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父輩(28)_閻連科

二八

　　▼織洋襪

　　小時候，記憶最為深刻的，約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大伯家裡有八個孩子，六男二女，加上大伯和大娘，共是十口之家。那時候，中國剛從「三年困難時期」一夢醒來，大伯就開始忍著饑餓，挑著他的織洋線襪子的機器，到山區去走街串巷，在一莊一街的村頭，在一戶一戶人家的門口，放下他那為生存而沉重的擔子，擦著額門上的汗珠，扯著喉嚨高聲大喚：

　　「織襪子囉——」

　　「織洋襪子囉——」

　　不知道大伯是如何領著我的大娘和他們一溜兒的子女，安然度過「三年困難時期」的。村裡的老人們常常向後人述說，他們因為饑餓去村頭挖吃黃土的人生；說他們如何用斧頭菜刀，去剝砍樹皮熬湯的經歷；說村裡每一張臉和雙腿首先浮腫的人，腿上臉上，都如塑料薄膜的袋子裝滿了水；說山坡上餓死的死屍，幾天間無人抬動，活生生地僵在荒野，天空中盤旋的餓鷹，常會俯衝下來，去那人屍上啄食。

　　現在，我的大伯已經去世三年了。八十歲的大娘，也因糖尿病和小腦萎縮等，變得沉默於世，言語不清。我後悔，沒有在還來得及時，去詢問他們在那特殊的三年歲月裡，是如何帶著一群孩子，熬過了那整個中國都在超越極限的極度饑餓中的一千多個日日夜夜。我想，我錯過的不僅是一場紀實的答問，一定還是一場泱泱大國的農民為了生命和親情，用活著的信念，去抗爭饑餓與死亡的一部生命的史詩。而今，我的腦海裡，沒有多少大伯為他和一家人活下去而抗爭和忍耐饑餓的畫面與細節，但卻總是響著大伯那沙啞而洪亮——為了一家人活著，並盡力讓子女們吃飽肚子在山脈上和無數村頭的大叫：

　　「織襪子囉——」

　　「織洋襪子囉——」

　　大伯的那架由許多齒輪、鋼架、掛針、掛錘和搖把組成的機器，只要把機織的紡線四通八達、有秩有序地纏纏繞繞，絞動搖把，就能織出大大小小、長長短短的襪子來。因為那機器源自外國人的發明製造，因為織襪子的白線必須是機織的洋線，而非鄉村民間的那種笨機的手紡線，所以那織襪機就叫了洋襪機，那襪子就叫洋襪子。隨同那時被稱為「洋」貨的，還有洋火（火柴）、洋釘（鐵釘）、洋灰（水泥）、洋車（自行車）、洋鎬（鐵鎬）等一系列與外國人相關的日用品，因為一個「洋」字，就有了時尚和品質，有了與眾不同的風尚和氣度。也所以，大伯織洋襪子的機器和手藝，自然是遠近聞名，遐邇知曉。他不僅每年冬天都挑著擔子到東西兩山的深皺中，為那些連買個鐵釘都要跑幾十里山路的農民織襪子，就是到了年關將近，他不跑山裡，也要把那機器架在村頭或者大門口，為路人和同村的鄰人們，織些白筒洋襪子。

　　當然，給同村人織襪子，大伯一般是不收費用的，也不要任何別的物換與報酬。他所收的或還的，只是世間人情和鄉里之間為生存彼此的扶幫和照應。只有為陌生的路人織襪時，他才收取些微的零用以補年關的家缺。

　　我替大伯絞過那織襪的機把兒，沉重沉重，嘰嘰作響，織一雙襪子下來，胳膊便有了脹裂的酸疼。可是，大伯卻用他將近十年的時間，挑著那副擔子，絞著那沉重的把兒和他與子女們生命存活的本基，每次天不亮就挑著機器出村，三天五天后的落日時分，又挑著擔子回到村子裡。

　　大伯離開村子時，擔子的一邊是那沉重的機器，一邊是較輕的洋織白線和他的粗穀乾糧。因為這輕重不均，他的扁擔在肩上就總是一端要長些，一端要短些。然而大伯回來時，他的擔子有些均衡了，扁擔的中部差不多移擱到了肩膀上。原來一端的那些白線沒有了，乾糧也盡了，可裝乾糧、白線的布袋裡，會裝上半袋黃玉米、紅薯乾和一些大豆、綠豆什麼的——這是他為人織襪子的換取和報酬，是我那些叔伯哥哥、弟弟、妹妹的口糧和生存。然而我和我的叔伯兄弟及姐姐妹妹們，那時並不怎樣看重那條帆布袋裡的糧食與雜穀，而是更為切切地看重大伯用手捂著的他的上衣口袋裡的東西。

　　尤其那時的我。

　　大伯多是在春秋天穿一件有許多補丁的黑夾襖，在寒冬臘月裡穿一件棉花已經死過變污的舊棉襖。那棉襖的套棉總是因破洞而露在棉襖外。可大伯那挑著的布袋卻總是沒有爛，裡邊的粗糧和雜谷，大伯也從來沒有讓它們掉出過一粒和一片。大伯的棉襖口袋是經常要破的，然大伯一發現口袋破了就讓大娘抓緊縫。什麼都可以破損出漏洞來，但那棉襖口袋是一定不能的。因為每次大伯出門幾天回來時，一定會給他的兒女和我們這些侄男甥女，捎回一些好吃的。那好吃的就總是裝在他的棉襖口袋裡。

　　好吃的一般都是以下幾樣今天已經見不到的食品和糖果：食品是一種黑硬卻又發脆的面餅乾；糖果有兩種，一種是用油糖紙包的小糖兒，一種是白色糖豆兒。糖豆兒和今天的黃豆一樣，雪白色，圓圓的，裝在大伯的口袋裡如裝著一袋人生甜胃的藥粒兒。大伯在外出三天后，我們就開始惦記大伯了，惦記大伯口袋裡的糖豆兒了。三天后的落日至黃昏到來的那段時光裡，我大娘總是站在她家門前的路口上，把手棚在額上瞅著等大伯。

　　第三天沒有回。

　　第四天沒有回。

　　第五天的那個時候裡，太陽暖黃，村頭上鋪著落日和枯色，大娘在村口等大伯，但第一個看見大伯回來的，一般不是我大娘，而是我們兄妹中的哪一個，是想糖豆兒或餅乾想得有些急不可耐的我的哥哥們和弟弟們。誰在哪兒喚一聲：「大伯回來啦——」大伯就果然回來啦，疲憊地挑著擔子，拖著身子，從村外走進村裡面。可在他走進村裡時，看見他的一群孩子和一群侄男甥女時，他雖然疲憊無力卻是腳步加快了，臉上有了光色了。他朝我們走。我們朝他迎。就把大伯圍在路中央，他便從口袋裡摸出一把糖果或是糖豆兒，種瓜點豆般，朝一片伸出的又髒又小的手掌上，一個一個地放著或分著。

　　我每次都把手伸在那一片小手中，每次都能不虛此行地得到我想吃的糖果和糖豆兒。大伯把糖果和糖豆兒分完了、發完了，我們都如獲至寶地品味著那糖豆、糖果和生活。大伯便脫掉他的一隻鞋，席地坐在鞋上看著我們這些他的孩子和侄男甥女，看著我們把那些糖果吃完後，將糖紙疊成各種各樣的三角或方塊，再或把糖紙當成蝴蝶和蜻蜓，用嘴吹著，用手趕著，讓那些糖紙在落日的天空下，五顏六色地翻飛和起舞。這時，是大伯最感溫暖，也許是最感歎人生意義的時候吧。他端端地坐在村口裡，坐在土地上，坐在人生中，臉上的喜悅和光色，濃淡相宜著，任你有多少疲勞和塵土，也蓋不住他那時的興奮和愜意。

　　大伯愛生活，愛孩子，愛他的一群侄男和甥女。他每次分糖果、糖豆兒和黑硬堅脆的餅乾時，都要先看一眼他身下的孩子們，依著血緣的關係，雖然每個孩子分的都是一樣多：糖果是一個，糖豆兒是兩粒，餅乾是一塊，可他分配的順序卻是經了深思深慮的。他總是先分給他遠門的侄男甥女和鄰人的孩子們，再分給他近門的侄男甥女們——主要是我和二姐及我叔家的孩子們，最後再給他自己親生的那些孩子。因為每次分配都不夠，往往到最後沒有糖果食品了，我們歡天喜地地吃著和鬧著，我大伯家的那些孩子——我的至親的叔伯兄弟和妹妹們，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我們吃，看著我們鬧，看著我們把那彩色的糖紙，吹著捧著在那天空裡紛飛和舞蹈。

　　後來，每次大伯回來，我都不再擠著身子去要那些糖果、糖豆兒了。因為，我終於每次都窺視出一條規律來：大伯帶回來的糖果和糖豆兒，從來沒有夠分過。而最後必須有人不吃的，就必然是他的那些親生的孩子——我的那些叔伯兄弟和妹妹。於是，每次再分糖果、糖豆兒時，我就和這些叔伯兄弟們站到一塊，等待最後的分發和缺無。

　　有一次，果然是人頭和小手沒有分完就沒了。我和大伯家的孩子們站在一塊，看著別人吃，看著別人把糖紙放飛在半空如放飛的小巧的風箏般，不知為何眼裡竟就含了委屈的淚，這時大伯看見了，過來摸著我的頭，摸著我的臉，像他做了一件最為對不起我的事，竟然也自己紅了眼圈兒，用喑啞的嗓子，在苦笑中對我鄭重地說：「下次大伯回來，在街上多買些糖果，最先分給你。別人不吃也最先分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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