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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投閣

我不愛熱鬧，性格內向，不善交際，這似乎與現代人的要求有點格格不入，在某些迫不得已的應酬場合大多是早早給自己尋找一個「避難」的角落縮著，看別人高談闊論。所以在五次作代會上，別人都忙於串門，忙於交流，我卻躲在房間內看書。當然也有過一次外出，是我編的電視劇的北京演員們請我吃飯，他們讓我挑地方，我就挑了所住京西賓館南邊一個新開張的小飯鋪，那兒人少。孰料，演員不比作家，他們走到哪裡都會被人認出來，那頓飯吃得可謂眾目睽睽，千夫所指，與其說吃飯，不如說是吃觀眾。於是我發誓，再不參加這樣的活動。 　　我是1995年調入西安市文聯的，搞專業創作不過兩年，以前在報社工作，雖也寫點東西，終是業餘，還帶點偷偷摸摸性質，寫多了領導會說是不務正業，總之很難。後來，我很冒昧地找到市文聯，談了我的苦衷，我說不適合搞新聞，特別不適合當官，我想搞創作，想踏踏實實地寫點東西。他們說那你就調來吧，於是我就進了市文聯。 　　應該說這對我的人生來說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也就是兩年以前，我才開始認真思考寫作這件事情，入道不能說不有點晚了。記得初進文聯，那是春節前夕，我坐在辦公室裡看書，整整一個上午沒有一個人來打擾，唯一的夥伴就是窗外枯樹枝頭飛去飛來的兩隻雀兒。我想這樣很好，心態的自由，時間的自由，再加上政策的寬鬆，有如魚得水之感。在這種心境下我寫了《本是同根生》、《祖墳》、《風也蕭蕭》等，有人說它們是「拉開距離的京味」，有人說是「時代風雲與家世感情的扭結」，對這些，我自己卻說不出更多。至於中篇《風》和《注意熊出沒》等反映我在日本生活的文章，卻沒料想得到日本評論界的注意。日本評論家秋野修二在《中國文學的改革開放》一書中評論這兩篇小說說：「小說選取了一個危險的題材，通篇貫穿著對這一歷史細部的再檢討，以及向舊有價值觀挑戰的大膽嘗試，能從中聽到時代深處的聲音。……這是一篇對日本態度嚴峻的小說。」文章讓評價家們一評往往派生出許多作者在創作時並沒想到的意義，特別是對我這個思想比較淺薄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其實就我自己的文章，有時直到刊出了，我也說不清它的主題，為這，我很為自己羞愧。上月，有某選刊主編打來長途電話，說要選我的某篇文章，讓我談談它的思想。這大約是小學三年級的基礎知識，我卻說不出，於是開始東拉西扯，因為是初次打交道，主編在遙遠的那端一定是莫名其妙，不知我害了什麼病。我想我是書讀得少了。也是前幾年油花一樣浮在生活表層，對事物不深思索，對學問不求甚解的後遺症。 　　當然，一篇作品讓人三言兩語就能總結概括完畢也未必是好事，文藝作品，對作者來說是真心的感動，是種欲罷不能的表現心理，是一種文化的浸潤和認知的拓展，更是一種人格的操守與一種寧靜心態的保留。所以談及我的作品時，我更多的是感覺，不是說明。這是從另一面看問題。 　　雖然不善言詞，又極少朋友，但我對生活卻抱有極大熱情，我喜歡一個人四處走，四處看，在中國，從西藏高原到深圳特區，在日本，從群馬深山到琉球群島，只要能去，我會千方百計為自己創造機會，從來都是雷厲風行。朋友們說我這是「猛獸意識」，但無論什麼，我卻從中體會到了社會、人情，體會到了中國、世界。 　　我為自己的勇敢感到自豪。 　　體驗是寶貴的，作家的體驗屬￿個人，它不能合群，不能紮堆，不是整齊劃一的蜂窩煤，因此，作家必須甘於寂寞，不怕孤獨，以自己的眼去觀察社會，以自己的心去認真讀書，使寂寞投閣不泛為一句空話。清末理學家唐鑒對曾國藩說，束檢身心，讀書明理，最是靜字功夫要緊，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 　　從前年至今，我一直想寫一部歷史題材的長篇，並在著手搜集資料，看來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或許不是一年兩年的事。在此期間，我還是想寫一些中、短篇，因為我對中、短篇有著特殊的偏愛。朋友說，長篇更能體現作家的修養、功力，一個作家，特別是小說家，一輩子如果沒有一部有份量的長篇問世，那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我贊同朋友的話，也在努力去做，但目前，各種準備工作怕還沒有做好。 　　先寫點小東西吧，將心態調整好，關鍵是要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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