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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煒 一 一個人的文學道路是漫長的，一個民族的文學道路也是漫長的。這兒僅僅在說 的新時期以來 的文學，也有二十五年的歷史了。 我認識的一些外國的漢學家，他們都熱情地談論中國新時期文學，認為這個時 期的文學是很 有意義的。他們真是熱情，真是感人。1987年夏末我認識了一位西歐 的漢學家，他認為自己 把最好的最有代表性的中國當代作家幾乎全讀了一遍，並將 其中的一部分介紹到了西方。他 在談話中不止一次對我說：文學和文化的中心都在 西方，這是誰也沒有辦法的一個事實，所 以說必須把中國作家介紹過來。他固執地 這樣認為，我也沒有辦法，因為他是好意。他是熱 愛中國和東方的文學，以及這些 國家的人的，所以我也沒有辦法。 不同民族文學和文化交流的意義，怎麼估計都不過分。如果說有的作家不愛這 種交流，厭棄 這種交流，那可能絕大部分是不真實的。但是由於中國近半個世紀的 封閉，一旦開放，作家 們對於這種交流很難一下就適應起來，往往不夠冷靜，常常 是過分地依賴這種交流，以至於 不能正常地估計它的意義。 從新時期的開放到現在，中國的文學顯然也在一步一步走向開放。外面的窗口 打開得越大， 對中國的文學越好，事情本來應該是這樣。可是後來我發現不是，起 碼不完全是這樣。一直 對文學的開放歡呼雀躍的我，這時覺得有點不對勁了。因為 什麼?因為中國作家透過一個世 界文學的大窗口，看到了商業社會中堆積如山的文 學，看到了書籍的崇山峻嶺。這種情境讓 其中的許多人產生了焦慮。我沒有產生嗎? 我敢於理直氣壯地說這麼一句嗎?好像難說。 東方的相當一部分作家已經自覺不自覺地認同了一個說法，這就是那位西歐的 漢學家早就說 過的：文學的中心在西方。把自己嘔心瀝血的創作界定在中心之外， 這怎麼會不讓人焦慮。 嚮往中心，向著中心進發，日夜兼程，好像再也沒有比這個 更易於理解和無可厚非的事情了 。 其實呢，冷靜下來想一想，文學可從來不是這樣的事業。文學是自己的事業， 民族的事業， 一種語言的事業，個人生存和自救的事業。如果說它有力量，那也是 通過對心靈的慰藉產生 的。它的中心在哪裡?它會在遙遠的西方嗎?西方文學的中心 為什麼不在遙遠的東方呢?難道 這個地球是這樣怪異，哪裡有錢，文學和精神的中 心就在哪裡嗎? 我現在四十多歲了，我可不願意讓自己對於文學的理解像一個高中生那樣簡單。 二 我這裡不是說因為中國的漢語是一個大語種，中國作家就不需要那種焦慮了， 完全不是。哪 怕是一個極少的民族，哪怕這個民族僅剩下一個人，他的文學與所謂 的「中心」的關係也不 會有另一種理解。這在我看來，其中的道理都是一樣的。 誠然，文學需要受眾，受眾越多，創作的目的性和娛悅感似乎也就越強。這看 起來好像是如 此，實際上卻未必。細究起來我們會發現：一個人在文學方面的強烈 的責任，首先不是因為 他對外部的強烈願望而實現的。一個人與文學是這樣地分不 開，他熱愛它，沒有緣由地熱愛 ，他的作品也就真正感人了。這時候，他的文學的 中心只是他自己，是他的心。 推而論之，一個民族的文學的中心，也就在這個民族自身。再擴而大之，一種 文化藝術的中 心，也不會逃逸到這種文化的範疇之外。現在我在日本，就想談點我 對日本文學的感受。這 裡要說明的是我只是一個蹩腳的理解者，因為我不能直接讀 日本文學，但是我相信自己所讀 過的這些譯作，相信我對它們的理解和喜愛是真實 的。從《源氏物語》讀下來，許多現當代 作家的作品我都讀了。我相信正是深深的 日本文化的浸漬，才使這些作品無論在怎樣巨大的 差距下都顯出了驚人的一致性。 美麗的日本口吻，舒緩動人。日本的小說和散文與歐洲的區 別如此地明顯。這是東 方寫意藝術的偉大分枝。 如此的日本文學怎麼向西方尋找中心?日本文學呼應的僅是自己的這片土地。它 在這裡發生 發展，這裡才是它的根，是它的原生地。 大概對於文學有了類似的理解，作家就可以輕鬆許多了。每個民族的文學的精 華，都建立在 這樣的一種輕鬆之上，這點我深信不疑。而說到中國的或整個東方文 學的偉大，那是另一個 話題。現在我想說的，只是它近三十年來的不輕鬆的一面， 是它的焦慮。焦慮就不好，因為 路還長呢，這等於是一場焦慮的馬拉松。很累很累 的遠途，想想看，這對於東方作家會有多 麼不利，諸位想想也就可以知道了。焦慮， 就沒有從容；而不從容，也就可以想見文字的呆 板。 讓我們回到新時期初期的中國文學，這樣比較來談方便多了。那時的文學有許 多毛病，比如 它的直露，它的過於強烈的目的性，它的局限。但是這個時期仍然讓 許多人至今留戀，覺得 在許多方面好像比今天還要好——這個判斷一直是留在心裡 的，一時又找不到理由。那只是 一種真實的感覺，而不是一種理性的推論。現在好 好想想，似乎能明白一點什麼。新時期初 期的中國文學有再大的缺陷，但有一個根 本性的優點是明顯的，這就是從民族文學的角度來 講，它的自主自為性。這個時期 的文學響徹的基本上還是自己民族自發的聲音，較為樸素， 文化上的原生性比現在 強得多。也就是說，從文學的本質意義上看，那個時期的文學還是有 力量的，自信 的。 一個民族的文學表達方式，它的憤怒和狂喜的方式，在主要的方面，都應該是 這個民族自己 的。如果連感情和感情的表達都要模仿所謂的「中心」，那真是再糟 也沒有的事了。 三 說到焦慮這個倒黴的詞兒，身為東方作家的一員，我本來是有許多體會要說一 說的。可是我 對自己的例舉不會太多，因為我現在等於是拿了一把手電筒，只照外 不照內。說得更好聽一 點，我現在應該有開闊的視野。我在這兒還是說說普遍的現 象吧。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一些東方作家對於西方作家作品的惟妙惟肖的模仿就受 到了推崇。後 來，越是隨著時間的延續，這種推崇就越是厲害。弄到最後，好像只 有外國氣味、特別是西 方氣味的作品才是比較高級的東西。這個過程糟就糟在直到 現在還沒有結束。沒有可能結束 ，因為現在是什麼時候?是正鬧「全球一體化」的 時候。聽說日本許久以來就有一部分人有 「脫亞人歐」的焦慮心情。這樣的時候文 學當然也要一體化了——英語化世界化，要有刺鼻 的歐美氣味。不知對當代文學的 這種描述是否有點唐突? 現在有人要誇讚東方的好作家，往往先把他叫成一個外國作家的名字，前邊只 加該國的國名 作為限制詞。當然這僅是一部分人的理解方式，但也頗有些代表性。 我們與西方的經濟發展 、文化的人種的區別、歷史的現實的種種差異是多麼大。可 是我們有人就是自覺不自覺地尋 找了與西方的文學對應。這真像是一場文學的對號 入座。「垮掉派」、「嚎叫派」、「脫派 」、「達達主義」、「波希米亞方式」、 「文學達利」……以及其它各派，都有中國式東方 式的翻版。這種斑駁陸離是一次 進步嗎?是不是有點亂成了一鍋粥? 問題在於，這是一種焦慮的結果。 只要這種焦慮一天不能消除，東方的文學就一天沒有大的希望。這是誰也沒有 辦法的事情。 今年早些時候我和幾個朋友去歐洲參加一個文學會議，感觸很深。許 多漢學家，特別是定居 在西方的東方學者，他們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有些怪招，其主 要題目之一，就是研究哪些作家 像西方的誰和誰——越像，他們越高興。談到這些 外國作家的中國翻版，他們立刻興奮起來 。可見，這已經不是在研究比較文學了， 這簡直是不健康的心態了。這種對於文學本質性的 曲解，是熱愛自己專業的人士所 不能忍受的，更不要說其它方面的不能忍受了。 西方漫長的資本積累時期形成的獨特的痛苦，特別是藝術家的波希米亞式的生 活方式，現在 一部分東方國家的寫作者學得再像也沒有了。起碼是神似。而且他們 自認為這才是真正的超 越——超越了什麼?什麼險峻他們就自認為超越了什麼。其 實這種小孩子般的招數本來是不 難識別的，可是卻在一個奇特的時期受到了不適當 的鼓勵。 一種樸素然而是真實的精神生活，現在並不那麼行市了。但是我們知道，如果 一個人從他的 年輕時代起就迷戀於精神的拙劣表演，迷戀於簡單的直接的模仿，那 將是毫無出息的。 四 語言實際上是水和土做成的。文學也是水和土做成的。由於自然進化等各種原 因，水和土也 要變。這從語言文字，特別是藝術的改變上就看得出來。我們中國的 先秦文學，諸子散文， 唐詩宋詞，是很了不起的。那是我們的水土最早做成的文學， 是我們的民族引以為傲的明珠 。很可惜並且有些滑稽的是，當代的一大批中國(也 包括許多東方的寫作者)作家，今天對於 西方翻譯作品，要比對自己的古典熟悉得 多。 有人是不止一次真實地表達過對於自己這方水土的厭惡了。但是厭惡又不能脫 離，即便定居 西方也難以脫離。他還是要用自己的水土來做自己的文學。這就矛盾 重重了。這種矛盾有可 能毀掉了他們的事業。比較起來，他們是最焦慮的一代，因 為從文學馬拉松的第一步開始， 就有了如此的焦慮。而比他們更早的作家，如更早 出現的那些「老一點」的作家，若有焦慮 ，還算是一步一步走向焦慮的呢。 我不論閱讀中國還是日本印度文學，發現其中最優秀，最能從文化的意義上給 我快感的，都 是非常具有文化自信的作品。這樣的作品無論是憤怒是激烈還是其它 風格，都有一種文化上 的自為性格。我所擔心的那種焦慮，在這樣的書中是絕對沒 有的。 中國的《紅樓夢》，日本的《源氏物語》，其中有不得接近「中心」的焦慮嗎? 當然沒有。 不僅沒有，而且這些書的創作者是民族長河裡最優秀的暢遊者，他們在 一路搏浪而行。他們 的不朽，就在於他們來自一方水土，最終又化入這方水土之中。 有人可能指出，說他們這些文學的老英雄，正處於一個不開放的時期，那時還 沒有全球一體 化呢，他們哪知道世界上的事情，當然不會有那種焦慮了。可是僅僅 這樣說是不能成立的。 因為現代化無法當成一個內涵固定的概念，每個時代都有自 己的現代化。再說早在中國的唐 代，中國就與西域廣為往來。日本與中國交流密切。 中國和日本當時對於世界並不陌生。說 到這裡有人必須指出：曹雪芹的中國可不是 第三世界，他們不必也不可能嚮往所謂的「西方 中心」。這就有了一個在文化上放 松的可能。 如果由此來推斷，一個民族只有在經濟上強盛了之後才能免除文化焦慮嗎?當然 不是。這一 來世界上的許多作家豈不是天生就要悲觀。答案當然不應該是這樣。因 為經濟與文化是兩回 事，文化的積累比經濟的積累需要的時間不知要長上多少倍。 作為一個作家，他如果沒有曆 史感，沒有文化上的超然眼光，也就不可能最終成長 起來。 現在文學上的亦步亦趨，面向西方，起碼是忽略了一個可怕的身份問題：他自 己、他是誰、 他在哪裡。長此以往，東方作家大概就會不自覺地充當了西方文學的 陪練員，而且還需要幸 運才行。 我這樣描述中國和東方的文學太悲觀了嗎?其實不是。因為這樣一來，這個不算 短暫的文學 歷史就有了其它的解釋，有了又一種精神輪廓。它是這樣的：先是開放 之初單純的自主自為 ，然後是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走向了焦慮；這也正是現在的、 自然的情形。這種焦慮在我看 來是已經達到了頂點的，那麼繼續往前呢?如果再往 前，它是必要走回來的。作家們仍然要 用自己的水土做自己的文學，舍此將沒有他 途。對我們中國作家而言，屈原和杜甫李白他們 走過的路，是必要延伸過來的。中 國文學的前途也就在這裡，必在這裡。 我們這個國家的大多數文學寫作者終有一天會在文化上放鬆下來。到了那時， 一旦沒有了我 上面所說的焦慮，再加上放眼世界的氣度，真正的希望也就來了。 當然，我這樣講並不一定是全面的道理，而只是我自己的一種描述方法。離開 「焦慮」這兩 個字，也許對中國乃至東方的當代文學會有更好更準確的表達。不過 這只能留待以後，留待別人了。 學達書庫(xuod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