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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版圖


  ——告別母親

  我生平參加的第一個葬禮,竟是母親的葬禮。

  今年三月的一個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寫作,吃了一頓以牛奶為主的「站立午餐」,心裡莫名地生出一陣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這種思念之痛突然發作時,一把抓起電話。因為是心血來潮,往往在電話那端有了應答時,發現自己並不知想說什麼,只不過覺得母親的聲音比之信中的字更來得有聲色些,更物質些(Physical),並且使我和母親遠隔重洋的溝通,又多出一維空間。這天我那識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媽媽的號碼。對父母的電話號碼的記憶,早已不必經過大腦,手指頭就如鋼琴家熟識琴鍵上的音階那樣。

  三月的那個下午(正是祖國的清晨)接電話的竟是我的繼父。媽媽是個敏捷至極的人,電話鈴一響,她總是聞聲起舞似的向電話一躍。我甚至懷疑她時時都埋伏著,守候我的電話。自我遠嫁,她知道早晨七點的電話鈴聲必定發自我這裡。有時我連個「喂」都來不及招呼,媽媽那邊已經喚起來:「嘿!女兒!媽媽就知道是你。」而這回接電話的不是媽媽那相當青春的嗓音,事情已大不尋常了。我劈頭就問:「媽媽呢?」繼父沒直接回答,反問我失眠症可有好轉。無數猜測造成了我瞬間的木訥,任繼父例行公事地問我的寫作,問我先生的健康。我一字未答,等他圈子兜完,我仍是那句:「媽媽呢?」

  繼父說媽媽住了醫院,前兩天剛剛經歷胃切除手術。他接著告訴我,媽媽胃癌已是晚期。在老爺子喋喋不休的陳述手術過程時,我重複地對自己說:有時噩夢也會如此真切,最終總要醒的,發現它不過是個唬人的夢。我只希望此時有個人來猛力推推我,告訴我,我只是讓夢魘所陷。但是沒有這個把我拉出噩夢的人了。這噩夢我是要做到生命終結的。

  媽媽是個那麼健壯的人,一副爽脾氣,怎麼可能患這樣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總是不容分說地拾起(扛起、背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擁擠的人群裡給我開道,我卻甩著兩隻空手,不斷懇求她慢些走,至少也讓我拎一半行李。她根本不理我,因為在她眼裡我一向柔弱,渾身沒三兩力氣。有時我會跟她叫嚷:「媽媽,別人看見我這樣甩著兩隻空手,讓你老太太當挑夫,會說這個女兒真夠『孝順』的!」她仍是不理會,只是像個坦克一般闖去。這樣的一個媽媽怎麼會說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門口?

  幾天後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車到南京。媽媽已從外科轉到了腫瘤科。在我到達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來把真實病情告訴媽媽。哥哥一家和繼父的兒女們都覺得輪不上他們來給予媽媽這一句宣判。正如二十年前,由我來宣判爸爸對她的感情已耗盡,他們的婚姻該解體。人們之所以把這份重大而殘酷的權力委派於我,因為他們知道我在媽媽心裡的地位,當然也知道媽媽在我情感中所占的篇幅。

  從火車站到醫院的路上,我只感到將遭判決的是我,而不是媽媽。人們在計程車上你一句我一句,講著媽媽生病的始末。我一句也沒聽進去,只在心裡組合那個最殘忍的句子。我還一遍遍說服自己:媽媽應該知道真相;媽媽有權力明白地生或明白地死。我想,有我在她身邊,她會添很多力量來接受這有著巨大殺傷力的真理,我還相信媽媽的堅強,她那些磨難若擱在我身上,每一次都等同一個死亡。我在穿過腫瘤科的長走廊時,話都排好在了舌尖上。

  進病房時,我後腳沒跨進門就見媽媽臉迎著門,眼睛望穿秋水地滿是等待。我叫了一聲「媽媽」,淚水淹著眼睛和五臟。媽媽眼中,那等電話的等,等信的等,等在火車站接我的等,此刻全聚集在那兒……她像是等著我來搭救她,伸出已瘦黃的兩隻手,張向我,叫一聲:「女兒!」她嗓音已失卻了大部分亮度。我走上去,把自己置於她的雙臂之間。我那天在她病房裡耽了六個小時,那句最難啟齒的話,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縮回心頭。我想,我們把真實瞞著她,其實不是為她好,而是為我們自己好,使自己能得到虛假的安寧氣氛。在偽造的好氣氛中,健康人與病人的關係,要好處得多。我非但沒把實情告訴媽媽,還去串通主治醫生,請他幫忙維護我們善意的謊言。可是在我就要離開病房的時候,媽媽突然拉著我的手。南京三月的春意,是潮冷的,媽媽的掌心卻如以往那樣乾爽和溫熱。媽媽說:「女兒,媽媽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嗎?」

  我瞠目看著她,看兩行眼淚從她眼裡流出,翻越了不久前才崛起的高高顴骨。我的手在媽媽的兩隻掌心裡越發冷下去。我說:「別瞎猜。不是的,只不過是嚴重胃潰瘍。」媽媽看著我,有淚在我眼中燒灼,她笑了一下,帶出一口歎息,似乎本指望等待我回來,就是要我同她一塊兒承受這份真實的;卻發現我也禁不住真實,我也站進了對她隱瞞真相的人群中,靠著謊言,混一天是一天。看來她只得孤零零地去肩起那份真實的負荷。我眼淚再也噙不住,她卻輕快地拍拍我的手,說:「好好,不是就不是!」這種時候,她和我只有不朝那痛處看,或者看穿也不去說穿它。

  這天以後,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場,買回最新鮮的魚和菜蔬。看媽媽吃飯,是我最緊張和痛苦的時候。她是吃給我看的,機械地咀嚼,任何美味之於她都不復有在了;再別出心裁的菜肴,在她嘴裡都嚼成一塊蠟。化療越來越使她的進食變成一種折磨。媽媽卻還總說:「嗯,好吃!聞起來就香!」當然,這話她也是說給我聽的。我跨了重洋歸來,幫她回憶她從童年至今所愛的一個個菜譜,一些失傳的,一些刁鑽的,也都使出渾身解數為她做出來,她即使再難下嚥,也領我一份心的。我自然也是領她的心的。就像每天早晨我進入病房,大聲哈哈道:「媽媽,你今天氣色特好地!」她總是領情地一句:「是吧,我也覺得不錯。」

  第二次化療後,媽媽常從頭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頭髮,似敗草一樣。媽媽曾有好極的一頭厚發,演《雷雨》中四鳳,編一根又粗又長的大辮子。那樣活的一根辮子,一甩一揮都是生命。話題就從頭髮開端,媽媽講起她演的一出出話劇中的一個個角色,講到得意時,她是完全康復了。退回到了幾十年前的歲月,眼睛也是二十歲的眼睛,那早已拖長而形成一條深皺的酒窩,又圓了。媽媽是好看的,年輕時更是,榮耀的日子有過不少,似乎什麼都有過,只是從沒得到過爸爸的愛。

  五月份,我必須回美國完成一些寫作,處理一些事物。那時媽媽的情形也相對穩定。臨走前的晚上,我在媽媽床邊坐到很晚。她忽然講起她生我時的情形。她講得很仔細,一個細節也不滑過。她說我是在三分鐘內就衝鋒到了她的體外,當護士告訴她「是個女兒」時,她從產床上躥起,拉起醫生護士的手就說:「謝謝!謝謝!」似乎是醫生護士們成全了她對女兒的渴盼。

  我沒想到,媽媽會在離別時講這件事。也許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意。

  八月初,癌症已轉移到媽媽的脊椎,破壞了全身的造血機能。身體裡已基本沒有紅血球,媽媽在靠輸血過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對我封鎖消息,擔心我失眠症再次大發作。似乎是某種感應使我早早訂了機票,於八月六日趕到上海。剛在旅館下榻,我便撥了電話,通報我的到達。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話是:「媽媽昨天早晨過世了。」

  我連一聲驚訝都無力表示了。下面的話我全聽不懂似的,只是僵僵地把話筒漸漸從我耳畔挪開。我什麼也沒說,直接把電話掛斷了。似乎是一把刀刺進來,血尚要有一會兒才會流出來,疼痛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追上我的知覺。我一再問自己:我是個沒母親的人了?一個沒了母親的人是誰?我是什麼人?住在這空寂的旅館,走出去,外面將是個沒有母親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來。我坐在旅館的厚厚的陌生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約是十二點多了,我吞服了三倍於平常劑量的安眠藥,躺在床上,等著痛楚追上來,等著眼淚追上來。安眠藥半點效力也沒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劑量的藥。此時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無夢無眠亦無思。沒有了母親,祖國的版圖在我心裡,從此是缺了一塊的。

  五點鐘,我起來,撥通了美國的長途,我先生恰在等我電話。我不知道講了些什麼,只知道講得很長,抽泣使句子很斷裂。之後我收拾了行李,去搭最早一班往南京的火車。我坐在那兒,心裡白茫茫的,眼睛不大眨,也不大轉動。車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熱鬧地買著沿途每一種特產食品。我沒了媽媽,人們照樣啃無錫肉骨頭。

  追悼會安排在我到達的第二天。只有一小時,因為殯儀館四點鐘關門。我臨時寫了悼詞,語辭文法都稍嫌錯亂,只以滿腹遺憾,通體悲傷,將全文凝聚起來。我僅念了第一句:「親愛的媽媽,我回來了,不過已太遲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轟」的一聲大哭起來。四十歲的哥哥,我是頭一次看見他的眼淚。

  媽媽躺在鮮花叢裡,嘴唇微啟。哥哥告訴我,媽媽的最後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說:「不知還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媽媽年輕時同台演戲的朋友們都來了。還叫著我的乳名,還口口聲聲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錯覺來了。似乎又是幾十年前,我在後臺,穿梭于這些熟識的演員叔叔、阿姨之間,尋找媽媽。總會有個人喊:「賈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遺體告別儀式結束了,門外的蟬聲仍在號哭。我有一點明白,媽媽為何把我出生的經過那樣仔仔細細地告訴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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