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父輩(17)_閻連科

一七

　　▼蓋房

　　沒有誰能想到父親會下世得那麼急快，母親、姐姐、哥哥及左鄰右舍，誰都覺得他走得早了，早得多了，讓他的子女們無法接受。但是父親，他似乎自得了那病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對於正常的人，死亡是站在你人生的前方某處，在等著你一日日、一步步向它走近，待你到了它的面前，它能夠伸手及你，它才會伸手攜你而去。但對於一個病人，那就不僅是你一日日、一步步向死亡走去，而是死亡也從你的對面，一日日、一步步向你跑來。人生就是那麼一定的、有限的一段距離，如果時速一定，只有你單向地向死亡靠近，那就需要相對長點兒的時間，如果你向死亡走去，死亡也迎面向你走來，那你的人生時間就要短下許多。

　　世間上每個人只有那麼一段行程，一個人獨自走完這段行程的人生是一回事，而有另外一個我們看不見的死亡的黑影，也來搶行你這段路程，那你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回事。而我的父親，他一定是很早就明白了這個道理的。他一定因為有病，就在冥冥之中看見了屬於他的那段人生行程的對面，也正有一個暗影在向他走來。所以，他作為一個農民、一個父親，就特別急需把他認為一個農民父親應該在人世的所盡之責，無遺無憾地盡力完畢和結束。

　　那麼，一個身為農民的父親，他活在世上到底應該做完一些什麼事情，盡到一些什麼職責呢？這一點，父親和所有北方的農民一樣，和所有北方的男人一樣，和他周圍所有做了父親卻最遠的行程是到幾十里外的縣城，倘若能到百里之外的洛陽就是人生大事就是生命的一次遠足的農民一樣，他們自做了父親那一日、一時的開始，就刻骨銘心地懂得，他們最大、最莊嚴的職責，就是要給兒子蓋幾間房子，要給女兒準備一套陪嫁，要目睹著兒女們婚配成家，有志立業。這幾乎是所有農民父親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的目的。

　　我想因為有病，父親對這一目的就看得更為明晰、更為強烈、更為簡捷：那就是在父親生前，他以為他需要做完的許多事情中，最為急迫的是兒女們的婚姻。

　　而理想的婚姻，又似乎是建立在房子的基礎之上。似乎誰家有好的房舍，誰家兒女就有可能具備理想婚姻的基礎。房子是一個農民家庭富足的標誌和象徵，甚至，在一方村落裡，好的房屋，也是一個家庭社會地位的象徵。父親和所有農民一樣，明白這一點，就幾乎把他一生的全部精力和財力，都集中在了要為子女們蓋下的幾間瓦房上。蓋幾間瓦房，便成了父親人生的目的，也變成了他生命中的希冀。

　　現在，我已經記不得我家那最早豎起在村落的三間土房瓦屋是如何蓋將起來的，只記得，那三間瓦房的四面都是土牆，在臨靠路邊的一面山牆上，卻砌了從山坡田野一日一日挑回來的黃色的礓石，其餘三面牆壁，都泥了一層由麥糠摻和的黃泥。春天來時，那三面牆上長有許多瘦弱的麥芽；記得那半圓的小瓦，在房坡上一行一行，你在任何角度去看，都會發現一個個瓦楞組成的一排排的人字兒，像無數隊凝在天空不動的雁陣。

　　記得所有路過我家門前的行人，無論男女老幼，都要立下腳步，端詳一陣那三間瓦屋，像懂行的莊稼把式，在幾年前路過我父親翻揀、擴大過的自留地一樣，他們的臉上，都一律掛著驚羨的神色和默語的稱頌。我還記得，搬進那瓦屋之後，母親不止一次地面帶笑容給我們姐弟們敘說，蓋房前父親和她如何到二百里外的深山老林，去把那一根根雜木椽子從有著野狼出沒的山溝扛到路邊；記得母親至今還不斷地掛在嘴上，說蓋起房子那一年春節，家裡沒有一粒小麥，沒有半把麵粉，是借了人家一碗烏麥麵粉讓我們兄弟姐妹四個每人吃了半碗餃子，而父親和她，則一個餃子都沒吃。還說那一年她試著把白麵包在紅薯面的上邊，希望這樣擀成餃子葉兒，能讓她的子女們都多吃幾個白菜餃子，但試了幾次，皆因為紅薯面過分缺少黏性而沒有成功——而沒有做成餃子葉兒的、包了一層白麵的紅薯面塊，就是父親那年過節所吃的大年飯。

　　這就是房子留給我的最初記憶，之後所記得的，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那新蓋的三間瓦房，因為過度簡陋而不斷漏雨，每年雨季，屋裡的各處都要擺滿盆盆罐罐。為了翻蓋這漏雨的房子，父親又蓄了幾年氣力，最後不僅使那瓦房不再漏雨，而且使那四面土牆的四個房角，有了四個青磚立柱，門和窗子的邊沿，也都用青磚鑲砌了邊兒，且臨了路邊的一面山牆和三間瓦房的正面前牆，全都用長條礓石砌了一層，而礓石牆面每一平方米的四圍邊兒，也都有單立的青磚豎起隔斷，這就仿佛把土瓦房穿了一件黃底綠格的洋布襯衫，不僅能使土牆防雨，而且使這瓦房一下美觀起來、漂亮起來，它也因此更為引人注目，更為眾多鄉人驚驚羨羨。

　　這就是父親的事業。

　　是父親活著的主要人生目的之一，也是他覺得必須盡力活在人世的一種實在。要說，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往，父親的那種病，都不是讓人立等著急的急症、絕症——哮喘病，在今天的人們看來，也無非是頭痛腦熱之類。但頭痛與腦熱，卻是易於治癒的家常小症，而哮喘卻是有可能由小變大，由輕至重，最終轉化為無可救治的肺源性心臟病的一種慢性的常見病症。在鄉村、在偏遠的山區農村，這種病幾乎是老年人的必得之症。人過五十、六十，由於年輕時勞累受寒、感冒頻繁，有這種病的老人最少占五十歲以上人口的一半還多，而最終因為這種病而離開人世的農民幾乎是司空見慣。不用說，父親在他的生活中目睹了太多因這種病而撒手人寰的場景。不用說，父親明白得了這種病，要麼借助年輕的體魄和命運，碰巧也就將此病治好痊癒了；要麼和更多的有了這病的人一樣，最終因為此病而謝世。

　　父親和別人所不同的是，他得這病時還不到三十歲，自恃年齡和身體的許可，沒有太把這病放在心上，病重了就借錢討幾服藥吃，病輕了就仍然無休無止地勞作，這樣十幾年熬煎下來，日日月月，惡性循環，終於在不到五十歲時，每年冬天病情發作，就如七十歲有了哮喘一樣。也正因為這樣，他就想急急忙忙把房子翻蓋起來，想讓他的子女們不延不誤，長大一個，成婚一個。成婚一個，他也就算了卻了他的一份必盡的心願。

　　我們兄弟姐妹四個的婚姻，在那個今天已經改村為鎮的左鄰右舍的目光中，從訂婚到成家，他們都認為較為順利，這除了父母和我們兄弟姐妹的為人本身，與父親染病挨餓為我們蓋起的一間間的鄉村瓦屋不無關係。那是僅有二分半地的一所鄉村小宅，中央之上，蓋三間上房，東西兩側，再各蓋兩間廂廈，這樣七間房子，正留出半分地的一個四方院落——這是豫西農村最為盛行而有些殷實的農家小院。為了蓋房，父親每年過節都很少添過新衣；為了蓋房，父親把房前屋後能栽樹的地方全都栽了泡桐、楊樹。到了冬天，還在那樹苗身上塗上白灰，圍上稻草，以使它們取暖過冬。

　　春天來時，他把這些稻草取掉，和讓孩子們脫掉過熱的棉衣一樣，再在小樹周圍紮下一圈棗刺棵兒，以防孩娃們的熱手去那樹上摸碰。父親就這樣如疼愛他的孩子一樣養護著那些小樹，那些小樹在幾年或多年之後，長到中年、老年，就做了我家房上的檁梁。到我家那七間房子全都成了瓦房以後，父親雖然不是第一個蓋築瓦屋的村人，卻是第一個讓家裡沒有草房——包括雞窩、豬圈——的房主。

　　而且，在我們家的院落裡，父親在他哮喘病已經明顯加重的時候，還戴著避寒的暖紗口罩，拉著板車，領著我們兄弟姐妹，蹚過已經封凍結冰的幾十米寬的酷冷伊河，到十幾裡外的一條白澗溝裡尋找二三指厚的紅色薄片石頭，拉回來鋪滿院子，鋪滿通往廁所和豬圈的風道小路，使那二分半的宅院，沒有見土的地方。每到雨天，街上和別戶各家，到處都泥濘不堪，只有我們家裡潔潔淨淨。那樣的天氣裡，我們家院裡總是站滿了村人鄰居，他們在那不見泥沙的院裡、屋裡，打牌說笑，講述故事，議論命運和生老病死，把我們家那所宅院和那宅院中圍困著的鄉村人的人生，當成村落建築和日子的榜樣與楷模。

　　事實上，那所宅院和宅院中的日子，的確在那片村落和方圓多少裡的村落中，都有著被誇大的影響和聲譽，對許多農民的日子起著一種引導的督促。可是，只有為數不多的有著血緣關係的親人們，方才知道父親為了這些，付出了他的健康，也付出了他許多的生壽。記得最後蓋我家東邊那兩間廂廈時，父親領著我們，破冰過河去山溝里拉做地基的石頭，因為車子裝得太滿，返回時車子陷在伊河當中，我們姐弟全都高卷起褲腿，站在冰河中用力猛推，不僅沒能把車子推動半步，反而每個人的手臉都凍得烏青，腿和腳在水中哆嗦得不能自已。

　　這時候，父親回過身子，從車轅間出來，把我們姐弟從水中扶到岸上，用棉衣包著我們各自的腿腳，他自己又返回水中，同哥哥一道，從車上卸著一二百斤重的石頭，一塊塊用肩膀扛到岸邊，直到車子上的石頭還剩一半之多，才又獨自從冰河中把車子拉上岸來。父親從水中出來的時候，他脖子裡青筋勃露，滿頭大汗，手上、肩上、腿上和幾乎所有衣服的每個部位，卻都掛著水和冰淩。

　　我們慌忙去岸邊接著父親和那車石頭，待他把車子拉到岸上的一塊幹處，我們才都發現，父親因為哮喘，呼吸困難，臉被憋成了青色，額門上的汗都是憋出來的。見父親臉色青漲，咳嗽不止，姐姐趕忙不停地去父親的後背上捶著。過了很久，捶了很久，待父親緩過那艱難的呼吸，哥哥也抱著一塊水淋淋的石頭最後從冰河裡出來，他把那石頭放在車上，望著父親的臉色說：「不一定非要蓋這兩間房子，不能為了房子不要命啊。」

　　父親沒有馬上說話，他瞟了一眼哥哥，又望望我們，最後把目光投向荒涼空無的遠處，好像想了一會兒，悟透並拿定了什麼主意，才扭回頭來對著他的子女們說：

　　「得趁著我這哮喘不算太重，還能幹動活兒就把房子蓋起來，要不，過幾年我病重了，幹不動了，沒把房子給你們蓋起來，沒有在我活著時看著你們一個個成家立業，那我死了就對不起你們，也有愧了我這一世人生。」

　　其實，父親的病是在他年輕時的勞累中得下的，而紮根難愈，卻是在他為子女成家立業的蓋房中開始的。在我們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一九八四年十月完婚在那最後蓋起的兩間瓦屋之後，也便了卻了父親的最後一樁夙願。於是，沒過多久，他便離開我們獨自去了，去另外一番界地，尋找著另外一種安寧和清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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