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藏獒(20)_楊志軍

二〇

　　3

　　酒場，在晚春的飛雪中飄來逸去，像一葉熱烘烘的輕舟。拋遠了人生的裝腔作勢，忘卻了痛苦的聲嘶力竭；做作的張狂，矯情的掩飾，唯我獨尊的二郎腿悠悠翹起，尖頭皮鞋上閃爍一團航標似的熒光；失意者爽朗的笑聲，得意者莫名的歎息。歇斯底里和葡萄美酒的交媾，眨眼間分娩出一個強健的兒子來，那便是瞬間超脫。在這種場合，你可以覓到各種身份的人：整天於書齋獨對寂寞面壁懸想的學者，來自草原深處那些科研單位和保密工廠的感傷的小布爾喬亞，已經由粗獷和豪放轉向細膩和沉默的石油工人，從課堂中走來的帶著浮躁不安的時代色彩的研究生，躋身財富世界的稱職或不稱職的企業家，整日給七八歲的孫子傳播牢騷情緒的離休老幹部，還有作家、商人、官吏以及連自己也說不清整天在幹什麼的自由職業者。他們對酒場的熱衷並不帶任何功利目的，只是為了熱鬧一番，為了證實自己在人群中的存在。就像有人說的那樣，在枯燥寂寞地工作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何不向幾個熟識的人談談自己的苦惱呢，何不來感受一下別人對自己的關心、羡慕或者怨怒呢。而產生這種想法的前提便是那種由經濟發展、激烈競爭和心靈隔膜帶來的人的孤獨感，它讓酒場上的瞬間超脫充滿了對傳統的平靜生活的留戀和競爭疲憊後的惆悵。

　　「誰說寂寞出成果？胡說八道。」

　　「我說的。我還說過，明哲之士不在人群裡謀求虛榮，而是設法避開大千世界尋找孤獨。」

　　「我想起來了，你是在一篇文章裡說的，不過你做不到，你也不是什麼明哲之士，你是最不能孤獨的，坐在書齋裡，整天想著怎麼撈錢，結果是學問沒做成，錢也沒撈上。」

　　「你怎麼知道我學問沒做成？我的學問就是：如何面對失敗。」

　　我對這樣的對話很感興趣，它發生在兩個知識分子之間，讓人多少能夠猜測到一點他們內心的尷尬。

　　也是在酒場上，A君醉了。A君是「第三者浪潮」中一朵燦煜的浪花，既有楔入行為，又有做烏龜的境遇，可悲也可喜。整個過程中，他都在不斷強化自己的個性卻又無從體現男子漢的風格，今天在這個女人面前保證，明天在那個女人面前發誓，男人的精神氣質在這種無休止的發誓和保證中日益地無光無亮了。他迅速地失戀，妻子和情婦（不止一個）都開始嫌棄他，那指責他的話幾乎是商量好了的：「沒出息。」於是他也成了一個孤獨者，孤芳自賞，孤影自憐，孤寂無告。作為朋友，我曾經指責過他。他說：「你別假正經，大多數人還不是跟我一樣。我只不過是暴露了，而他們卻善於偽裝和包藏。要知道，喜新厭舊是人類的本性，是一種動力，我們西部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這裡的人不敢大膽公開地喜新厭舊，或者說缺少腳踩兩隻船的藝術。」

　　道德的犧牲果真能夠換來一個高度發達的現代化社會？這是值得商榷的。期望不等於現實，他的痛苦儘管可以看作是文明發展和經濟繁榮的伴生物，但直接的原因仍然是沒有一個和一己之觀念同步發展的環境，心靈和肉體還不能從生存的困擾和社會關係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卻又要強迫自己放蕩不羈，我行我素，怎麼能夠心情舒暢呢？

　　「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這句話對於我們，對於西部的生活，永遠都只是一個寓言。

　　酒已過半，殘湯和剩菜炫耀著自己被人吃掉的榮光。A君拉我來到長沙發的一角，主動「交代」了他跟一個「印象最深刻」的姑娘交往的全過程――那天，他在電影院門前躊躇，想看一場電影又拿不定主意。一個姑娘突然橫擋在他面前說：「想看電影嗎？」他搖頭。姑娘又說：「那……陪我吃頓飯怎麼樣？」他去了。飯後，在她的單身宿舍裡，在她那掛滿了小布人小動物的床上，他明白了這個既有固定職業又不缺錢花的姑娘肉體和心靈的潮動：由封閉到開放的一種畸形爆發――性機能亢進。她以為只有放縱自己才算對得起人生，才算是一個有現代味兒的女性。「她是幹什麼工作的？叫什麼？」我問A君。A君說：「不知道。」又說，「這方面你不懂，你得向我請教。人的生存依賴於人的群體性，過去，男女是以瞭解和感情為聯繫紐帶的；現在，人追求瞬間溫存，追求一夜情，追求那種不需要感情交流和心靈碰撞的純粹的性交往。也就是說，我們都認為，在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前提下，肉體的融合才會是健康的理智的和幸福的。」我挖苦地說：「既然這樣，你們怎麼又分手了呢？」他說：「那是因為她要求我一個星期不要回家，一個星期都呆在她那裡，這怎麼可能呢？太霸道了。」

　　我說：「那麼以後呢？以後你是不是還想繼續你的追求？」他說：「我不追求這個追求什麼？想出國沒錢也沒門路，想當官沒本事也沒後臺，想去基層豁命幹他幾年，再一步一步爬上來，老婆又不讓走。那好，那咱就坐下來搞點學問，可人家在發展航天技術，在折騰商品經濟，在辦公司搞企業進軍世界五百強，我只能搗鼓幾篇研究漢藏史的文章，有什麼意思呢？沒勁，真沒勁，現代社會是不需要瞭解歷史對今天的意義和作用的。你知道，上大學時，我寫過一篇《唐番古道流變考》，因為想發表在校刊上，還去校刊編輯的家裡幫他打煤磚，現在想起來，真有點可笑。有一段時間，我又想搞哲學，想從哲學的角度詮釋藏傳佛教，結果我發現，佛理是清高的，它提倡一心觀照緣起性空的諦理，不為虛妄的外界所迷惑，提倡「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的功夫。而對一個沒有慧根的俗人來說，一旦明白了藏傳佛教的哲學含義，你就什麼心思也沒有了，你就會感到，面對一切你只能有一種態度，那就是無所適從。」

　　4

　　有人說，哲學就是尋找家園，而且是帶著鄉愁尋找家園。家園是什麼？一個人造宇宙，一處心靈歸宿，一種精神寄託。在這個一切都還不能以好壞論處的年代裡，在這片滯重的高原厚土上，尋找家園時的無所適從顯然要比拘泥成法、固守卑陋更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更能代表一部分人的精神狀態。也正是在這種無所適從的迷茫中，那些認識到了命運的殘酷而去向殘酷挑戰的人，才顯得多愁善感、思慮重重。

　　正是春天，我來到了位於塔里木盆地和柴達木盆地交界處的茫崖石棉礦。一連幾天，都是荒風暴起，粉塵彌漫，一片混沌景象。就在這種天地未開的景象中，我和石棉礦的副礦長張居安進行著一種心靈感應式的接觸。我發現他有自己獨特的笑聲，尖細得有些滑稽，像是自我解嘲，又像是傲觀人世的豁達。他還會怪模怪樣地聳肩，寓意複雜：自鳴得意、無可奈何、悲觀傷懷、逢場作戲，好像什麼都在其中了。但不管我怎樣感覺他，他都是一個典型的西部企業家，為人講信用，處世重義氣，自信自負，又具有落荒人的狡黠和幽默。還有就是，和內地企業家的油頭粉面、西裝革履不同，他留著一頭藝術家一樣的長髮，緊裹著一件米色風衣，一副隨時都在行動，從來不知道養尊處優的樣子。

　　他說：「我是浙江寧波人，上海建材學校畢業，留校工作了一年，月工資只有三十五元一角，除了自己吃用和撫養家中老人，還想買書，想抽煙，想看電影，想逛蘇杭，還想穿好吃好玩好。窮，沒錢，開始是自輕自賤，後來就想擺脫，擺脫那種打著赤腳想天堂的境況。這樣，在1966年當有人動員我支援大西北時，我說，你不用費口舌，我去就是了。來石棉礦的頭幾年，我當司機，一月一百零六元的工資，高興得很呐，訂了一份報紙，買了許多書。別人奇怪，這個跑車的，看書竟比睡覺還過癮。……1983年，我當了副礦長，名利思想雪淡，也無所謂身份感。但我還是希望這個礦好起來。我讀了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雖然沒有深鑽，但作為某種場合的辯論需要還是夠用的。我是個有毛病的爭議人物，但這並不影響我開展工作。在礦上我有強大的實力，所有部門都會被我指揮得團團轉。我有威望，關鍵時刻能和工人一起沖上去，待人以誠，不說謊話，對工人的要求從不以『研究研究』來搪塞，要辦就辦，不辦，一二三，說明情由。我精通業務，還有一套隨時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本事。在我周圍，有幾個人起著智囊團的作用，哪些問題該找哪些人商量，我一清二楚。老實說，論我的能力，當副礦長，是輕而易舉的。對錢，我也有考慮。錢對人有好處，我個人，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吃虧就吃在沒錢上。我在石棉礦幹了幾十年，似乎已經幹夠了，很想回上海，回到老婆身邊去工作，苦於沒門路，要有，哪怕降職降薪，也在所不惜。我不想把自己的骨頭埋在這個天荒地老的礦上，也不希望兒子來這裡工作，這裡畢竟是落後的，這裡的人畢竟缺乏從落後中奮起的意識。礦上許多人也都想走，有的，我放走了，有的，我以朋友的名義挽留住了，但我感到對不起他們。原因很簡單，保持現狀，不求發展的幹法是沒多大意思的。或者說，我們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要花在補救失誤上。現在的失誤是很嚴重的，主要在於冒進，像是又一次大躍進。……對我們礦的現狀許多老百姓是滿意的，但我不滿意，很多問題是他們所不能預見的，更看不到企業潛在的危機。我們這個礦是一個社會性企業，凡是一座城市所具備的我們都應該有，大量的投資要花在非生產設施上。可是，建礦這麼多年了，我們還在創業，還搞不出一個像樣的石棉城來。更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的職工來源大部分是礦區子弟，子孫相傳，近親繁衍，長期下去，智力低下，人種退化，弊病不少。對此我只能歎息，我無能為力。搞現代化大工業，必須要有鐵腕人物，必須由一個人決策，決策過程和決策人不是一回事。當然，鐵腕也需要感情扶助，剛上臺，要鐵，到後來，必須動之以情。可歎的是，作為一個領導人卻要把很多精力花在黨政爭權上。太多地關心議論別人，挑別人的毛病，而不關心重視自己，發展自己的個性，這簡直就是自殺。……平時，我喜歡吹牛（聊天），也希望身邊有幾個吹牛的朋友，這大概是感情上的需要。好在我很忙，實在沒時間去想別的。如果我清閒的話，也許會的，比如，女人，人人都應該有寄託嘛。但我不存在孤獨，我會在可靠的合適的小圈子裡發表高論，也常讀些書，讀得很雜，有興趣的話我一天能讀完一本書。我不會跳舞，想學又不敢學，人總怕輿論，儘管我是個不怕丟烏紗帽的人。在猜疑的社會裡，什麼事情都會變得很複雜。不能以誠相見，尤其在官場上，這是個悲劇……」

　　西部，到底是誰的鄉愁、誰的家園？是張居安他們的嗎？好像還不是。但不管怎麼說，張居安他們是一代「付出遠遠大於得到」的人，是一代奠定了西部未來基礎的人。他們有資格也有充足的理由使自己成為一個冷靜的悲觀主義者，正如張居安表述的那樣：「這裡畢竟是落後的，這裡的人畢竟缺乏從落後中奮起的意識。」而落後不僅僅表現在經濟指標上，更是一種國民的心理狀態，一種社會關係即人的本質的體現。

　　離茫崖石棉礦不遠，就是素以鄉情濃厚、民風淳樸著稱的阿拉爾草原。草原上有個叫索巴措的老人，他無兒無女，吃飯穿衣的事兒全由草原上的人管著，今兒東家請，明兒西家叫，要不就把吃的用的送到老人家裡來。老人享受著同情和友善帶來的幸福生活，打心眼裡感激他們。要扶貧了，上面要求必須落實到人。

　　鄉政府的人說，送給索巴措一頭從德國進口的奶牛，讓老人有奶喝，有錢花，生活有靠，安度晚年，我們大家也就放心了。

　　可是，在奶牛光榮做了扶貧畜的第三天，老人就叫來幾個漢子把它放翻了：宰牲煮肉，邀請草原上的男女老少來家裡做客，好一番大塊吃肉大碗喝湯的熱鬧。

　　老人高興地說：「我天天吃你們的喝你們的，心裡老是不對勁，老是想，這欠下的人情，怎麼還呢？現在好了，我有牛了，我也可以請大家吃一頓了。」

　　鄉政府的人聽說了，火速趕來，一見擱在案板上還沒有來得及燎燙的碩大的牛頭，禁不住喊道：「老天爺，這是頭優質高產的奶牛，價值一萬多元呢，你就這樣宰了？」

　　鄉情濃，民風淳，心靈被仁德之光華所環繞，還有什麼可指責的呢，西部的現狀就是如此得溫情脈脈而迷惘不醒。

　　更加迷惘的還是西部的一些文人。當現實的需要已經放棄了對憂鬱、深刻、厚重的讚美和對歷史的迷戀，當越來越多的人把理想主義以及憂患天下蒼生的高尚情懷推向滑稽可笑的地步，在青藏高原，有那麼一部分曾經在文字的海洋裡表達過真誠和勇敢的人迅速改變了自己。他們丟棄了歷史的沉重感和抗爭命運的深刻性，丟棄了曾經有過的挺拔、正直和清高的氣概，丟棄了牛角號似的雄渾和悲沉，丟棄了責任、義務和憤世之慨，一下子變得輕淺了，無聊了，渾渾噩噩了，不那麼讓人有交流懇談的欲望了。他們羡慕奢華，羡慕腐敗，羡慕權勢，唯利是圖，唯俗是趨，唯官為大，思想令人遺憾地退化著，處世的態度風快地滑向庸俗，精神向懶惰和麻木投降，說什麼這是「不願酒中有聖，但願心頭無事」的瀟灑，說什麼這是「看透了」、「認命了」、「現實了」、「會過了」的結果，其實不過是「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糊塗罷了。過去有人對西部的文人說：「你們雖然貧窮，但精神卻富有無比。」現在呢？貧窮自然是早就有了變化，但精神資源卻迅速乾枯著，靈魂也隨之墮落了，知識分子的魅力正在失去，正在不間斷的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中向著淨盡處消散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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