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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同一切「文化熱」一樣，所謂「昆德拉熱」也是以誤解為前提的。人們把道具看成了主角，誤以為眼前正在上演的是一出政治劇，於是這位移居巴黎的捷克作家便被當作一個持不同政見的文學英雄受到了歡迎或者警惕。
現在，隨著昆德拉的文論集《小說的藝術》中譯本的出版，我祝願他能重獲一位智者應得的寧靜。
昆德拉最欣賞的現代作家是卡夫卡。當評論家們紛紛把卡夫卡小說解釋為一種批評資本主義異化的政治寓言的時候，昆德拉卻讚揚它們是「小說的徹底自主性的出色樣板」，指出其意義恰恰在於它們的「不介入」，即在所有政治綱領和意識形態面前保持完全的自主。
「不介入」並非袖手旁觀，「自主」並非中立。卡夫卡也好，昆德拉也好，他們的作品即使在政治的層面上也是富於批判意義的。但是，他們始終站得比政治更高，能夠超越政治的層面而達於哲學的層面。如同昆德拉自己所說，在他的小說中，歷史本身是被當作存在境況而給予理解和分析的。正因為如此，他們的政治批判也就具有了超出政治的人生思考的意義。
高度政治化的環境對於人的思考力具有一種威懾作用，一個人哪怕他是笛卡爾，在身歷其境時恐怕也難以怡然從事「形而上學的沉思」。面對血與火的事實，那種對於宇宙和生命意義的「終極關切」未免顯得奢侈。然而，我相信，一個人如果真是一位現代的笛卡爾，那麼，無論他寫小說還是研究哲學，他都終能擺脫政治的威懾作用，使得異乎尋常的政治閱歷不是阻斷而是深化他的人生思考。
魯迅曾經談到一種情況：呼喚革命的作家在革命到來時反而沉寂了。我們可以補充一種類似的情況：呼喚自由的作家在自由到來時也可能會沉寂。僅僅在政治層面上思考和寫作的作家，其作品的動機和效果均系於那個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一旦政治淡化(自由正意味著政治淡化)，他們的寫作生命就結束了。他們的優勢在於敢寫不允許寫的東西，既然什麼都允許寫，他們還有什麼可寫的呢?
比較起來，立足于人生層面的作家有更耐久的寫作生命，因為政治淡化原本就是他們的一個心靈事實。他們的使命不是捍衛或推翻某種教義，而是探究存在之謎。教義會過時，而存在之謎的謎底是不可能有朝一日被窮盡的。
所以，在移居巴黎之後，昆德拉的作品仍然源源不斷地問世，我對此絲毫不感到奇怪。
二
在《小說的藝術》中，昆德拉稱小說家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說的使命確定為「通過想像出的人物對存在進行深思」，「揭示存在的不為人知的方面」。
昆德拉所說的「存在」，直接引自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儘管這部巨著整個兒是在談論「存在」，卻始終不曾給「存在」下過一個定義。海德格爾承認：「『存在』這個概念是不可定義的。」我們只能約略推斷，它是一個關涉人和世界的本質的範疇。正因為如此，存在是一個永恆的謎。
按照尼采的說法，哲學家和詩人都是「猜謎者」，致力於探究存在之謎。那麼，小說的特點何在?在昆德拉看來，小說的使命與哲學、詩並無二致，只是小說擁有更豐富的手段，它具有「非凡的合併能力」，能把哲學和詩包容在自身中，而哲學和詩卻不能包容小說。
在勘探存在方面，哲學和詩的確各有自己的尷尬。哲學的手段是概念和邏輯，但邏輯的繩索不能套住活的存在。詩的手段是感覺和意象，但意象的碎片難以映顯完整的存在。很久以來，哲學和詩試圖通過聯姻走出困境，結果好像並不理想，我們讀到了許多美文和玄詩，也就是說，許多化裝為哲學的詩和化裝為詩的哲學。我不認為小說是唯一的乃至最後的出路，然而，設計出一些基本情境或情境之組合，用它們來包容、連結、貫通哲學的體悟和詩的感覺，也許是值得一試的途徑。
昆德拉把他小說裡的人物稱作「實驗性的自我」，其實質是對存在的某個方面的疑問。例如，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托馬斯大夫是對存在之輕的疑問，特麗莎是對靈與肉的疑問。事實上，它們都是作者自己的疑問，推而廣之，也是每一個自我對於存在所可能具有的一些根本性困惑，昆德拉為之設計了相應的人物和情境，而小說的展開便是對這些疑問的深入追究。
關於「存在之輕」的譯法和含義，批評界至今眾說紛壇。其實，只要考慮到昆德拉使用的「存在」一詞的海德格爾來源，許多無謂的爭論即可避免。「存在之輕」就是人生缺乏實質，人生的實質太輕飄，所以使人不能承受。在《小說的藝術》中，昆德拉自己有一個說明：「如果上帝已經走了，人不再是主人，誰是主人呢?地球沒有任何主人，在空無中前進。這就是存在的不可承受之輕。」可見其涵義與「上帝死了」命題一脈相承，即指人生根本價值的失落。對於托馬斯來說，人生實質的空無尤其表現在人生受偶然性支配，使得一切真正的選擇成為不可能，而他所愛上的特麗莎便是絕對偶然性的化身。另一方面，特麗莎之受靈與肉問題的困擾，又是和托馬斯既愛她又同眾多女人發生性關係這一情形分不開的。兩個主人公各自代表對存在的一個基本困惑，同時又構成誘發對方困惑的一個基本情境。在這樣一種頗為巧妙的結構中，昆德拉把人物的性格和存在的思考同步推向了深入。
我終歸相信，探究存在之謎還是可以用多種方式的，不必是小說；用小說探究存在之謎還是可以有多種寫法的，不必如昆德拉。但是，我同時也相信昆德拉的話：「沒有發現過去始終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說是不道德的。」不但小說，而且一切精神創作，唯有對人生基本境況作出了新的揭示，才稱得上偉大。
三
昆德拉之所以要重提小說的使命問題，是因為他看到了現代人的深刻的精神危機，這個危機可以用海德格爾的一句名言來概括，就是「存在的被遺忘」。
存在是如何被遺忘的?昆德拉說：「人處在一個真正的縮減的旋渦中，胡塞爾所講的『生活世界』在旋渦中宿命般地黯淡，存在墜入遺忘。」
縮減仿佛是一種宿命。我們剛剛告別生活中一切領域縮減為政治的時代，一個新的縮減旋渦又更加有力地罩住了我們。在這個旋渦中，愛情縮減為性，友誼縮減為交際和公共關係，讀書和思考縮減為看電視，大自然縮減為豪華賓館裡的室內風景，對土地的依戀縮減為旅遊業，真正的精神冒險縮減為假冒險的遊樂設施。要之，一切精神價值都縮減成了實用價值，永恆的懷念和追求縮減成了當下的官能享受。當我看到孩子們不再玩沙和泥土，而是玩電子遊戲機，不再知道白雪公主，而是津津樂道卡通片裡的機器人的時候，我心中明白一個真正可怕的過程正在地球上悄悄進行。我也懂得了昆德拉說這話的沉痛：「明天當自然從地球上消失的時候，誰會發現呢?……末日並不是世界末日的爆炸，也許沒有什麼比末日更為平靜的了。」我知道他絕非危言聳聽，因為和自然一起消失的還有我們的靈魂，我們的整個心靈生活。上帝之死不足以造成末日，真正的世界末日是在人不圖自救、不復尋求生命意義的那一天到來的。
可悲的是，包括小說在內的現代文化也捲入了這個縮減的旋渦，甚至為之推波助瀾。文化縮減成了大眾傳播媒介，人們不復孕育和創造，只求在公眾面前頻繁亮相。小說家不甘心于默默無聞地在存在的某個未知領域裡勘探，而是把眼睛盯著市場，揣摩和迎合大眾心理，用廣告手段提高知名度，熱衷於擠進影星、歌星、體育明星的行列，和他們一起成為電視和小報上的新聞人物。如同昆德拉所說，小說不再是作品，而成了一種動作，一個沒有未來的當下事件。他建議比自己的作品聰明的小說家改行，事實上他們已經改行了——他們如今是電視製片人，文化經紀人，大腕，款爺。
正是面對他稱之為「媚俗」的時代精神，昆德拉舉起了他的堂吉訶德之劍，要用小說來對抗世界性的平庸化潮流，喚回對被遺忘的存在的記憶。
四
然而，當昆德拉譴責媚俗時，他主要還不是指那種製造大眾文化消費品的通俗暢銷作家，而是指諸如阿波利奈爾、蘭波、馬雅可夫斯基、未來派、前衛派這樣的響噹噹的現代派。這裡我不想去探討他對某個具體作家或流派的評價是否公正，只想對他抨擊「那些形式上追求現代主義的作品的媚俗精神」表示一種快意的共鳴。當然，藝術形式上的嚴肅的試驗是永遠值得讚賞的，但是，看到一些藝術家懷著唯恐自己不現代的焦慮和力爭最現代、超現代的激情，不斷好新騖奇，渴望製造轟動效應，我不由得斷定，支配著他們的仍是大眾傳播媒介的那種嘩眾取寵精神。
現代主義原是作為對現代文明的反叛崛起的，它的生命在於真誠，即對虛妄信仰的厭惡和對信仰失落的悲痛。曾幾何時，現代主義也成了一種時髦，做現代派不再意味著超越於時代之上，而是意味著站在時代前列，領受的不是冷落，而是喝彩。於是，現代世界的無信仰狀態不再使人感到悲涼，反倒被標榜為一種新的價值大放其光芒，而現代主義也就蛻變成了掩蓋現代文明之空虛的花哨飾物。
所以，有必要區分兩種現代主義。一種是向現代世界認同的時髦的現代主義，另一種是批判現代世界的「反現代的現代主義」。昆德拉強調後一種現代主義的反激情性質，指出現代最偉大的小說家都是反激情的，並且提出一個公式：「小說＝反激情的詩。」一般而言，藝術作品中激情外露終歸是不成熟的表現，無論在藝術史上還是對於藝術家個人，浪漫主義均屬一個較為幼稚的階段。尤其在現代，面對無信仰，一個人如何能懷有以信仰為前提的激情?其中包含著的矯情和媚俗是不言而喻的了。一個嚴肅的現代作家則敢於正視上帝死後重新勘探存在的艱難使命，他是現代主義的，因為他懷著價值失落的根本性困惑，他又是反現代的，因為他不肯在根本價值問題上隨波逐流。那麼，由於在價值問題上的認真態度，毋寧說「反現代的現代主義」蘊含著一種受挫的激情。這種激情不外露，默默推動著作家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上繼續探索存在的真理。
倘若一個作家清醒地知道世上並無絕對真理，同時他又不能抵禦內心那種形而上的關切，他該如何向本不存在的絕對真理挺進呢?昆德拉用他的作品和文論告訴我們，小說的智慧是非獨斷的智慧，小說對存在的思考是疑問式的、假說式的。我們確實看到，昆德拉在他的小說中是一位調侃能手，他調侃一切神聖和非神聖的事物，調侃歷史、政治、理想、愛情、性、不朽，借此把一切價值置於問題的領域。然而，在這種貌似玩世不恭下面，卻蘊藏著一種根本性的嚴肅，便是對於人類存在境況的始終一貫的關注。他自己不無理由地把這種寫作風格稱作「輕浮的形式與嚴肅的內容的結合」。說到底，昆德拉是嚴肅的，一切偉大的現代作家都是嚴肅的。倘無這種內在的嚴肅，輕浮也可流為媚俗。在當今文壇上，那種借調侃一切來取悅公眾的表演不是正在走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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