象久久壓在心裡，徘徊著不去。

　　如此我便開始了小說的創作。這樣的寫作依然也是自己的事情，是純屬個人的一種勞動。儘管它們發表後得以與讀者見面，已具有了一種社會的屬性。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寫作本身，寫作依然是生存的需要。我從不熱心自己作品的推銷，一度甚至認為是不是有人閱讀它們都無所謂，只要我在寫作中傾注了心靈與熱血，這一份真誠總是會有人接受的。後來，我果然讀到了很多各種各樣的讀者寫給我的各種各樣的來信。讀它們每每使我陷入不可自拔的感動。

　　後來，在1989年深秋中南部的一個城市中，在朋友小聚閒聊中，一位出版社的朋友突然說，趙玫你何不寫一部關於愛情的長篇，我們社來出。我當即很英雄地允諾，其實當時對長篇小說我幾乎毫無經驗（儘管我已發表了長篇小說《揾英雄淚》）。然後我就去了海南島。返津後我便反復接到那位朋友的長途電話。想不到閒聊時的玩笑竟成了真事。我有點惶惑。我含含糊糊地應答著。我對要寫的這部而且是有著時間要求的長篇小說全無感覺，我始終不知道我該寫什麼，怎麼寫。結果有一個夜晚我在淒寂寒冷的大街上騎車，那已是冬天，秋留下的殘敗的落葉被清潔工人堆積在街心焚燒。那味道彌漫著，而飄舞的黑色的灰燼迷了我的眼睛。我驟然覺得滿心淒涼。那時我的男友正一步步走近我。那是種恐懼中的溫暖，我無法逃避。我於是便在1990年的冬春兩季，寫下了那部《世紀末的情人們》。

　　自己非常看重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是《我們家族的女人》。那是個純粹關於愛和關於女人的故事。那故事的現代層面就發生在我疼痛的生活中。在海邊，藍色的沉重鬱積著夏雨的悽惶與迷蒙。而歷史的那條線則來自我家族中那遠遠近近的親人們。那所有的女人們，她們每個人都有一支悲傷的長歌。歷史很壯烈，而現實又無望。那種歷史的宿命始終神秘地纏繞著我。在那部小說中，我使用了我至今仍十分滿意的語言，自認那是如詩如歌般的一種美麗憂傷的訴說。

　　小說創作一發而不可收。我正在逐漸把握著長篇法則。不久，我又寫了《天國的戀人》，交作家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我還以真性真情大量潑灑散文，直到有一天，我把這些散文結集出版出來，並把它當作禮物送給我的眾多女友們。我喜歡聽她們來信說喜愛這本叫《以愛心以沉靜》的散文集，這時我的感覺才是真正充實滿足的。後來，這本集子獲得了全國第四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散文集獎。

　　這時，我開始學會為自己的所言所行負責任。寫作之於我已不是記日記一樣隨意的事情。我已不得不寫作，我已被異化，我已如同一架無法停轉的制字的機器。我其實深知這有多麼可悲。從此，我已不能保證我的每篇文字都好，都使我自己或他人滿意。有的甚至很不好，很使我丟臉，我不願再提到這些篇什。我想這些不好的文字應毫不可惜地燒掉。這絕不是「悔其少作」。應景作文和還債作文使不少文人墮落到製造文字垃圾，報刊上的版面中，這類垃圾時時都在產生著。終於有一天。我也能夠坦然地睜大正視的眼睛，不無遺憾地面對著自己的某些文字的廢墟。

　　我警醒著，更加勤勉。

　　後來，不久前的那個春光燦爛的五月，在朋友的推薦下，我同一位著名的電影導演簽立了一份關於《武則天》的契約。因為是寫小說，因為稿酬優厚，還因為我覺得以我的感覺去描述一個歷史中傑出女人的嘗試充滿誘惑，我便欣然簽字。剛接手的時候，我幾乎不瞭解這個女人。而描述她的過程也就是接近她的過程，我相信這過程是充滿了意義的。首先父親四壁的書幫助了我。我鑽進了故紙堆，在歷史的塵埃中尋找著這個女人的蹤跡。後來，當我確認已瞭解那一段歷史後，我便在夏日嚴酷的熱風中，踏上了漫漫的長安古道。由此我獲得了無比重要的感受。於是，在一個清晨的五點鐘，我便從床上跳起來開始這項工程。此後，我用了三個月的時間，認認真真地寫完了這部二十二萬字的長篇小說。我相信我完成了我的主題，我刻畫了一個在天命、權力和人性之間掙扎的女人。這女人在我的文字中已經不朽。當朋友打來電話詢問小說的進度時，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是認真的。我對那個歷史上的女人是盡了我的一份真誠的也是勇敢的責任的。整整一個夏天。這一次我又是很累很疲憊。結果到了秋天，頭上絲絲縷縷的長髮同樹上的秋葉一同飄落。

　　後來，我的男友為我剪短了頭髮。時光便這樣流逝了。我檢驗了我的真誠。

　　就這樣一步一步向前走著，做著我喜歡做的寫作這件事。我一直認為，人能做自己喜歡的事，那就是人生價值最大限度的實現；而接下來做得好壞，則無須怨天尤人。

　　從1985年至今已整整八個年頭。這八年中我一直在默默地寫。生活像流水一樣，清亮透徹而又湍急。幾種算命的書反復預言，說我生存的方式就像是一個勤奮的農民，耕耘四季，收穫頗豐；無欲無求，自得其樂。這個預言很好。我很喜歡做一個平和淡泊的自耕農。同時我也很驚奇，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便已無須在父母或他人的督促下勞作了，而且自食其力。我真的長大了，並已開始操縱自己的生命。

　　而日記依舊在寫，有時簡短，有時綿長。

　　鼓勵你獨自去做也是一種愛，是人世間很多種愛中最至關重要的一種。有一天你真的長大，獨自行進在人生的路上，很能幹，也很堅強，你便會慶倖你的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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