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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種哲學家。一種人把哲學當作他的職業，即謀生的手段。另一種人把哲學當作他的生命甚至是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智者屬前者，用蘇格拉底的話說，他們是「智慧的出賣者」；而蘇格拉底自己則堪為後者的典範，他也許是哲學史上因為思想而被定罪並且為了思想而英勇獻身的最早也最著名的一位哲學家了。
蘇格拉底的經歷和他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與孔子之於中國有某種相似之處。他們生 活的年代相近，兩人畢生都以教育為主要事業，在哲學思想上都重人生倫理而輕形而上學，分別成為中西人文思想的始祖。
我發現，直接用政治的分野來判斷一位真正的哲學家，往往不得要領。蘇格拉底誠然是在雅典民主派當權期間被處死的，但這並不能證明他站在貴族派一邊。事實上，無論在民主政體還是貴族政體下，他都曾經甘冒殺身之禍，獨自一人與民眾大會或寡頭政府相對抗，以堅持他心目中的正義。對於蘇格拉底來說，還有比當時奴隸主兩派的政治更高的東西，這就是他的哲學所追求的合理的人生。
現在，人們在追溯西方哲學中人本主義思潮的源頭時，一般追溯到蘇格拉底。誠然，蘇格拉底以前的希臘哲人，例如赫拉克利特與德漠克利特，在他們的著作殘篇中也不乏人生智慧的格言，但蘇格拉底確實是自覺地把哲學對象限制在人生問題範圍內的第一人。他在法庭申辯時所說的「未經省察的人生沒有價值」一語，在我看來是道出了哲學的根本使命，這就是探索人生的意義，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哲學家是一些把生命的意義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人，他們一生孜孜於思考、尋求和創造這種意義，如果要他們停止這種尋求，或者尋求而不可得，他們就活不下去。用蘇格拉底的話來說，就是「必須追求好的生活遠過於生活」(《克力同》)。所以，當法庭以拋棄哲學為條件赦他的罪時，他拒絕了。哲學的本義是愛智慧，愛智慧甚於愛一切，包括甚於愛生命。
商務印書館最近相繼出版了柏拉圖的《遊敘弗倫·蘇格拉底的申辯·克力同》和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的中譯本，為我們瞭解蘇格拉底其人和其思想提供了方便。研究者們一般認為，前者有把蘇格拉底理想化的傾向，後者更符合歷史真實。我倒覺得，作為哲學家的柏拉圖，比作為軍人的色諾芬，更能理解他們的這位哲學家老師。在柏拉圖筆下，蘇格拉底更像一位哲學家。在色諾芬筆下，蘇格拉底卻顯得有些平庸。例如，蘇格拉底認為智慧即美德，這在前者筆下突出的是理想人格的鍛造和心靈的自我享受，在後者筆下則往往把美德歸結為節制，又把節制歸結為獲取最大快樂的手段。又如，蘇格拉底之所以從容就義，色諾芬舉出兩點非常實際的考慮：免去老年的痛苦；死後的聲譽。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則以他特有的機智方式作一番推論：死後或毫無知覺，如無夢之夜一樣痛快；或遷居彼界，得以和古來志士仁人相處，不必與為思想而殺人者打交道，實為無限幸福。他的結束語是：「分手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去活，誰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哲學家的幽默和達觀，躍然眼前。
我並不主張對蘇格拉底哲學作過高評價。他把哲學的注意力移向人生，誠然是一大功績，但他進而把人生問題歸結為倫理道德，視野又未免狹窄了。其實，人生意義問題的提出，是以絕對為背景的，哲學的智慧不在於就人生論人生，而在於以絕對為背景對人生意義作出說明。赫拉克利特說，智慧不等於知識，智慧在於認識一，即絕對和永恆。蘇格拉底卻把智慧與知識等同起來，又把知識與美德等同起來，儘管他強調的是「關心自己的靈魂」，但是，如果像他那樣把對於絕對的渴望從靈魂中排除出去，視為無用無謂之事，那麼，靈魂就不成其為靈魂，而智慧也降為一種道德知識和處世之道了。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蘇格拉底比起赫拉克利特來又是某種退步。不過，儘管如此，蘇格拉底的「未經省察的人生沒有價值」一語仍不失為至理名言，是一個真誠的哲學家應有的信念，只是我們應該以更加廣闊的眼光去省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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