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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心史

治元史、蒙古文和北方民族史的最寶貴史料，當首推《元朝秘史》。在刻本為世所知以後，譯注家蜂起，至今尚未見衰。其中著名些的海內外譯本或拉丁轉寫本，如海涅什（E. Haenisch， 轉寫， 1935、 1941； 辭典， 1939） 、 伯希和（P.Pelliot l949，全部轉寫；116卷，法譯）、達木丁蘇榮（T. Damdinsuren，1947，現代蒙語縮寫本） 、李益提（L. Ligeti，1971轉寫本）等人的著作，都已成為不可缺少的工具書。 直至這一兩年還有好幾種新本問世，如柯立甫的英譯本（F. W.Cleaves：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London，1982）、小澤重男的譯注轉寫本（《元朝秘史全釋》，上、中，1984，風間書房），以及我國蒙古族學者巴雅爾的蒙文本（Bayar， 1982，呼和浩特）。譯注《秘史》風氣之盛，在日本學者和蒙古族學者中尤為顯著，如日本自1907年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以來，至今已有小林高四郎（1941譯本）、白鳥庫吉（1943，葉德輝刻本及轉寫合印）、村上正二（1970～1976譯注本）、以及前述重在分析語言的小澤重男「全釋」本。我國內蒙古自治區僅在80年代這幾年裡，就有道潤梯步文言文漢譯本；額爾登泰、烏雲達賚的漢文校勘本；前述巴雅爾的蒙文譯本；此外還有額爾登泰、烏雲達賚、阿薩拉圖3人合著的一部小而精湛的《蒙古秘史詞匯選釋》。 　　對這部資料的研究著作更是不勝枚舉。除開做為引用史料或語言資料大量使用之外，僅針對此書的研究，據日本原山煌編纂的目錄，截至1978年為止，關於元秘史的各種文字研究著作和論文就有361篇 （冊） （《元朝秘史關係文獻目錄》 ，1978，日本蒙古學會）。至少在蒙元史和中期蒙古語這兩個領域裡，秘史的被發現和被利用都使學科發生了巨大的質變。前者因秘史研究興起而逐漸使中國學者注意了西方史料（元史研究中所謂「西方史料」指的是伊兒汗－波斯的同期史料。主要有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的《史集》等波斯文巨著。上兩書的根據歐文轉譯的中文本均已在我國出版，翁獨健先生為兩書做了校審並各有一序）；後者幾乎可以稱為因秘史的被利用而興起的新學科。 　　但是，也許這部珍貴資料給歷史研究者帶來的主要東西還不在於上述那種學科的利用。《元朝秘史》以12卷不大的篇幅廣泛牽扯了中期蒙古語、突厥語、阿拉伯－波斯語等許多複雜且深奧的語言，又描述著從東西伯利亞直至裡海和西亞廣闊空間的地理、政治、風俗、人事；它既是史料又是史詩，既是信史又是神話。它文行有韻，佈局怪異，記敘龐雜然而又遵循著某種系統——所以，《元朝秘史》在考驗著和滿足著一代代中外學者的能力及自尊心的同時，實際上暗暗地給學術以一種重要的提示：既然逝去的歷史是由如此複雜的材料造成的，那麼學術就應當尊重這種顯然比幾部傳世的「書」更真實的歷史本身。尤其近代以來直至今天，國際間興起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論，即從被研究的對象自己留下的資料出發研究。這種資料不是太史公們或董狐們的製作，而是第一手的貨色。舉例的話，比如對回鶻文經濟社會文書或契約的研究在世界上已成熱門。研究者們先從一種現代突厥語言入門（比如先掌握維吾爾語或哈薩克語、土耳其語等現代語），然後攻研回鶻文的出土文書（這種文書是出土的一些未經整理的手寫借據、地契、買賣人口文書等等蕪雜的原件，是古代當時使用過而不是編纂過的實物），最後與其他資料對證而完成結論。顯然，據此手法研究吐魯番、新疆或中亞的學者，其成果要遠較只翻翻線裝書就提出的結論高明得多。再比如，以發掘的考古學資料為基礎的研究，也具有更好的可信性。 　　《元朝秘史》的被利用，也給蒙古研究帶來了這種性質。這部書畢竟是由當時的蒙古人自己書寫並秘藏的一部內部資料，所以它的意義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蒙古研究中語言、歷史並重的研究手段在國外已經發展了近百年。在國內，這種近代式的手段也正日見發達。如果縱目望去，所謂蒙古文的一根線條已經由疏到繁，愈來愈向一種網一樣的狀態發展；蒙古學的新概念開始醒目，就像一個蒙語單詞裡有著具象的動作、色彩準確的形象或畫面、內涵的特殊內容和字面之後的某種感情一樣，研究的綜合傾向和開拓傾向也已經開始萌動了。 　　以上都是老話題了。 　　*** 　　然而元秘史研究和蒙古研究，廣言之還可以談到整個歷史研究，似乎還不應該僅限於我們傳統中所說的「歷史」範疇。歷史研究發展太盛且太久，浩繁的內容和分支有時使我們忘記了人類探究歷史時樸素的出發點。歷史過程影響著人的心靈，現在人們對自己心靈歷程的興趣或許多於對自己政治經濟歷程的關心。所以，心史——人類歷史中成為精神文化的底層基礎的感情、情緒、倫理模式和思維習慣等等，應當是更重大的歷史研究課題。 　　《元朝秘史》在這個意味上來說愈顯寶貴。除開已經家喻戶曉的成吉思汗之母以孤箭易折的道理解說團結的故事之外，用獨特的思維方式表現獨特的觀念的例子在此書中不勝枚舉。比如關於盟誓的重要行動（歷史事件）的記載中，深深烙印著前13世紀北亞遊牧世界關於誓言的觀念。紮木合反叛誓言，與成吉思汗爭雄後被俘時，他的觀念是：「（我們）一塊吃了不能消化的吃食，一塊說了不能忘記的話語」，「（如今我）已成為你領襟裡的蝨子，你底襟下的草刺」，「（既然）一塊講了不能違反的話，除非剝了我的黑臉皮，我再不能見你可汗的和善面孔了」。於是就戮（卷8，第201節）。如此就死於誓言的例子可撿出幾十條之多。關於奴隸、主僕、階級、血統的觀念也一樣。貴族被領下的奴僕部將綁赴成吉思汗營門時，成吉思汗的觀念是：「烏鴉竟捉住了黑鴨子，奴隸竟捉了他們的可汗」，遂殺獻俘者。讀秘史前半時會有一個感覺，那就是秘史對蒙古部早期艱難創業的記述中，總是平靜地歷數著劫掠、攻殺和英雄的悍行。一道戰爭即是生產、強奪殘殺即是壯舉的道德思想的光，貫穿於對歷史事件的平靜敘述之中。在我們終於逐漸瞭解到那個文化階段的種種特徵以後，這種思維和這種道德觀就顯得有趣多了。讀這部書時還應該感到，草原家庭的徹底生產化與徹底社會化是其它文化類型的家庭所不及的，由於動盪的征戰和艱苦的野外遊牧，蒙古人在家內的種種觀念也很特殊。秘史非常準確地傳達了一種豁達放任、粗獷不羈的親子觀念。比如成吉思汗之母在制止對合撒兒的殘害時講：「帖木真只把我這一個奶吃幹；合赤溫、斡惕赤斤兩人都吃不光這另一個奶。唯有合撒兒吃幹了兩個奶，使我胸脯鬆快。」她們的心理是壯大豪放的：「誰提著你們的肩膀，使你們和男子漢一樣高？誰揪著你們的脖子，使你們和別入一般齊？」「你不是——暖乎乎地從這個肚皮裡生出來的嗎？ 」（卷11，第254節）無疑，以上種種構築了一個對於現代來說既新鮮又滿溢活力，既親切樸直又難究其境的暗藏的神秘框架，在這觀念和情緒的框架上，串掛著的死歷史是那樣生動。 　　不過，這只是蒙古貴族的秘史。同一淵源或關係密切的另兩部書——顯然是蒙古底層產物的長詩《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和顯然取材於前13世紀客烈、乃蠻部族（這兩個部族與現代哈薩克族的血緣一脈相承）傳說時哈薩克民間文學《薩裡哈與薩曼》（《Salika-Samen》），又清楚地表明瞭它們與《元朝秘史》不同的立場。這是必然的，因為在歷史的推移中不同集團和不同立場的人們從來都是表現出那麼不同的思想感情。 　　這樣，在高深的歷史學面前總有點謙卑的文學，在比較和挖掘中又被揭示了一層意義。對歷史的文學式發想並不是總該挨人輕視的；既然歷史長河淹沒了那麼多人心的活動，既然歷史本身也應當是人的心靈和情感的歷史。 　　如果這樣嘗試著重新觀察世界，比如說觀察「蒙古」這樣一個文化共同體的話，可以得到啟發的東西就太多了。《元朝秘史》提示的那種神秘而生動的本質，在現實生活中可以找到感人肺腑的無數再現。隨手可以舉一個人們都有感觸的例子：關於馬的觀念。 　　在北亞（已經不僅是蒙古）遊牧世界中，人所經營的勞動對象是有生命的畜群。由於歷史的遲滯循環，這種生活和生產在千百年中製造了人們的一種特殊的生命觀，那就是相當平等地看待人畜的生命。生活過於辛苦，命運過於悲慘，希望被禁錮於一片遼闊的青草裡，潮來浪去的只是生命的降臨和衰亡。於是蒙古牧人在自己目所能及的世界中選擇了一種寄託，一種實在但又比生活好些的希望，這就是駿馬。在嚴酷的風雷中，在無終無止的顛簸跋涉中，馬變成了人的更強有力的腳，馬的速度保證著和鼓舞著人的意志和欲望。馬從生產對象，從畜群的一員變成了人本身的一部，使人完成著人已經不敢想像的事業。駿馬的形象使牧人的自尊心得到滿足，夏季裡騎著一匹漂亮駿馬的牧人覺得自己的身心都在昇華。馬又不屬￿一個階級；既然牧業勞動已經壓負在普通牧人身上，那麼他們同時也得到了騎馬的權利。北亞系統民間文學中，關於一匹禿尾爛背的小馬在貧苦少年手裡變成神驥，背著他和那位高貴出身的姑娘「繞著蒙古包飛跑3圈」 ，然後騰空而去的描寫，無疑寄託著貧苦牧民對自己破爛氈房前那匹馬兒的期望。駿馬集中了一切生物（他們覺得；包括人在內）的優點，牧人們覺得有朝一日騎上一匹神奇好馬的願望是那麼珍貴。這樣的心理積蓄和沉澱了多少個世紀。也就在這樣一個歷史中，駿馬的形象和對駿馬的憧憬，構成了遊牧民族特殊的美意識，慓悍飛馳的駿馬成了牧人心中的美神。 　　比如民歌《黑駿馬》（拙作小說《黑駿馬》中曾經引用）即為一例。如果缺乏對於上述遊牧民族的心情形成的理解，特別是如果缺乏對他們承受的生產和生活的樣式的理解，就不能明白為什麼這歌子把愛情和一匹黑馬風馬牛不相及地扯在一起。歌辭前部一唱三歎，從各個角度贊詠了那匹姣好的黑馬；但在結尾時，在敘述完了那對男女的平淡至極的故事以後，卻並沒有去唱唱那匹馬的結局。似乎是忘了。於是整首古歌《黑駿馬》便顯得缺乏勻稱，頭重頭，腳重腳（還不是頭重腳輕）。人們發現：這還是一首古怪的歌。最純樸和最古老的生活，就這樣創造出了似乎是最抽象的形式，而且這種形式已經流傳了幾百年了。 　　《元朝秘史》之「秘」，也在於它比比皆是地提示了這種心情和心理觀念，又把這些真實深埋紙底。探究這紙底或紙背的內涵自然不是易事。然而更值得一問的是：當我們在研究歷史的時候，真的可以對這些被埋沒了的一切不屑一顧麼？尤其是回憶一下最初使我們動心研究歷史時的初衷，那時的發想難道僅僅是一種幼稚麼？ 　　歷史科學也和它研究的對象一樣，有著自己的客觀發展規律。很難揣測將來歷史研究將會怎樣發展。具體地把話題扯回《元朝秘史》其書，我想當務之急還是整理出一部包括版本校勘、準確的拉丁轉寫的標準漢文譯注本。《元朝秘史》的研究雖然已經汗牛充棟，但還不能說已經有了一部優秀的現代漢語譯本。但是我想，對於人和民族的心靈歷史的研究一定會有意義的；今天和未來的人會在那樣的一種探尋中獲得很多收益。 　　1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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