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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電視連續劇《海那邊》之後

　　那是我最彷徨的時候——留美國還是回中國，再婚還是堅持單打；繼續當作家還是棄暗投明揀個實際的事做做；美國是個號稱機遇最多，機遇又對人人平等的國家，投什麼機為好；若接著當作家，寫什麼，用什麼語言寫，要不要投人所好地寫，投何人所好等。在那麼個情形下，我回到芝加哥，帶著在半個美國流浪的閱歷以及被流浪惡化的渺茫感，開始參加安琪和陳沖發起的《海那邊》的創作。

　　芝加哥是我個人歷史上的重要城市。我的許多個「第一」，都是在那裡經歷的。第一次被人從身後掐脖子，隨之被溫柔禮貌的強盜搶走了錢包；第一次沿街找工作；第一次在餐館打工；第一次跑街串巷拾人家扔掉的家具；第一次和美國女同學同租房子，結果住出了階級友愛和民族仇恨；第一次作為一個碩士生坐在一群美國人中，學習文學創作；第一次用英文在電腦上寫作……對了，還有第一次叫喊英文夢話，把自己叫醒了。在災難和恐懼中滋長出來的愛是極有力量的，這就是芝加哥比美國任何一座城市——包括我居住最長時間的舊金山都顯得親愛。

　　也是在芝加哥，我接觸了美國的一個特殊階級，它主要是由貧困的藝術家組成的。他們有極強的獨立思考，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念，非常叛逆，我是跟著他們走進舊貨店買衣服的。一對畫家夫婦告訴我，他們結婚十幾年，從來都是在舊貨店為對方買禮物，自然為省錢，但更重要的是因為舊貨往往獨一無二，不帶有大批量生產的新貨的集體性和重複性。因此，他們的裝飾總帶一定的戲劇性，似乎是出自哪本小說，或哪幅油畫的人物。

　　也是跟著我的這些朋友，我對塗鴉藝術、搖滾樂變得寬容了。以致到後來，當我每參加小說或詩歌朗誦時，看見鋪天蓋地的塗鴉，那麼猙獰險惡，我感到的只是一種親切的符號——我的小說不可能體現的一種情感和人格的表達符號。

　　還記得有次我說起我的失眠，他們說：「你試過大麻嗎？」他們說到此時完全是一副坦誠和無辜的表情，這表情使你絕對不在它和犯罪之間作任何聯想。當然，我沒有去試大麻以及縱酒、縱欲。我是個中國人，我即便視叛逆為褒義詞，也是在道德和法律的規範之內。有些東西作為我這樣一個中國學生是試不起的；經濟上不堪，地位上更不堪。作為非美國公民，一走火就有被遞解出境的危險。

　　說到經濟上的窘迫，芝加哥時期又占一個第一。我真是從來沒那麼窮過，每從銀行取一回錢，都不敢看被剩下的數字，那個數字總是比我最壞的估計還少。因此，為避免嚇著自己，我一拿到取款收據就揉了它，扔進垃圾箱。糊塗著過，還有些傻快樂，反正別問自己喜歡吃什麼：超級市場什麼減價最厲害，我就狂熱地吃什麼。一次花菜減三個禮拜的價，我覺得自己吃它吃出了「紅米南瓜」的井岡山精神來了。是從我自己的經歷，也從朋友的傳聞中，我搜集了一些有關「吃」的細節，也將它們寫到《海那邊》的人物中去了。比如劇中的老王如何吃雞蛋，就是我在餐館打工時，一位中國學生親口告訴我的。

　　那種窮困，真是看得見、摸得著、聞得見的。從我打工的餐館到學校有十個街口要過，一路全是各種各樣的商店：衣服、鞋、首飾，哪裡都是幾乎捂到你臉上的廣告和減價招牌。而窮困時的我一向是目不斜視地穿過這十條街口，起碼起碼，我不必為自己無力成全一個殷切的售貨員而難過。美國的售貨員一般都極有涵養，你怎麼讓他白費口舌白費勞力，他都不失溫和，他那笑容，也是世界上最堅韌的東西。也就是這樣的笑，把我這類窮學生唬到店門之外的。

　　那時我除了在一個叫「救世軍」的教會商店買衣服以外，也去跳蚤市場。那裡能買到新的但便宜的衣服。在這兩個地方一般十元錢可買兩件衣服，運氣好可以高達四件。還能在那裡買到家具，但我沒買過。我的家具一半是從其他學生那兒繼承的，一半是撿的。撿家具很好玩，晚上開車在小街上轉，路過各家放垃圾桶的地方留點神，常常看到垃圾桶蓋子上橫著一隻床墊什麼的。我的床就是這麼撿回來的，完好一件東西，躺上去，除了夜深人靜偶然想到它上面躺過誰，是否活的，那念頭讓我的發根陡然發硬以外，別無弊處。

　　所有與我窮出差不多水平的朋友，都有許多撿家具的經驗，也有許多此類故事。一個朋友視力很壞，車都很少開，而每回都是他發現舊家具。朦朧中，別人只看見一個什麼大對象在垃圾桶附近，他卻立刻判斷出那是一張餐桌，或一張寫字臺。這種時候往往有種探險或探寶的刺激。這些細節、人物，在我動筆寫《海那邊》時，便自然地出現在筆下，使我感到自己沒白受一場苦，一場窮，一段艱辛生活。

　　有一度我苦不下去了，把怨都發向了芝加哥，我離開了它。半年的旅行，我寫出的作品都是以芝加哥為背景的，這也體現了一點，就是人通常記住和寫下使他痛苦的事，而不是使他快樂的。所以，當我得知安琪與陳沖以及芝加哥電視臺的子繁、遲晶在醞釀一部以芝加哥為背景的電視連續劇時，我馬上提出參加寫作。

　　從安琪手中接過劇情提綱後，我便動筆了。那時我住在洛杉磯我姑母家，有免費住房和免費三餐，加上我在臺灣得的文學獎消除了我的經濟恐慌，我頭一次找回在國內做專業作家時的從容。

　　兩星期後我便完成了二十五集中的七集，寄給陳沖和安琪後，她們決定由我來執筆完成全劇。安琪當時正在寫她的英文小說，已和出版商簽了合同，陳沖在忙於拍片，所以她們的時間無法得到保障。她們分別將已寫成的一集半劇本以特快專遞寄給我，由我開始了從頭至尾的整體創作。

　　洛杉磯也是個中國留學生雲集的城市，我表姐夫開的羊毛衫工廠裡就有幾百中國女學生。我便常常與她們閒聊，吃驚地發現她們中有更曲折和古怪的故事。《海那邊》中，一個癱瘓的籃球明星，專門找矮個子中國學生供他當拐杖拄著走路，便是從她們那兒得來的故事。也有許多奇妙的心理體驗，比如她們說最難堪的是進門脫鞋：中國學生的襪子往往是髒的和破的，而進富有的臺灣人家做工，總要脫鞋，因此她們對脫鞋那一刹那的心理感受，是十分微妙的。

　　還有許許多多的細節，例如，有的女學生虛榮，卻又捨不得買晚禮服去參加晚會，她們就從商店裡買件價值一兩百的衣裙，當晚裝扮過，第二天再把它退掉，只要設法保留那個標價紙簽就可以。美國的商店是允許退貨的，售貨員絕不問你的退貨理由，甚至她還會對你說一聲：「抱歉，我們這裡沒有讓你喜歡的東西！」還例如，有個中國男學生特別有集體觀念，只要他見到便宜貨：三角一打的雞蛋，一元一件的T恤，等等，他都會一股腦兒買十多份，再分給他的朋友，他這個好習慣弄得他自己一直很窮。

　　直接的和間接的生活體驗，都成了我寫作《海那邊》的礦藏，也使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紀實性。我也採用了同樣的生活素材創作我的小說，它們使我在兩年中獲了五個文學獎，這使我想到，人在最失意時，竟是被生活暗暗回報著的。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也同時在準備去臺灣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稿，有些內容與這篇文章是相同的。這是我第一次在臺灣出書，也是第一次將電影版權賣給臺灣的電影公司。我終於以寫作為生了，但再沒有在國內做專業作家時的優越感。寫作只不過是種種飯碗中的一隻；寫作也只是一種生活。甚至也不太明確：是我寫生活，還是生活寫我。

　　很遺憾《海那邊》沒能按計劃投入拍攝；也很遺憾我受中央電視臺和芝加哥電視臺之托所寫的另一部連續劇《自新大陸》取代了《海那邊》投入了拍攝。《自新大陸》也是以芝加哥為背景的中國留學生故事，是根據我在臺灣、香港發表和得獎的小說改編。

　　顧名思義——《自新大陸》，這片大陸被當時的哥倫布稱為新大陸，比之我們的熱土，中國大陸，它自然也是新的，是冷土。將開拓這塊新大陸的經歷展示給同胞，是一個作家的責任，也是她吐盡胸中淤積的一個機會。無論《海那邊》也好，《自新大陸》也好，終究都是海外遊子向國內親人發的一個誠摯邀請——邀請他們走進我們在新大陸的生活，參觀一番，評說一番。

　　在此也感激《電影·電視文學》的全體編輯，給了我們的《海那邊》一個問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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